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引致资本外流，制造业空心化风险逐步加大。对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全球比较表明，2011年以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弱化：一方面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已基本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甚至发生一定的反转（如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另一方面，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尽管还具有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但这种劳动力成本优势可能被其他因素（能源成本、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削弱。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弱化的原因是劳动报酬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劳动报酬上升较快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速低于需求增速，而技能型人才（高级技工）短缺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中国制造业再也不能简单地以低劳动力成本取胜，企业必须由低成本竞争转向高技术竞争和差异化竞争。政府应致力于提高生育率和劳动参与率以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加快“双一流”建设和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以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以降低企业成本。
关键词：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劳动力成本优势；资本外流；劳动参与率；高技能劳动力；低端劳动力；劳动力供给
中图分类号：F241；F0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8）02-0091-15
一、引言
长期以来，中国依托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了全球价值链中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环节，不仅有效促进了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本身的发展，也提高了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环节的熟练程度，进而推动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然而，近年来，中国劳动报酬大幅上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5年职工平均工资为5500元，到2015年已上涨至61 240元。工资水平的迅速上升，致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逐渐减弱，国际分工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也开始逐步向越南、印度尼西亚、老挝等国家转移。同时，一些先进制造业也开始转移至墨西哥、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甚至回流至发达国家，这将对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形成一定的冲击。并且，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劳动力供需关系转变，劳动力成本将会进一步上升，那么这种冲击很有可能是长久的。因此，需要全面了解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变化趋势及其在全球中所处的地位，进而制定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以更好地应对将来可能存在的长期冲击，以保障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弱化问题凸显，国内学者也日益关注这一问题，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郑海涛和任若恩（2004）采用购买力平价调整方法，测算并比较了中、德两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成本[1]。陈超和姚利民（2007）采用汇率调整方法，测算了1978―2004年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变化趋势，并与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除印度外中国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国相比还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2]。都阳和曲h（2009）利用2000―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根据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变化分析各行业及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认为在此期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并未减弱[3]。贺聪等（2009）采用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指标，比较分析了2000―2006 年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和竞争对手的劳动力成本，发现中国劳动力成本依然具有明显的优势，但部分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不容忽视[4]。王燕武（2011）研究认为，1999―2009年中国制造业仍具有较大竞争优势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增速明显快于工资增速[5]。然而，周宇（2014）的研究表明，2009 年以后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明显，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推动出口高速增长的时代已接近尾声[6]。张国庆和林玳玳（2016）的研究证实，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与劳动报酬增速转化的拐点，在此之前劳动生产率增长快于劳动报酬增长，之后则发生反转[7]。李建强和赵西亮（2018）通过国际比较发现，近年来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目前已经高于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8]。
可见，国内学者对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变动极为关注。然而，现有文献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比较劳动报酬时大多使用的是工资数据。而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1966）的规定，劳动报酬不仅包括工资和薪金，还包括以各形式发放的福利以及雇主所承担的社会保障成本、税收成本、教育培训成本、职工招聘费用和住房成本等[9]。因此，使用工资数据可能会低估劳动报酬，特别是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的非工资报酬通常要高于发展中国家。二是大多采用单位劳动力成本衡量劳动力成本优势，而对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的变动缺乏系统的比较分析；并且分别采用汇率调整方法和购买力平价调整方法进行测算，而测算方法的差异可能会导致评估结果的差异。三是以往研究采用的数据较陈旧，且在进行国际比较时分别集中于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几个发达国家或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几个新兴经济体，未能清晰反映中国劳动力成本在全球中所处的水平。因此，一方面需要对研究数据进行更新，另一方面需要纳入更多的比较对象，这样才能更准确地了解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全球范围内的相对变化及其演变趋势。
在经历了多年高速增长后，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必然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因此，现有研究亟待进一步的完善。从理论上来讲，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变化与两大因素有关，一是劳颖ǔ辏二是劳动生产率。实际上，二者之间的相对关系决定了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变化。因此，在考察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演变时，必须了解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情况。有鉴于此，本文采用购买力平价调整和汇率调整两种方法测算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基于EIU（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数据库提供的劳动报酬数据和美国经济咨商局提供的劳动生产率数据，对1995―2015年中国和30个较典型的国家和地区的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力成本进行系统比较，以进一步明确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全球范围的演变趋势，进而为中国积极应对劳动力成本优势弱化的冲击提供经验依据和政策启示。 二、劳动报酬的全球比较
EIU数据库报告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工资报酬和非工资报酬，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劳动报酬的相对变化该数据库中中国的劳动报酬数据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相关数据测算而来的。笔者根据其数据来源对中国数据进行重新估算后发现，EIU提供的中国劳动报酬数据与工资水平数据更为接近，这可能与中国的非工资报酬数据难以获取有关。因此，本文在进行全球比较时可能低估了中国的劳动报酬。。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中国与比较典型的3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比较分析，具体的劳动报酬数据见表1和表2。
表1给出了1995―2015年部分新兴经济体的劳动报酬。中国的劳动报酬从1995年的0.283美元/小时上升到2015年的4.4美元/小时，增长了近14.6倍，不仅增速远超其他新兴经济体，而且绝对值也已远超印度尼西亚、印度、墨西哥三个国家。2015年，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的劳动报酬仅相当于中国的23% 和48%，印度的劳动报酬在2014年也仅为中国的40%左右。而巴西的劳动报酬在此期间并不稳定，呈现先降后升又下降的复杂趋势，这可能与巴西汇率制度的演变有关。
表2给出了除新兴经济体外的其他较典型的国家和地区的劳动报酬。从数值上来看，1995―2015年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劳动报酬要远高于新兴经济体；从增速上来看，发达国家和地区劳动报酬的上升速度又远低于新兴经济体（巴西除外），匈牙利和日本的劳动报酬甚至出现略微下降的趋势。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劳动报酬依然很低，2015年仅相当于美国的21%、日本的19%、英国的13%、法国的12%和德国的10%。因此，如果仅从劳动报酬本身来衡量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是具有较大优势，但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相比已处于劣势。
表1 1995―2015年部分新兴经济体的劳动报酬/美元/小时
数据来源：除印度外，其他国家的劳动报酬数据均来自EIU数据库；印度的劳动报酬数据来自美国经济咨商局所做的劳动力比较项目（2018年），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ilcprogram/index.cfm？
表2 1995―2015年其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劳动报酬/美元/小时
续表2 1995―2015年其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劳动报酬/美元/小时
续表2 1995―2015年其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劳动报酬/美元/小时
数据来源：同表1
三、劳动生产率的全球比较
本文采用美国经济咨商局中提供的各国家和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测算结果，由于其未提供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数据，需要对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进行单独测算。为使计算结果具有可比性，需要总劳动时间和增加值两项指标的数据，但目前中国没有准确的劳动时间统计数据。因此，本文首先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获得城镇制造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周工作时间，再乘以49得到大致的制造业年人均工作时间；然后，利用EPS（Economy Prediction System）数据库整理出中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将制造业就业人数与年人均工作时间相乘，得到制造业总工作时间；最后，用制造业增加值除以制造业总工作时间，得到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同时，考虑到美国经济咨商局在计算劳动生产率时使用的是经过购买力平价（PPP）调整后的增加值数值，为统一研究口径，本文在估算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时同样采取购买力平价进行调整。然而，采用购买力平价进行调整会高估中国的增加值总量，进而高估劳动生产率。为清楚地反映这种高估程度，本文同时采用汇率调整的方法来计算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并利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来消除价格波动的影响，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均在表3中列出。
从购买力平价调整的计算结果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从2002年的24.36美元/小时上升到2015年的47.73美元/小时，提高了近1倍，增长速度远超其他新兴经济体。从绝对值来看，2015年中国的劳动力生产率也远高于其他新兴经济体。由此可见，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也是中国劳动报酬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2011年开始，中国劳动生产率略有下降，这对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是不利的。1995―2015年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30%以上。整体来看，尽管2015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有了大幅提升，但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仅相当于美国、德国和法国的70%左右。而这还是使用购买力平价调整的结果，存在高估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可能（从表3中可看出，以汇率调整测算的结果要远低于以购买力平价调整测算的结果）。2015年中国以汇率调整测算的劳动生产率为23.8美元/小时，仅相当于以购买力平价调整测算的劳动生产率的一半，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更大；而与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相比，低于土耳其和俄罗斯，略高于墨西哥，只对印度尼西亚和巴西有较大优势。
表3 1995―2015年部分新兴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美元/小时
注：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数据为笔者测算，其中，中国（PPP）为购买力平价调整的计算Y果，中国（e）为汇率调整的计算结果；印度的劳动生产率数据缺失。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咨商局，世界经济总量数据库（Total Economy Database，2017），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 data/productivity.cfm
表4 1995―2015年其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劳动生产率/美元/小时
续表4 1995―2015年其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劳动生产率/美元/小时
数据来源：同表3。
四、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全球比较 本文采用单位劳动力成本衡量各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计算方法为：ULC=LCH/VH。其中，ULC为单位劳动力成本，LCH为劳动报酬，VH为劳动生产率。单位劳动力成本越低，则劳动力成本优势越明显。各国家和地区单位劳动力成本的计算结果见表5和表6。
根据购买力平价调整的计算结果，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从2001年0.025美元/小时上升至2015年的0.092美元/小时，增长了2.74倍。从上涨幅度来看，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上涨很快，特别是在2011左右。这一方面与中国2000年较低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前文分析的劳动生产率下降有关。从绝对值来看，自2013年起，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已超过印度尼西亚，且与墨西哥和土耳其也相差无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近年来一些产业外移到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等国。
而从汇率调整的计算结果看，2015年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已高达0.18美元/小时，几乎是购买力平价调整结果的两倍，是印度尼西亚的2.25倍、墨西哥的1.71倍、俄罗斯的1.62倍和土耳其的1.70倍。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已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值得注意的是，2001―2015年墨西哥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仅上升了6.1%，远低于其他新兴经济体，而在此期间，墨西哥兑人民币汇率下降了50%。可见，汇率调整加速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弱化，进而导致越来越多的产业转移到更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墨西哥、印度尼西等国。同时，从表6可知，尽管1995―2015年保加利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了1.79倍，但依然仅为24.67美元/小时，与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基本持平，这得益于保加利亚较低的劳动报酬（2015年保加利亚劳动报酬仅为5美元/小时）。可见，保加利亚较低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也是近年来其吸引大量外商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一些企业也开始在保加利亚投资建厂，据商务部统计，2013年中国对保加利亚直接投资流量约为2069万美元，2013年末中国对保加利亚直接投资存量已近1.5亿美元。。
表5 1995―2015年部分新兴经济体单位劳动力成本（ULC）/美元/小时
续表5 1995―2015年部分新兴经济体单位劳动力成本（ULC）/美元/小时
表6 1995―2015年其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单位劳动力成本/美元/小时
续表6 1995―2015年其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单位劳动力成本/美元/小时
当然，劳动力成本仅是影响制造业成本的一个因素，能源成本、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因素同样会引起制造业成本优势的变化。以中、美比较为例：2001年美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为0.26美元/小时，同期中国以购买力平价调整计算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仅为0.02美元/小时，美国相当于中国的13倍，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2015年美国单位劳动力成本为0.31美元/小时（同期中国为0.092美元/小时），仍然相当于中国的3.4倍（即使从汇率调整的计算结果看，美国单位劳动力成本仍是中国的1.72倍）。这说明，若仅从单位劳动力成本来看，虽然中、美的劳动力成本差异逐步缩小，但中国仍具有一定的优势，难以有效解释近年来一些产业回流美国的现象。为此，本文借用波士顿咨询公司所做的一项研究成果进行说明。图1给出了2004年和2014年中、美两国制造业成本指数的构成及其变动情况。2014年，中国制造业成本指数为96，与美国仅相差4个点，中、美两国制造业成本的差异已经不大；而在2004年，二者还相差13.5个点。拉近二者成本差距的除劳动力成本外，还有能源成本，特别是天然气成本，2014年中国天然气成本高出美国2.9个点，而2004年几乎无差异中、美天然气成本变化的巨大差异，主要是由于近年来美国对页岩气的开发利用使得其天然气成本相对降低。实际上，因此而受益的还有墨西哥等国。据EIA估计，2012年墨西哥共进口了7790亿立方英尺天然气（其中6200亿立方英尺是从美国进口），导致墨西哥自2004年以来天然气价格下降了37%，进而使其具有显著的能源成本优势。。可见，美国的能源成本优势抵消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如果进一步考虑美国的减税等政策效应，中、美制造业成本可能趋于一致，甚至发生反转，制造业回流美国自然也是企业出于经济成本考虑的结果。
图1 2004年和2014年中、美制造业成本指数对比（美国=100）
数据来源：波士顿咨询公司（2014），网址：https：//www.bcgperspectives.com/content/interactive/lean_manufacturing_globalization_bcg_global_manufacturing_cost_competitiveness_index/
五、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弱化的原因及应对策略
综上所述，从全球范围看，与20世纪末相比，当前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确实已被显著弱化（特别是2011年以来）。从变化趋势来看，一方面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已基本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甚至发生一定的反转（如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进而引致部分制造业转移到这些具有同样或更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尽管中国还具有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但在综合能源成本、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多方面因素之后，这种劳动力成本优势被削弱，进而引致部分产业回流至发达国家和地区如Sleek Audio、卡特比勒、ATM机器生产商NCR、玩具生产商Wham-O、发光二极体生产商Seesmart LED等企业正在逐步回迁美国，松下、日本大金、夏普、TDK等企业也开始逐步回迁日本。。同时，这种由劳动力成本优势弱化以及其他成本相对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将是持久的，这对新时代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如何应对这种冲击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将是中国政府和企业必须面对的难题之一，也是保持中国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首先，必须进一步深入分析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弱化的原因。劳动力成本优势取决于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关系，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弱化是由于劳动报酬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特别是在2004年之后）。那么，如何理解中国劳动报酬的快速上涨？中国社会科学院2017年发布的《国人工资报告》指出，2004―2015年中国的工资水平上涨了2.95倍。而根据表1的数据，中国的劳动报酬也是从2004年左右开始快速上升的，从2004年的0.8美元/小时上升至2015年的4.4美元/小时，上涨了4.5倍。劳动报酬和工资的上涨幅度存在一定差距，这说明，在此期间中国的非工资报酬也出现了快速上涨，并且比工资上涨得更快，图2证实了这一点。中国社会保险支出从2002年的0.14美元/小时上升到2009年的0.61美元/小时，大概上升了3.4倍，但同期的基本工资仅上升1.5倍。因此，中国非工资报酬的快速上涨显著提升了劳动报酬的上涨速度。当然，非工资报酬的快速上涨是中国工资水平提升的一个结果，也是劳动制度逐渐完善的一个重要表现，这里主要分析工资水平快速提升的原因。
图2 2002―2009年中国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每小时报酬
数据来源：2002―2009年美国劳工统计局2013年所做的国际劳工比较（https：//www.bls.gov/fls/china.htm）
中国工资水平的快速提升，一方面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劳动力供给不再是无限供给，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趋于递减。如表7所示，自2012年开始，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出现绝对下降。但是，从劳动力需求来看，蔡P（2012）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2002―2010年中国劳动力需求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6%，而劳动力供给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10]。由此可见，中国诙力需求的增速超过供给的增速。同时，即使受到经济转型的影响，中国经济保持较高速度增长依然是大概率事件。因此，劳动力供需增速的差异短期内难以消除，这将进一步加剧中国劳动力供需的结构性矛盾。
表7 2006―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及占比
数据来源：相应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5年的15～59岁人口数据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不仅体现在高技能劳动力方面，还体现在低端劳动力方面。2004年中国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反映了低端劳动力的短缺，为争夺这些稀缺劳动力，诸多企业不得不通过提高薪资和福利待遇等手段留住现有劳动力并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在此背景下，自然会引致低端劳动报酬的不断上涨，而且这种主要由低端劳动报酬上涨引致的整体劳动报酬上涨的速度要大于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劳动力短缺，特别是低端劳动力的短缺是引起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而这种低端劳动力短缺是由于农村有效剩余劳动力数量持续下降导致的[11]。
图3对招工难问题给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根据2006年公布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2004年农民工的主体在16～30岁（大概占农民工整体的61%），其整体平均年龄也仅为28.6岁。本文利用相关数据测算了1990―2016年中国15～29岁人口的比重，其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1990年中国15～29岁人口比重为15.9%，其后一直下降至2000年的12.9%；而在此期间，中国GDP从1.89万亿元上升到41.3万亿元，上升了将近21倍。此后十几年，该年龄段的人口比重基本维持不变；更为严峻的是，在2013年左右，该年龄段的人口比重又开始下降，到2016年仅为11.5%。15～29岁人口比重的不断下降，使得中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也从2004年的28.6岁逐步上升至2016年的39岁，也就是说如今的农民工主体很可能还是2004年的那批农民工，只是年龄变大了。
图3 1990―2016年中国15～29岁人口比重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https：//www.populationpyramid.net
上述分析，也有助于理解中国为何在2013年12月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紧接着又在2015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缓解劳动力的短缺问题。然而，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不可能一蹴而就，“二孩”政策所带来的劳动力供给效应至少也要在15年后才能得以体现，在这期间依然会面对比较严峻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并且，由于当前中国的生育率并不高，甚至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因此“二孩”政策的劳动力供给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在高技能劳动力方面，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公布的数据，2015年中国高技能人才大概有4501万人，尽管总量比2010年增加了57%，但占总就业人员的比例依然不到6%，与日本（40%）、德国（50%）等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同时，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估算，2015年中国高级技工缺口规模近1000万人，按照现有的劳动力供给水平，这种高级技工短缺的状态将长期存在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15年底，全国共有技工院校2545所，其中，技师学院434所，在校生322万人，就业率达到97.4%，骨干院校就业率达到100%。可见，即使技工院校在校学生就业率达到100%，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技工人才缺口大的问题。。而高级技工人才短缺是制约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制约《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必须从战略层面给予高度重视为解决技能型人才短缺的问题，2014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期通过加快发展职业教育体系培育更多的中、高级技能人才。这将有利于缓解我国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并抑制劳动力成本的过快上升，但这并不是短期内能见效的。。
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上升，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也开始不断下降（见图4）。中国总体劳动参与率从1990年的79.37%下降至2016年的70.77%，其中，男性劳动参与率从1990年的84.97%下降到2016年的77.88%，女性劳动参与率从1990年的73.49%下降到2016年的63.35%，女性的下降幅度明显高于男性。劳动参与率的不断下降，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二孩”政策的劳动力供给效应。实际上，由于“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以及人口的老龄化，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持续下降。因此，如何减缓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提升女性创业就业的积极性，增加女性劳动力供给，也是需要关注的重点所在。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中心组织撰写的《2016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也曾指出“全面二孩”政策可能对女性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并建议通过出台《反就业歧视法》、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扶持力度等一系列手段，提升女性参加工作的积极性，进而减缓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过快下降。此外，笔者认为国家和社会还应切实解决好幼教和养老问题，消除女性就业的后顾之忧，这样才能有效减缓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美国也出现类似的现象，一项最新的调查研究表明，美国超过70%的非劳动参与者不参与劳动的原因是照顾家庭、身体残疾或提前退休。其中，女性不参与劳动的主要原因是照顾家庭（36%），男性不参与劳动的主要原因是身体残疾（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