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媒体技术与新闻报道的互动
赵如涵：您最近撰写的《把关模式的转型》（Gatekeeping in transition）①是基于何种背景和观察的研究？
汉德雷克斯：把关理论是新闻学研究通用的、基础的范式与内容之一，新闻的本质与语境自此理论产生之初就在不断地被丰富，也产生了对把关理论的质疑：把关理论依然具有解释性吗？或者说它是否已经不适应发展的需要而应该被抛弃？而通过研究，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把关理论依然具有解释性，如果我们对其进行拓展，将新媒体的生产、流通和接收纳入其过程，它将更具解释性。在《把关模式的转型》一书中，我着重阐释了为什么把关理论如此重要以及它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新闻生态系统。这本书从组织、制度、社会视角探讨了21世纪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中把关理论的运用，并为未来的把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式和角度。
赵如涵：您的新书是对数字媒体中新闻实践与传播理论的再思考，提供给我们一幅新技术与新闻报道互动的图景。新技术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请问您认为这是否会给新闻从业者带来巨大的挑战乃至危机？
汉德雷克斯：数字技术出现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正在瓦解与重构新闻生态，使得原有的平衡发生了改变。新闻的特质和记者、媒体、用户、资源等都产生了剧烈变化。但是，认为这一切的改变使得传统媒体没有任何价值的看法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全球范围内都在宣称电视会很快消失，但电视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我们需要思考，为什么人们在随时随地可以观看网络电视时依然需要线性的电视？电视媒体在未来可能会有所改变，但现在它依然很活跃。印刷媒体与纸质书籍在此种环境下也被认为会消失，但至少在目前看来这种情况尚未出现。不可否认，我们正在系统的、模型式转折的中心位置，但我们预测未来时仍需持谨慎的态度，我们只能期待这种变革的结果是为我们带来更高质量的新闻报道，人们也可以获得更高质量的信息，但这一切仍需冷静观察。
赵如涵：您认为技术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中是否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研究新闻传播学是否需要与技术的发展契合？
汉德雷克斯：社会科学所关注的问题与自然科学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例如，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常与社会的发展进程同步，社会某一时期的发展可能会持续20年至50年，同样，我们的观察和研究也会持续较长时间。因此，相对自然科学而言，多数社会科学更为本土化，知识积累的过程更为漫长。新闻与传播科学也是如此，例如无论人们如何纠结，自互联网、智能手机出现之后，美国报纸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因此，我认为对于研究范式的形成还需要持續观察。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媒介、现象等问题与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我们需要契合现实问题、本土问题，同时置于宏观社会环境中加以分析。
二、新媒体技术在全球各领域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赵如涵：您是2013-2014年国际传播学会（ICA）②的主席，当前国际会议的议题和已经发表的研究论文中，有关新兴媒体技术的讨论是否在扩大及深化？
汉德雷克斯：传播学学者与大多数社会科学学者一样，都在持续关注社会问题。他们必须要观察社会中的变革，进而对变革进行阐释，寻找产生的原因和带来的结果，并在可能的条件下预测未来。因此，媒介技术非常重要。例如在短短几年中，一些与传播与技术议题相关的研究小组已经成为国际传播学会年会中与会者最重要的部分。另一个信号是，在国际传播学会中出现的关键概念都与社会中技术的发展有重大契合。我认为，这也表明国际传播学会在研究新技术方面非常成功。
赵如涵：在中国已经出现了BAT③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合作，在欧洲有相似的情况吗？您认为此类合作会产生何种影响？
汉德雷克斯：数字化经济的另一个悖论是：尽管在线商业在发展起步时期不需要巨额投入，许多小型互联网公司和小企业也在大众创业的背景中产生，但我们依然要关注大型企业的资本集中。如果用户感觉疲惫或直接转移至其他媒介平台，大型企业将会逐步被瓦解。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但谷歌、亚马逊或者脸书网与此有巨大区别，因为他们足够庞大、富有，可以在竞争信号出现时就开始制定相关对策。如果一个新公司拥有某种新的概念，这就是商业模式的核心资源，可以通过这种新概念去吸引、拓展更多的个人用户并逐步成长，这个公司终究可以获得成功。互联网巨头正在积累我们无尽的信息，定位市场的目标决定了我们的数字化脚印将被复杂算法来处理。尽管现在互联网巨头们目前效率有限，但他们越来越复杂并拥有越来越多的用户，更可怕的是，许多人看起来并不在乎自己的隐私。没有人知道，在未来5年、10年或50年，互联网巨头们会生产出何种产品。欧洲在保护个人隐私方面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政策的制定者和法院正在试图为数据巨人制定更多的限制，但这在全球经济的语境中困难重重。
三、新闻传播教育的新趋势
赵如涵：当下世界范围内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
汉德雷克斯：虽然我对许多不同国家的新闻传播教育有一定了解，但要对国际范围内的传媒教育趋势进行判断，依然困难重重。因为学界不仅对技术的变革格外关注，对变革的结果也充满期待。例如在新闻学教育中，学生需要掌握多种能力，如应对频道多样化的快速反应能力，以及熟悉多重表达的模式。但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提醒学生，对新闻快速生产带来弊端的增多保持警惕。也就是说，伴随着技术的发展，新闻教育不仅需要增加对各种能力的训练，同时也需要增加对伦理和法律问题的新思考。
另一个趋势是全球化使得产业与专业的要求达到新的平衡点，我们的学院教育需要跟上产业需求，因为我们的责任是帮助学生面对就业市场，但必须要坚持那些我们认为是对的和重要的理念。
赵如涵：中国许多高校逐步开设了大数据新闻新媒体等创新课程，以此应对技术发展带来的媒介环境变迁，对此，欧洲新闻传播学教育有何经验？
汉德雷克斯：新闻传播研究和教育，需要反应迅速，不断接受语境的改变。但同时，特别是在高校，我们必须对迅速发展所带来的疏漏、错误保持高度警惕。此领域会出现许多新的、被认为重要的事，我们需要判断这类重要的事本身的性质，是否存在基础理论方面的错误。如果是，我们必须放弃，这也是学术研究显现其价值的地方，我们将运用以事实为基础的方法论的研究，决定我们是否要跟随流行。
当下，数字技术是媒介系统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错误趋势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有些专家和工业领袖试图就有关未来发展方向的议题说服世界，这种议题通常主要应对短期存活的流行趋势和试图自我满足的需要，偶尔能获得成功，偶尔不能。
如果高校对快速的改变过于好奇，就存在成为流行追随者的危险，也有可能被特殊的、新的教育结构反制。数据新闻是大数据在新闻领域应用中的一个很好的尝试，其应用者宣称在未来将成为新闻记者游戏规则的改变者，由此获得了许多关注。但是，是否需要为此改变我们已成体系的、成熟的新闻教学方式，还值得持续观察。我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提供一个特殊课程，学生可根据个人喜好进行选择。但我们不应将其强置于必修课程，因为学生有权利选择是否需要成为数据新闻记者所需要的高级统计学、数据可视化等技能。
四、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色及与欧洲的异同
赵如涵：您作为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客座教授与中国高校开展了多种合作，在您看来，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与欧洲新闻传播学教育有何差异？
汉德雷克斯：不同国家的新闻与传播科学以及与此领域相关的实践，具有共通性及多样化特征。其共通性体现在：传播的社会实践、新闻的角色以及新兴媒体在世界诸多国家的普遍存在，相关理论本身和学术研究超越了国家边界，被全球学者们关注、分享，特别是学术期刊、书籍与国际会议，都体现出新闻传播学科中许多问题是国际共有、共通的。但是，现实中的传播实践和许多理论也需要在特殊的社会、文化与政治语境中思考问题，将理论发展与结论的探究置于全球、本地双重语境中，这也是极为必要的。
中国的新闻与传播教育与其他地区有很大不同，在全球新闻与传播科学建设中显得非比寻常又不可或缺。与此同时，我们需要防止自己陷入一种偏见，即每一个地区都过度依赖自身特点因而彼此隔离。特别是在中国，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特质的大国，发展中国特色的研究路径和新闻传播学教学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推动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基础教学等方面，也应该广泛参考世界的标准和共识。
赵如涵：在交流互动过程中，您觉得中国新闻传播学学者与学生有何种特质？
汉德雷克斯：在全球旅行中，我遇到的学生与同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即使用英语和法语，这使得我能够与以非法语及非英语为母语国家的一部分人进行互动，并产生一些印象，这非常重要。例如，那些使用英文进行沟通的人想必具有一定国际化导向的思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担当了跨文化传播的执行者角色。
我对于中国新闻与传播学同仁们植根于中国本土语境、媒介与传播本质的研究，以及积极参与当下国际竞争的积极姿态颇有感触。我认为，他们正在国际标准与中国特殊语境之间寻求一种可被认可的健康平衡。我来自一个小国家，我的国家本身分化为两个语言文化区域，因此对我来说，学术生涯中的国际化是一个自然形成、必要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我有机会与之互动的同仁与学生依然是中国的小部分，包括我职业生涯中遇见的学生都仅是整个中国的小部分。因此不得不说，我对他人知之甚少。但是，与中国的学界同仁、学生沟通交流，使我意识到幅员辽阔的中国可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也有更多可供研究的中国本土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