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在阐述哲学的一般特征的同时，亦说明了各民族的哲学独有的特质，譬如印度哲学近于宗教，希腊及西方哲学近于科学，中国哲学近于艺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印度与西方皆为“有言的系统”，中国则主要为“无言之境界”。面对当今人类的危机，我们当沟通西方的“哲人”与东方的“圣人”，重建哲学，重建信仰，复兴人类的文化与文明。
[关键词] 哲学、智慧、学问、宇宙、人生、文化、文明、反省、批判。
一．什么是哲学？
这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问题，但却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自有哲学之日起，人们就从未有过一个关于什么是哲学的一统的定义。尽管如此，我们或许还是可以依据多数人所共同认可的内容，来就什么是哲学作一描述性的说明。
哲学，尽管各个民族的称谓不尽相同，譬如印度人称其为“达生那”（Darsana），意为“见”或“诸见”；而中国古代也曾称作“仁学”、“义理之学”、“玄学”、“理学”、“心学”……。不过无论作何种称呼，人们皆一致地认为：哲学是探求宇宙人生之本的最高智慧。
其次，哲学的产生皆起源于疑虑与惊讶。譬如屈原之《天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整整一部长诗，一百五十八问，皆是对宇宙人生的奥秘、对远古神话的传说的惊讶与疑虑。哲人正是由此开始了自己独立的思索与探求。并且，惊讶与疑虑将始终伴随着哲人的沉思。因此，人们一般认为哲学是从古老的神话之中挣脱而出。
再次，哲人首需宁静的心境，并辅之闲暇的时日，方可作智慧的探求。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对此，希土大哲亚里士多德亦有一段名言，他说：“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可以说，只有在生活必需品全部齐备之后，人们为了娱乐消遣才开始进行这样的思考。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它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学问中唯有这种学问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只是为了自身而存在。”[3] 因此说哲学是自由的学问！
第四．无独立的思考，则无哲学的智慧。同时所谓智慧的灵感，哲学中的新观念，新思想的出现，亦需各种不同的观念间的碰撞，哲人间的辩论与讨论。哲人不可迷信任何权威，必须具有深刻的反思与超越的批判精神。哲学诞生的“黄金时代”，也正是反思与批判特别深刻广泛，各种观念尖锐冲突，哲人间大辩论、大讨论的时代。因此说哲学是超越的反思与批判的学问。
第五．关于哲学与其它学问间的区别与联系，有人提出“两种真理与三分语言”说，即“外延的真理”（extensional truth）——也即科学（全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真理，使用“科学语言”；和“内容的真理”（intensional truth）——包括文学艺术与宗教的真理，使用“情感语言”，和道与哲学的真理，使用“启发语言”（heuristic language）
[4]。还有哲人认为，哲学流动于宗教、艺术及科学之间。哲学与宗教有着共同的问题，譬如，灵魂、自由、上帝等人类的终极问题；与艺术有类似的发展，任何一位哲学家都是一个独立的宇宙，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与科学有相近的方法，哲学也使用逻辑推论与证明等方法。但是，哲学最本质的特征是用思辨方法与启发语言思索并说出其它三家皆认为不可思不可说者！因此，
第六．传统上归属于哲学的神学、美学、伦理学、逻辑学以及认识论或知识论……它们都终究会成为独立的学问，对于它们的问题，哲学尽管也还可能涉及与研究，不过哲学的介入与研究，从根本上讲，是在它们之所以作为学问的最终根据上，这在它们自身则又是不可思不可说者。最终根据，在哲学又称做“先验（transcendental）及先天的（a priori）根据”，故哲学是纯粹地作先验及先天追问及探究的学问。
二．有言的系统与无言之境界
大凡世界各个民族在其抟成之初，几乎都伴随有长篇巨制的史诗产生，譬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古印度的《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它们集中地反映与保存了史诗拥有民族的原初宗教、艺术、神话与传说以及文明与文化的其他原初成果，充分地体现了原初民族的聪明与智慧，对该民族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与广泛的影响。可是，中土（至少可以肯定汉民族）却至今没有证据表明曾经产生过长篇的史诗。相反，中土的历史意识却最为发达，很早就有了甲骨文的记载，在龟甲兽骨上记事，则必须用最少量的字句，包涵尽可能多的内容。是否主要是由于这一原因，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譬如象各自不同的自然以及人文环境，关注问题的不同的取向，切入问题的不同的方式，……导致了各民族的哲学除了具有上述共性外，还具有各自不同的独有的特质。
印度哲学近于宗教，以出世解脱为其最高蕲求，具有彻底出世的倾向。其要意有三：一曰业报轮回，我人所做的一切。无论善事或恶事，由于身死而灵不灭，将均在来身受报；二曰解脱之道，以戒律（乃至苦行），禅定，智慧（对治无明），信仰（神权、祭祀、密咒等）达至脱离苦海，超越轮回之境；三曰人我问题，何为我？何为宇宙与人我之关系？如何达至梵我合一的正果？“梵”成为印度哲学的核心观念。总之是谈理所以得究竟，智慧有待于修正（即修行亲证）[5]。
希腊以及后来的西方哲学乃近于科学，以求知而谈哲理，以把握，甚至征服自然（包括人自身）为首要目的。是一种彻底入世的哲学。他们一开初切入的问题就是：世界的本原（archee）是什么？于是有了自然哲学；人是什么？——灵魂论；德性是什么？——德性论，等等。追问“是什么”的问题，势必要作定义，厘清语言表达与事物的关系，于是，产生了修辞学、逻辑学以及认识论。所以，至今西方哲学特别注重对概念名相的分解与分析，注重逻辑推理与论证。他们哲学的核心观念就是后来在每一门学科之后都要加上的“逻各斯”（Logos）。正是得力于这种严格的认知与周详的务实的精神，使得他们开启出了科学，开启出了民主自由的政体。
以上两家的共同之处在于皆力求完备、系统地言说不可言说者，因此建构起各种庞大的理论体系，卷佚浩繁、著作等身，故称为“有言之系统”。
中国哲学则近于艺术，和谐与交融了入世与出世的对立。为首先把握“生命”而求取智慧。因为重视与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重修身养性的躬身实践。由克服和克制自家一己（不合“理”或“礼”）之私欲，而让普遍之“仁体”、“本心”、“良知”真真切切地当下呈现，乃将自家的生命同宇宙之生生不已的大生命贯通，达至道通为一的圆满境界。因此，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是“道”。因为道是整全，层层的名相分析地言说无法把握" 道，故中国哲人更习于直觉智悟地心观全体。言说仅为了当下的开悟，更少有庞大的系统理论的建构。牟宗三更特别强调，直觉智悟与躬身实践是理性的自觉与自律，是理性的智慧，般若妙智，其远超知性的认知与分解。(自然，这也是中国逻辑学，科学不发达，民主自由政体不能开出的主要原因。) 它既正视人生及宇宙的荒谬，同时又肯定此人生与宇宙是可以提升至鉴赏的境遇，乃至由于可忧虑而提升到仁体笼罩的德性之最高境界。由宋明儒最终开出的“超越领域”，真切地构成了德性，美趣，智悟之立体的统一。
[6] 所以，我们可以称中国哲学为“无言之境界”。
三．我们如何研习哲学
对宇宙、人生问题的困惑，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进入哲学思考的契机。但是，哲学既不可能有统一的定义，这说明我们除了拥有历史上的“哲学家”们的著作外，似乎不大可能拥有“哲学”，因为，哲学在哪里？谁掌握着哲学？我们怎样会认知它是哲学呢？那么，与其说我们研习哲学，不如说我们最多不过是学习着去作哲学思考（philosophieren）。而那个哲学原型（Urbild），也即哲学的“宇宙性概念”（conceptus cosmicus）——它总是形成“哲学”一词的真实基础，并关系到那每一个人所必然对之有一兴趣者，最终也只可求其与它神似而已。不过，至关重要的是，“依此观点而言，哲学是把一切知识关联于人类理性的本质目的之学（teleologia rationis humanae）,而哲学家不是理性领域中的一个技匠，而是其自身就是人类理性的立法者。” 进一步讲，人类理性的本质目的有终极目的与隶属目的之分，而终极目的不过就是人的全部天职[7]，——让人成其为人！实现“圆善”意义的“至善”（最高善）。
如此意义上的“哲学家”，对人类可能吗？康德颇为悲观。然而，东方哲人譬如牟宗三却认为，康德所说的哲学原型或哲学的宇宙性概念若当为人体之，也就是通过存在的践履而全部朗现于一智慧生命之中，这样的人不是别人，而就是圣人，譬如孔子。如果哲学原型可由圣人的生命而朗现，而吾人亦依圣人的朗现而规定此原型，则此原型是具体地存在的。如果它是具体地存在的，则它亦是可学的。不过，在此，学必须是“觉悟”义。“学者觉也”。觉者以自家真诚心与圣人的生命，以及与依圣人的朗现而规定的哲学原型，存在地相呼应相感通之谓也。哲学乃觉学也。[8]
这样我们便明白了，雅斯贝尔斯为什么在说了只要选择你所倾心的任一位哲学家作精深的研读，就可以导引你进入哲学之后，还要特别强调，这样的哲学家最好还是象康德，柏拉图那样伟大的思想家[9]。而精深地研读一位哲学家的著作，依熊十力的主张，当有四要，即分析与综合，踏实与凌空。名相纷繁，必分析求之，而不惮烦琐。又必于千条万绪中，综合而寻其统系，得其通理。然分析必由踏实，于繁琐名相，欲一一而析穷其差别义，则必将论主之经验与思路，在自家脑盖演过一番，始能一一得其实解，(论主，犹言著者。纵由悬空想象而施设之名相，但此等想象，在其思路中，必非无故而然，况其有据而非空想者乎！) 此谓踏实。若只随文生解，不曾切实理会其来历，是则浮泛不实，为学大忌。凌空者，掷下书，无著者说，无世间种种说，亦无己意可说，其唯于一切相，都无取著。（取著意义极难言，学者须反观始得。）脱尔神解，机应自然，心无所得，而真理昭然现前。（此心才有所得，便是取着境相，即与真理相违。）此种境地，吾无以名之，强曰凌空。[10]
结束语
就哲学而论，无论西方以及印度的有言的系统，还是东方的无言之境界似皆已步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绝境。一方面，哲学自身的发展步履维艰，另一方面也几乎无人聆听哲学的智慧。总之，哲学于人们的生活态度，于时代的精神似乎皆无所建树。有人于是声称，人类已步入空前的危机与没落的时代！
其实，人类的危机与没落在任何时代皆与人类的生存并存。只不过在过去，危机与没落呈现为地域性罢了。而自近代以来，伴随着全球愈益高度的一体化，于是便逐渐地彰显与张扬为人类整体性的危机与没落。这对人类既是灾难，又如汤因比所言是挑战。只有敢于应对并成功地战胜挑战的人，才可能克服危机与没落。在这方面，“黄金时代”的人类已为我们树立了楷模。危机的克服，取决于新的创造！重建哲学，重建信仰，复兴人类的文化与文明，创建新的生存环境。而这一切又首先取决于哲学智慧的复兴与创造。所不同的是，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这种创造再也不可能是毫无联系的地域性的行为，而必然是贯通古今中外的综合性创造。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广泛地吸纳与融汇古人以及全世界各民族、尤其是西方以及印度民族的高度智慧与精神成果。况且，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上已经成功地消化过印度民族的最高智慧。不过人生觉悟之事，创造即重复，重复即创造，每一个人皆须从头来。
[11]
我们似乎可以期望哲学重新受到注意和爱好，这门几乎消沉的学问可以重新扬起它的呼声，并且可以希望这个对哲学久已不闻不问的世界又将倾听它的声响。让我们共同来欢迎这一个更美丽的时代的黎明吧！[12]
（附注：笔者最初曾长时期追随海思先生研习哲学，深受其思想的影响与熏陶。对此，笔者永远心存感激。）
注释：
[1] 参见《辞源》卷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重印，页517。
[2] 参见韦政通主编《中国哲学辞典大全》台湾水牛出版社印行/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89年重印，页767。
[4] 详见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1983年初版，页19—43。
[5] 参见汤用彤《印度哲学史略》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首版，页3—5。
[6] 详请参阅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一册，第一部“综论”，特别是其中的第一章“宋明儒学之课 题”和第三章“自律道德与道德的形上学”。台北，正中书局1996年重印，页一 — 六零， 和页一一五 — 一八九。
[7]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837—840/B865—868。
[9] 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哲学导论》柯锦华，范进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首版，页136。
[10] 参见熊十力《佛家名相通释》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首版，页6。
[11] 同 ， 页469。
[12]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卷一，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重印，页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