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的基本定位
“一带一路”战略是涉及亚欧非65个国家（含中国）、44亿人口，贯穿欧亚大陆，东连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性战略，是中国人实现“中国梦”和“世界梦”的交汇桥梁。准确把握其战略定位，应超越认知局限，确立三种视角。
二是超越简单的“点线”思维，确立“地区战略”的视角。“丝绸之路经济带”起点于中国，中转于中亚和中南半岛有关国家，延伸至中东和俄罗斯，落脚于欧洲。“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由海上通道，联结中国、东南亚、南亚、中东、印度洋、南太平洋乃至欧洲。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它横贯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重点涉及三条陆上线路、两条海上线路、六条经济走廊，经过中蒙俄、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欧洲、非洲七个区域或次区域，以及西太平洋、南太平洋、北印度洋、地中海和东大西洋五大水域。实际上，它是中国提出的一个陆海并进、依托亚洲、辐射周边、影响全球的泛亚地区战略。“一带一路”虽以“带”、“路”冠名，以沿线中心城市和重点港口为节点支撑，但究其实质，却是一个以“古丝绸之路”为文化符号、以“丝绸之路精神”为价值诉求，以高度灵活、富有弹性的双多边合作机制为平台载体的开放式国际区域合作网络。因此，它不是一个点线状或条带状的固定空间范畴，而是中华民族和沿线各国共有的一种精神符号象征，是一个以点带面、从线到片，不断发散延伸、逐步深化拓展的区域合作进程。
三是超越单纯的经济、文化维度，确立“长期综合战略”的视角。“一带一路”战略以政策协调为基础、以经济合作为主轴、以人文交流为支撑，致力于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从本质上讲，它具有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共同安全的双重属性，是一个具有全球视野、蕴藏中国智慧、高屋建瓴、内涵深刻的长期综合战略，具有对外统领性质和深远历史意义。“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要义集中体现在：着眼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刻调整，主动设计中国版的全球化战略，加快推进欧亚一体化，打造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改革、提升全球竞争优势的重要平台。它以稳固周边、布局全球为根本着眼点，以打造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为重要动力，以中亚、东南亚地区为战略枢纽，以深化战略互信、扩大互利共赢为重要依托，以构建新型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纽带为主要抓手，以构建区域安全新架构、地缘政治新格局为政治追求。因此，理解“一带一路”，最重要的是站在政治高度、大战略高度，全面看待其对于我国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深刻意义。说到底，它既是我国对内谋求经济转型升级，对外输出产业资本技术、获取战略资源保障的主要抓手，也是我国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扩大影响力的关键平台。此外，欧亚大陆历来是全球战略枢纽。
从长远看，“一带一路”战略的目力所及，已非实现“两个一百年”国家战略目标所能局限，实际上它已对整个21世纪的中国全球战略做出了历史性的安排。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安全风险与挑战
“一带一路”战略作为中国版的全球化战略，必然会面临全球化的系统性挑战。我国在国防安全、边境防控，以及灾害防范等方面将会面临各种风险。
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带来的全局性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地缘政治关系错综复杂，是大国战略博弈的敏感区域。大国的战略判断及其政策立场对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具有重大影响。
美国方面，中国发展“一带一路”不仅将对美“新丝绸之路”及“北南走廊”计划形成严重干扰和直接冲击，而且中国创设400亿美元“丝路基金”和1000亿美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凸显了美计划的空洞无力和投入不足，并对其主导的国际金融和投资贸易体系构成现实挑战。如果欧洲转向融入亚洲，美全球战略设计将被迫彻底改变，美霸权衰落进程将加速演进，难以逆转。为挽回霸权颓势，未来美国可能在双边层面进一步强化“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技术合作成分，加大对亚洲贫困国家扶持力度及与我国竞争力度；在地区层面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抓手，推动美国版亚太经济融合，阻滞欧亚大陆深度合作；从全球层面着眼重建合法性，改革国际金融和贸易管理机构，努力维系在世界经济治理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同时，美还将在我国周边策动新一轮“颜色革命”，并煽动各种势力设置障碍；继续挑动和利用南海争端，加深东南亚国家对我国的战略疑虑，离间我国与东盟整体关系，在我国海上施加更多压力，弱化我国抑制海上争端升级、降低海上通道风险的努力；发动一场抹黑我国战略意图、唱衰我国战略实施前景、放大我国枝节问题的舆论战，破坏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互信、经济合作和安全协调。 俄罗斯对“一带一路”战略保持戒心，担心它会影响欧亚经济联盟，干扰俄罗斯主导的后苏联空间经济一体化，抢占横贯西伯利亚的欧亚大陆桥的商机。乌克兰危机以来，俄对华战略倚重增强，对“一带一路”战略总体持理解、配合立场，但仍担心因参与“一带一路”，形成对华战略依赖，冲击其主导的“欧亚联盟”战略，削弱其对西伯利亚地区的控制以及在中亚的传统影响力。同时，俄虽为“欧亚双头鹰”，但从根子讲更倾向西方，目前转向东方并非理所当然，而是不得不然。尽管从目前形势看，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中俄“不盟之盟”仍有相当宽广的合作空间，但未来如果美欧要与俄搞战略缓和，俄也绝不会放弃任何一次机会，届时俄对华战略需求降低，不排除大幅调整对“一带一路”基本政策立场的可能。
日本将遏制中国作为谋求重新崛起的着力点，将不可避免地实施干扰性、破坏性竞争遏制行动。日本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将进一步削弱其亚太影响力，并与其中亚“丝绸之路外交”存在利益冲突。未来可能伺机介入南海争端，拉拢东盟国家反华遏华，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形成牵制干扰；利用经济援助、项目合作等方式，拉紧与沿线相关国家关系，与我国展开针锋相对的经济竞争，降低我国对相关国家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中亚地区，可能会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和项目投入规模，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进行牵制，降低我国对中亚国家的影响力。
地区国家政局动荡蕴藏的潜在风险。“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地区许多国家是所谓“转型国家”，正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期、“民主改造”探索期和社会局势动荡期。一些国家由于“民主”体制不健全、移植西方民主“水土不服”、旧体制惯性强大等问题突出，政权更替频繁化、政局动荡常态化将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成系统性风险。中亚、中东、南亚部分国家政局不稳定因素持续积累。2016年，中亚国家将展开新一轮大选，会导致一些国家政权更替和政局动荡，“一带一路”战略面临被搁置的风险；一些国家政治精英因权力内斗而无暇顾及经济可持续发展，也将严重制约我国与中亚经贸合作的深入推进。中东地区结构性力量失衡加剧，阿盟分裂趋势扩大，各国党派纷争不断，国家政治建设蕴含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印度对地区局势的强大影响力，使我国在南亚建立稳定的战略立足点面临诸多困难。南亚中小国家视“一带一路”战略为发展机遇，但其国内政局发展的不确定性，可能会使我国成为其国内政治纠纷的牺牲品。东南亚国家政治转型进程加快，“一带一路”战略受其国内政局、党派政治纷争干扰加大。部分国家党派势力为争取选票，往往以顺应“民意”为由，将我国的投资项目作为利益交换筹码，进行阻挠干扰。一些国家为转嫁国内政治矛盾，也可能单方面宣布搁置在建项目。如泰国政局动荡，导致中泰“高铁”计划流产；缅甸国内政局不稳，加上美国特工煽动破坏，导致中缅密松大坝工程和中缅合资的莱比塘铜矿项目被叫停。
涉我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的掣肘与阻碍。涉我领土主权和海上争端问题十分复杂，也将深刻影响“一带一路”战略。南海局势发展的不确定性，加重了东盟国家“两面下注”心态，阻滞“一带一路”在东盟落地生根。越、菲等声索国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为手段，鼓吹“中国威胁论”，极力将共同应对南海问题标榜为保持东盟内部团结的“旗帜”，强力推动东盟集体介入，阻滞“一带一路”在东盟落地生根，避免东盟对华经济依赖进一步上升。中印边界争端是印对华战略疑虑的重大因素，印度或明或暗设置障碍实施牵制的可能始终存在。印度与美国联合发表《美印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联合战略展望》，强调所谓南海航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扩大海洋安保合作，突出牵制中国的政策导向。利用对孟加拉国的影响力，强行涉足索纳迪亚深水港80亿美元项目建设投标，挤走中国竞标公司，并可能继续对我国在南亚投资进行干扰。中日钓鱼岛之争僵局难解，日将钓鱼岛之争视为维护亚太地区主导权的核心标志。钓鱼岛争端严重激化，可能使我国东海、南海以及中印边境等争端形成连锁反应，“一带一路”所依托的稳定发展环境将受到冲击。
内外因素复杂互动带来的经贸投资运营风险。“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采取“经济+安全”的双轮驱动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因国内外、诸领域因素交织互动、相互激荡产生的风险挑战，也将对有效维护和促进我国国家利益带来较大的压力。近年来，中国海外投资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但受外部投资环境和企业自身因素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遭遇挫折的案例时有发生、风险明显加大。同时，受一些地方、部门急功近利心态影响，中国企业在大举“走出去”的同时，各自之间也存在不少一哄而上、恶性竞争的现象。从海外投资环境看，投资与市场机会不利，中国企业与西方跨国公司相比有明显的“后发劣势”，只能到投资环境差、风险高的国家和行业去寻找机会。从企业自身因素看，因我国海外投资起步较晚，企业不熟悉国际市场、缺乏海外投资经验，以及会计、律师、咨询等中介机构发展程度低、风险评估能力弱等问题比较突出。从国内协调机制看，中国企业“走出去”困难众多，但反映最多的还是协调难。在“走出去”过程中，时常出现信息不对称、资源碎片化、工作不连续、落实不到位甚至打乱仗等问题，既不利于力量整合统筹，也易造成资源重复浪费。
这些风险挑战，总起来看，无非是“一大一小”。“一大”指的是来自美、俄、日、印等大国的全球性风险挑战。其中，美国把东南亚、俄罗斯把中亚、印度把南亚看作本国传统势力范围，日本把中国作为宿敌。总的看，各大国对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思想上高度警觉，行动上严密盯防，个个都有举措。“一小”指的是来自中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地区性风险挑战。这些风险挑战虽处于地缘政治破碎地带，但均具有新旧交织、多元复合的特点，可能成为长期困扰、牵制和消耗中国的“战略溃疡”。如果战略处置失当，各类风险累积共振、相互激荡，将引发联动反应，形成“安全海啸”，给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带来全局性挑战。
“一带一路”的总体构想及风险应对
威胁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见威胁。“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从“有全球影响的地区大国”跃升为“综合性的全球大国”的一种尝试、一种路径，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宏伟事业，全国上下一定要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精心设计，扎实推进，分步骤实施。总体设想如下：
第二阶段，2023年至2050年，以28年为期，相当于从建党百年到建国百年的时间跨度，同时契合我国“建国一百年”的时间节点。目标是中国经济转型取得重大突破；开放性经济新体制基本建成；战略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基本成型；海上战略支点、海外军事保障能力取得突破性进展。
习近平主席指出：“万事开头难，起跑决定后程。”“一带一路”虽然是一个互利共赢的好事，但毕竟是在沿线国家的家里通过，在人家地里种菜，在人家家里干事，在相关大国的后院里穿行，必然会面临许多风险挑战。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今后两三年至关重要。必须树立起长期经营、战略经营的理念，不能盲目乐观、操之过急、一哄而上。在起步阶段，把可能的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相关准备工作做得更扎实一些，是将构想渐次付诸实施、顺利变为现实的关键一环。
全面开展沿线局势风险评估，加大战略预置，避免不必要损失。未来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成威胁的既有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还有其他世界或地区性大国和强国；既有传统威胁，也有非传统威胁。在威胁方式上，既有地区性冲突，也有相关国家的内战和骚乱。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大都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复杂积聚，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境外安全问题诱因复杂、不确定因素很多，社会动荡、政权更迭、民族矛盾激化、宗教冲突、战火战乱、经济纠纷、利益冲突、种族歧视、排华反华及特大事故、灾害等，都可能使“一带一路”战略受到影响。因此，必须正确评估不同地区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安全因素，细化对一些地区未来局势的风险评估。但是，当前国内对“一带一路”高唱赞歌的多，风险评估的少，算计盈利的多，估算损失的少。各地30多个城市竞相宣布为“一带一路”的起点，希望争政策、抓资源、抢先机，对此要保持足够清醒的认识，对国内“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区的“一把手”加强培训，树立风险意识，长期经营、深耕细作，严防盲目乐观、操之过急、一哄而上。 首先，建立统一的科学论证机构。由中央牵头，组织与利益拓展密切相关的政府机构、军队、企业集团和学术研究机构，对未来可能的安全保障需求进行全面研究和科学论证，确立中国战略利益拓展安全保障措施的基本框架。
其次，整合全国情报资源。集中全国情报力量，加强对中亚、南亚、中东、东南亚及相关重点国家局势走向的战略评估，评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带来的可能影响，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可能变数，通过多做一些“不可行性论证”，为政府高层决策和相关部门采取措施规避风险，保护国家战略利益提供战略战术情报。
第三，加大对海外投资目标国家风险研究的投入力度。鼓励企业设立独立的海外投资风险评估部门，加大对研究机构和高校在风险识别评估方面研究的支持力度；加快海外投资风险分析师队伍建设，学习跨国公司的国际经营经验，提高中国企业处理与当地政府、社团和居民之间关系的能力和技巧；构建境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预警和管理体系，全面和量化评估中国海外投资所面临的各种风险，为国内企业降低海外投资风险，提高海外投资成功率提供参考。做实每个小题目，写好这篇大文章。
加强沟通协调和顶层设计，扎实做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各项准备。“一带一路”是百年复兴大计，必须矢志不移，一张蓝图干到底。同时，也应注意谋势布局，力争从各个方面，做到计出万全、有备无患。
一是统筹协调、精心布局，实现从大政方针到行动方略的深化拓展。围绕每个项目合作提出具体方案，同时统筹考虑经济效益、沿途安全、地缘政治等限制因素，围绕风险管控和环境塑造拿出可行办法，逐步构建起互联互通的“软性基础设施”，为“一带一路”建设构筑更加坚实可靠的战略托底，以免事有反复、陷入被动。
二是增信释疑、聚同化异，有针对性地加强政策沟通、强化利益协调。充分利用外界渴望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的心理，以灵活方式、创新思维和实际行动，努力减少竞争负作用、积聚合作正能量。注意纠正既不了解对方、也不愿意了解对方的问题，大大加强对沿线国家语言、文化、宗教和现实情势的学习研究，寻求“摸着石头过河”与“投石问路、架桥过河”的有效对接。
三是小步快跑、行稳致远，保持合理的目标预期与推进节奏。清醒把握对方认同程度及自身能力限度的“两个限度”，切忌在目标设定上过高过急，以免战线过长、失速脱轨。在实施步骤上，应先易后难，由近及远，不宜盲目铺摊设点。在推进速度上，应顺势而为，造势而行。一方面，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和韧性，戒除我们建政以来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急”；另一方面，也要见缝插针，抢抓机遇，不失时机地推动局面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迅速发展，力求路越走越宽广、越走越通达。
处理好与多元力量的竞合关系，形成于我有利的战略态势。对俄、印等地区大国，应力避触动其战略敏感神经，适度满足其合理利益诉求，努力提高双边经济依存度、战略兼容度和行动协调度，并注意以机制化安排及时锁定相关合作成果，着力形成一种合作只能前进、不能倒退的局面，确保我国在陆海两路的第一站不遭遇挫折。对美、日等域外大国，坚持不排斥、不曲求，不在大国的神经中枢上争高低，必要时可视情在资金、技术、经验等方面，与其开展一些选择性合作，以减轻其战略猜疑，稀释其对抗动机。化解美“亚太再平衡”给我国带来的不利影响，力争把“美国的亚太”转化为“中国的周边”。同时，注重外围取势、借力制美，推动与拉美国家在安全领域的深度合作，在美“后院”打楔子、安钉子。利用好美俄矛盾、美欧矛盾，以及“西线”的中亚、南亚问题等可利用的因素，牵制美国在我国东线搅局添乱，耗散美战略实力、减轻我们战略压力。协调与欧洲的关系，在欧洲关切的中亚生态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项目开展合作，妥善处理与欧洲之间的重大经贸摩擦和金融矛盾，避免中欧之间在此领域爆发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危机事件。
积极推动“大周边”外交，营造我国安全与发展的有利环境。“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基本上与我国的大周边地区吻合。通过深化经贸关系，加强对朝鲜、蒙古、巴基斯坦、缅甸、越南、中亚和东盟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打消其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恐惧和担忧，塑造稳定、和平、友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强化周边战略依托。加大宣传中国永远不称霸、“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提升国际话语权，破解“中国威胁论”，增进相关国家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认知，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夯实“一带一路”战略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加强与相关国家新闻媒体建立长效合作机制，支持优秀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文艺表演、影视剧、媒体等文化“走出去”工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改善周边国家和地区对我国的舆论生态。加大对我国“走出去”企业的教育。重视发挥非政府组织（NGO）、行业协会、智库等民间力量的作用，为“一带一路”战略在相关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提供一个高效的机制性纽带。警惕美国等国家在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及中亚5国策动“颜色革命”，干扰“一带一路”战略进程。重视发挥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等国的作用，调动其共同防范和应对中亚地区“颜色革命”的积极性。
建立包容性风险规避机制，以双多边合作方式保护海外利益。这既包括利用现行国际法、国际规则及机制，也包括创建新的国际机制和改革现行国际规则。积极利用现有国际机制，维护人员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能源供应和海外市场拓展。积极参与国际性和地区性多边或双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完善和构建，如WTO、G
7、APEC、IMF、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东盟（10+1）等，充分运用参与各种首脑峰会、高层论坛等机会向国际社会明确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利用国际规则制定、议程设置和程序安排保障中国权益，逐步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为国家发展和安全创造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利用一些全球性多边组织保护自身海外利益，比如联合国、世贸组织、世界银行、“77国集团”等。杜绝构建排他性的安全、经济机制，积极推动亚太自贸区与亚投行建设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占据道义优势。深化与美国、印度、俄罗斯、日本、欧盟、伊朗、沙特、土耳其、阿富汗等国家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确保在政治、安全、经贸、教育、社会、文化以及人员往来等多领域展开战略合作，确保实现国家利益。
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推动我军事力量以和平姿态“走出去”。“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仅是国家发展战略，也是国家安全战略、对外统领战略。军事力量必须为“一带一路”战略顺利推进提供服务保障，建立自己的“车马店”，为我海外利益安全提供战略支撑。
首先，应紧密配合国家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法律斗争，科学设计和确定军事力量走出去的时机、方式、规模和范围，塑造有利战略态势和部署格局。抓住地区经贸投资规则重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重塑的战略机遇，以新生安全需求为牵引，以安全规则重组整合、安全事务有限介入、安全态势引导塑造等为重点，明确我国军事力量是“地区和平保证者”而非“地区安全提供者”地位。
其次，应立足周边安全合作平台，打造军事力量走出去的主通道。充分利用亚洲基础设施等互联互通的物理性连接，进一步拓宽、延伸军事力量的活动范围。通过与重点国家的谈判协商、签定协议等方式，部署必要的军事力量和装备器材等，建立陆上机动作战的前沿部署基地和海上补给保障基地，执行危机反应与突发事件处置等应急任务。在相关经济合作机制框架内，以国家和地方为主体，由海外中资机构运作，由我国企业出面与相关国家签订长期、短期或临时租赁协议，借用或租用他国机场，预留军事需求接口，确保未来需要时能以合适身份接管，直接为我军所用。基于集体安全机制，采取顺、派、联的策略，推动军事力量“走出去”。在联合国主导的国际维和、国际救援等行动中，按照联合国、东道国或行动主导国的统一协调，积极与国外军事和民事力量开展运输、医疗、维修等多领域的相互支援。
再次，应坚持陆海统筹、陆海并进，将军事力量运用向海上前移、向海外前移。一方面，应按照“四海一体、两洋统筹、控近慑远、通畅和谐”的目标思路，加大我执法维权行动力度、海空兵力存在密度、慑阻遏控强度，确保我国海上力量无事站得稳、有事控得住。另一方面，以非战争军事行动为主导，从非敏感安全领域来入手，按照循序渐进、择机突破的方式，推动我国海外军力运用模式从局限于境内及边境、领海，向立足本土、辐射周边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