" 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4,p
2)其实是一张关于话语研究的海报，它告诉人们这是一个信息丰富的领域，号召大家来此寻宝，并从总体上说明了时代并不仅仅由其经济形态、文化状况、社会制度、军事实力、人类自身的组织原则等等来分类与命名，时代同时还可以由话语的范式——一个类型特征的集合——来定位与定向。启蒙的时代其话语的范式是一种英雄崇拜的招牌，它制造中心与顶层，当然也制造精神控制与思想暴政。而我们的时代则把一切都看成是一种叙事，一种杜撰故事和言说故事的方式，康德的道貌岸然的律令式话语其实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谁在说话都无关紧要，他只是传达着他的故事，我们爱听就听，听了也未必照其行事。在这种叙事的氛围中我们自可不必担心话语成为捆绑我们的绳索，说大一点的词，话语的解构就这样实现了。这应该是人类深层次的解放，虽然利奥塔反对深层次，但话语对我们的统治和压榨可绝对是深层次的，它比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禁锢还要厉害。这种牢固程度由另一个法国大师布迪厄（5，p320）揭露无疑，他将这种专制称为符号暴力。这种暴力有一种特殊的工具理性：它实施的过程中是由暴力对象以他者的自我异化方式来进行的，被统治着协助统治者统治自己，被剥夺者协助剥夺者剥夺自己，被阉割者协助阉割者阉割自己。这应该说话语的控制的确居于深层次了。利奥塔正是在话语暴政的祭坛前号召人们去击碎话语的无情枷锁。它的政治意义也许大于其学术意义。
正如一切概念均是先被命名与分类而后获得其内涵和外延一样——这正是话语研究给我们的启示——“话语”也是如此。可以说，从结构主义的后期代表人物，如罗兰·巴尔特、斯潘诺斯……等等，到一个庞大的后现代主义阵营,都热衷于话语研究，几乎都对话语研究做出奉献.然而,到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6,p
7
7)才算有了一个比较中肯的定义与界说，话语是概念出现的地点，是概念的网络，话语的常数只是它的系统性，它不给概念命名，但是它却偷偷地把它的触角伸向概念的理想化结构，改变概念的内涵，当然也改变其外延。话语在这一点上不该被被理解为一个小偷，而该被当作一个以医术做幌子的强盗医生，它把自己意欲中的为自己的整体化服务的器官嫁接到概念身上。于是，概念的对象或称概念的外延便在这一过程中被话语确定。福柯的《癫狂与文明》（
7，第1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揭示了“精神病”这个语词如何在历史的不同阶段上制造它的外延。人类的文明史其实只是话语的不文明史，因为它从来不以公开性、公证性、公平性让语词在人们的公认度中获得自己的含义和指称，它被话语的暴政静悄悄地改变着，让意识形态把概念变成自己的奴仆，意识形态专政变成概念的专政，试想一下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反革命”这个概念如何在中国由意识形态来进行赋值就足够了。但是，在痛苦伴随着概念的意义转换时也的确有愉悦在某些概念的变迁中向我们走来，譬如，“商品经济”在新中国历史上的感情维系，前二十年那种鄙薄与仇视变为后二十年的颂扬与青睐。这决不说明话语在自身运转的时候会自然而然把愉快带给我们，只要想想这一切皆由意识形态操作便一目了然了。
概念由话语赋值，决不等于说话语的最小元素是概念，这是因为概念不能以独立的身份进入话语游戏关系的网络。话语的原子是陈述，一种建构话语实践的材料。何为陈述？这需要我们重新游历人类精神的航程，确定照亮人类精神航船的灯塔，借助其光芒来剖析不同时代的原子化事物，给陈述一个排列与对比的清晰描述。
人类的首次精神之旅肯定是在神圣性的光环之下，这是个在主体之外而由主体制造出来的事物统治我们的时代，亦可以是一块由这类事物统治的空间。奥古斯丁（8，卷11）早在一千多年前便以超越时间性来给其界说，现代人奥托（9，p58）分析了主体如何在心理上循环性地制造神圣，这种循环自然是说在人类的精神现象中率先孕育出神圣模本，在赋予外在性以神圣的形式并把这种神圣移植到我们的心灵深处，让它在那里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一场把主体性剥离开主体的手术，神圣性就这样穿上了客观性的外套。这样，最缺乏主体性色彩的语句便充当了描述神圣的基本单位。
人类精神之旅的第二航程当属超越性。这是个由政治上的克里斯玛型人物、经济上的富人和文化上的巨人来标示的时代，这是个崇拜英雄和英雄目的论充满魅力的时代，它把整体性、层次性、中心性作为动员人们行动和实践的口号，人们总是想给时间和空间打上自己主体性的印记，人们也更愿意给一切事物加上真实性的标签。一个叙事的单位——命题应运而生，它是指那些具有真假值的语句。习惯上把命题归结为逻辑的麾下实在有点狭隘，其实命题是一种元叙事的工具理性，或称一种元叙事的本体论单位。
人类精神之旅的第三航程当属凸显性。这是个由游戏的隐喻来表征的现象。游戏是实在性所代表的符号在平面上的运作，这恰如棋子和棋盘的关系，棋盘是一个平面，棋子是由实在性的差异表示的符号。其运作方式是有游戏规则制约下的无限的繁衍。这种规则就是凸显性的典范。凸显形成一种场域。这是布迪厄(5,p40
4)精心设计的术语。资本在运行中构成的关系网络，政治权力在法律体系下形成的分配规则，都是这种场域的杰作。人们在场域中对自己的经验性描述便构成话语。话语是人在说话，是主体在说话，它不被外在性的神圣之物所垄断，也不被英雄超人所独占，总之，是每一个应该表达自己的人在表达，想表达自己的人在表达。因此，话语的最小单位——陈述则是句子或命题加上主体性境遇性的那种事物。它具有永恒的现实性，因为它总是主体在一种特定的时间地理学氛围中说话。这样，在几个不同场合——时间中表达的相同的句子或命题并不构成相同的陈述。同时所有陈述又被主体的经线和纬线罗织起来，每一个陈述又以其他陈述为前提，在任何一个陈述的周围都形成一个共在的范围、体系，形成一套功能与作用的分配机制。每一个陈述都具有使其自己和其他陈述现实化的可能性，陈述在话语中形成相互支撑的网络。
“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准确的说明这个被称为话语实践的东西。我们不能把它同表达行为混淆起来，个体通过这种表达来表达思想、愿望、形象；也不能同理性活动混淆起来。这种理论活动可以被用于某个推理系统中；也不能同某个说话的主体在构造话语句子的时候所具有的‘能力’混淆起来：说话的实践是一个匿名的历史的规律的整体，这些规律总是被确定在时间和空间里，而这些时间和空间又在一定的时代和某些既定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或者语言等方面确定了陈述功能实施的条件”（
6，p150）。
精神、身体、理性、知识、思想、意识形态皆由话语来表达，在话语的表面我们看到的是一幅连续的画面，甚至是一部电影。当我们从话语的外在性转换到话语的内在性时，我们同时就揭穿了目的论的神话，在自我相关的意义上，话语即随着谁在说话的随机性而变得不规则，又因不同表达的需要而变得不连续，话语立刻和动力学、生物学、进化论、编年史、档案等所表示的价值正好相反的价值，它把不连续性、不规则性、断裂、缺憾、转换、跃迁等非目的论现象拥抱在自己的怀里。话语是一个绝对制造殊型的熔炉。 不知是出自巧合还是彼此相互借鉴，福柯(6,p10
5)与德里达(12,translatorsintroduction)都使用“踪迹”或者“痕迹”一类的术语来说明与话语相关的问题。福柯把话语最深层的规定性称为“痕迹”，德里达频频使用“踪迹”来说明书写如何双关性地把被新意义掩盖起来其内涵以踪迹的形式向人们标榜其顽强和顽固的欲望。由以上的内容可知，主体性、主体表演自己的深层意向不恰恰是这种“踪迹”类的事物吗？德里达将自己的哲学思考用四个词来概括：延异、播撒、替补、加上刚才讲述的踪迹。延异是由法词diference改变其中的一个字母变成diferance,来表达即差异又延续，即在时间上产生差异，又在空间上产生变异。这不正好是关于话语歧义性和丰富性的真实写照吗？播撒则说明主体总是把他自己的那幽灵一般的意图拼命压制，但又不能将其驯服在无意识的文本中，它们在各式各样的话语中像播下的种子一样结出硕果。替补则正好说明对话语的不同解读方式即共时又历时地供人选择。于是，踪迹、替补、延异、播撒归根结底构成了话语的本体，我们存在于话语的踪迹、替补、延异、播撒之中，存在于这种关系模式里。当加达默尔（13， p44）把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循环上升为本体论范畴时还没有真正走出人本主义的藩篱。尤其是加达默尔还未能很好地解决理解的历史性问题，即本文作者总是以其初衷规范着读者对文本的理解。理解决不可能变成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争吵，只能是循着作者的思路去进行各具特色的意义生产。正因为如此，赫施才在其《解释的有效性》中反复论证了理解实践中的一种前理解的必要性，即区分本文含义与意义。本文含义永远属于作者话语中的一种永远也不能消失的主体性，而意义则是理解过程中生发出来的读者的专利。生产本文含义服从踪迹、延异、播撒、替补的游戏规则，生产意义同样被其所限定。话语的研究把解释学当成到达其峰巅的一个中继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