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新时期外交积极有为的支柱工程，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已经进入全面推进的阶段，将深刻影响亚欧大陆的地缘经济和政治面貌。那么，这一战略与十多年来蓬勃发展的东亚区域合作是什么关系？将在多大程度上与既有的东亚合作项目形成互动互补？会不会给复杂的地区内部关系带来转机……围绕这些问题，本刊记者对正在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进行了专访。
《世界知识》：国内外对“一带一路”建设非常关注，您认为这个战略构想是否涵盖东亚，对东亚合作的前景会产生什么样的带动作用？
张蕴岭：“一带一路”既是对外战略构想，也是为推动区域合作发出的倡议。应该说，它和原来我们提出或参与的区域合作框架是相互接轨的。作为战略，它主要体现的是新时期的全面对外开放态势，以及与此相关的新的全面对外开放方式。
新时期的对外开放是要把加强我们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与推动周边地区的发展结合起来，实现共赢。过去我们的开放重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开放市场，吸引外资，发展国内市场；另一个是开拓外部市场，扩大出口。“一带一路”则通过实施大的合作项目体现我们对外“走出去”、加强合作发展以共同受益的新方式。
“一带一路”在实施中将会涉及很多境外的合作伙伴，必须依靠大家协商，共同布局。我想其内容大概应该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改善发展环境，通过互联互通构建基础设施网络，包括跨境铁路、公路这样的工程。要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光靠开放市场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健全发展的综合环境，提升发展的基础。互联互通的概念其实是东盟首先提出来的。东盟国家总结自己的发展历程，发现相互开放市场对其内部贸易和投资的促进作用并不像预期的那么显著，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内部基础设施、发展环境的欠缺。通过“一带一路”，我们就可以帮助东盟建立基础设施网络，实现互联互通，改善发展条件。
二是通过布局产业园等合作项目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带动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在这次“两会”的讨论中，我提出这样的带动应是一种“创造性转移”，它跟传统的替代转移不同。替代转移就是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治理、产能过剩等原因，某些产品在我们这儿不再生产了，转到国外去。创造性转移则是项目驱动型的，是做增量的，而不是简单的异地生产。简单的异地生产人家也不欢迎，毕竟现在各国的环保意识都提高了，想转移污染项目很难实现。
三是带动地区的综合发展。过去我们的对外合作主要侧重于经济， “一带一路”则是以经济为基础，还会带动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也可以改善国家间的关系。“一带一路”和亚洲现有的合作机制和倡议是接轨的，并非要取代什么，因此我们必然要考虑接轨的具体方式。“一带一路”的视野远远超出东亚，更多体现的是亚洲的合作。东亚有“10+1”、“10+3”、东亚峰会、中日韩合作，从整个亚洲范围来讲，有上海合作组织、亚信峰会、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俄印三国合作等等，都可以找到接轨的方式。这样也有助于化解外部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意图的怀疑，避免一些人将其看作一种扩张性甚至并吞型的战略。
《世界知识》：中韩自贸协定已经草签，中澳自贸协定谈判也已取得重大突破。另一轨道上，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议（TPP）有可能在今年夏天达成初步协议。您是否认为这些不同层面上自贸安排所取得的进展――双边也好，小多边也好，会对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形成一个促进或者倒逼？东亚区域合作环境将面临什么样的改变？
张蕴岭：李克强总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提出，要统筹多双边和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这就包括尽早签署中韩、中澳自贸协定，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推动与海合会、以色列等自贸区谈判，力争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建设亚太自贸区。这是一种全方位的安排，是战略性的布局。但是各种自贸区特点不同，谈起来也各有侧重和难点。TPP固然对中国参与其中的其他形式自贸安排产生一定的竞争，RCEP谈判同样对TPP有竞争性。我个人感觉目前一些双边、小多边自贸区建设所取得的进展更有可能刺激RCEP谈判的加速。这个谈判本来就计划今年年底初步完成，现已举行七轮，正加紧推进。
中韩自贸谈判的完成确有可能带动中日韩自贸区的进一步探讨，使日本感受到一定压力。目前，中韩之间打通了，日韩谈判仍处在停滞状态，中日自贸区则连影子都还没有，所以三国对中日韩三边安排的期待其实都升高了。但中日韩三国经济结构差异比较大，也没有领导者。原来大家设想让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走在RCEP前面是比较理想的，现在看来可能性不太大，还是得一步一步耐心谈。从中韩、中澳自贸区谈判过程看，其实都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谈的都是基础性协议，也就是分步走，把最基本、最重要的先谈下来，难的、敏感事项留到后面。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恐怕也得按这个模式来，“高水平”、“一揽子”的设想操作起来有很多困难。
《世界知识》：中韩贸易近些年发展得特别快，实际规模有可能在今后两三年之内超过中日贸易额。这种超越会不会导致东亚乃至亚洲的地缘经济和政治面貌发生一种临界点式的变化？
张蕴岭：这个问题不必看得太重。中韩贸易发展迅速有一定的特殊原因。韩国很好地利用了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把大量产业都转移到中国来，这就在中韩之间构成了投资拉动型的经贸关系。随着中国国内生产成本的增加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一部分原来在中国市场进行生产加工的企业恐怕会继续向越南、柬埔寨等更低成本的东南亚国家转移。而日本的产业转移速度和规模比韩国更快，又受到政治因素影响，所以中韩紧密经济伙伴关系也面临新的挑战。 过去我们主要是利用韩国的技术，韩国则利用中国的市场，形成比较特殊的互补型经贸关系。这个阶段快要告一段落了，双方需要以自贸区建设为契机进一步提升彼此合作水平，寻找新的合作方式，构建新的合作关系。韩国市场是一个很小的市场，而其承诺的开放度相当高，如果将来大量中国商品涌入韩国市场，可能会引起泛政治化的问题，中国可以接纳更多韩国商品，但韩国未必承受得了更多中国商品。所以对东亚内部的贸易关系，恐怕不应只看增长速度的高低，还要能够预测不同时期的变化特点。
我本人正参与研究中韩自贸协定中特别提到的加强威海和仁川两市合作问题，类似的条款在其他任何双边自贸区协定中都是没有过的，中韩协定却能单列一条，为什么？就是要先行先试，通过两个城市之间的试验摸索，突破谈判难点，发现新的合作动力。
《世界知识》：在您看来，是不是有些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强大存在疑惧心理，这种疑惧会不会对我们的地区战略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构成根本性的阻碍？
张蕴岭：确实，下结国家对中国心存疑虑，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中国块头太大，发展速度太快，不可能不引起一些国家特别是邻国的恐惧和担心――恐惧你在争端中使用武力，担心你妨碍它的市场，形成垄断。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心态应该有正确的认识，要理解它们的担心和疑虑，要多做工作。毕竟，这些复杂心态是与中国“强大了”有关。对于“一带一路”，我特别希望国际上应更多看到这是一个旨在实现互利共赢的“倡议”，而不要渲染它是中国寻求什么目标的“战略”，我们的对外宣传也要注意，越是强调它的“战略”属性，人家就可能越害怕，还是要多做合作、协商的工作。
我曾提出“一带一路”的实施有三大风险：第一是共识风险，千万不能搞“我强就什么都是我的”，那样很难与沿线国家达成共识。第二是沿线政治关系变动风险，比如最近斯里兰卡发生的变动。因此要有很好的研判，把风险评估做好，也要意识到中国因素正在成为很多国家政治变动的重要变量。第三是资金投入风险。“一带一路”相关项目规模都很大，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有些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样的多边机制，有些通过丝路基金等我们提供的“池子”，将来还要带动民营企业参与，对资金风险要有足够的预警能力。
《世界知识》：不少人认为，如果中日韩能够确立总体和谐至少是基本稳定的关系状态，亚洲的未来将会比较美好。但现在日本的政策趋向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其与中国、韩国的关系都很困难，长远看，三国关系前途何在，政治困境能否被超越？
张蕴岭：中日韩之间、特别是中日之间的矛盾是转型中的矛盾，处理起来要有长远眼光，也要有战略耐心。近代是中国衰落、日本崛起，现在是日本下滑、中国崛起，很多矛盾都在发生历史性的转换。我们看到，日本要应对中国实力迅速提升给它带来的挑战，它自己要分析各种可能性以维护其既有利益，毕竟日本在亚洲有过巨大的投入，所以中国现在对哪个方向上加大投入日本就在哪个方向上加大投入。也要看到，日本也有它自己的强国目标和战略，要借助各种矛盾来破除战后对其形成的限制，从美国的完全控制中解脱出来。对于这样一种复杂情况，中国要对日本有更加综合、全面的分析，看清日本在做什么，不能过分简单化、情绪化地理解它的内外政策。在这种历史性的转换中，要善于寻找商谈、合作的空间。最近虽然中日总体关系没有发生大的好转，但双方已在就如何避免风险、防止冲突进行协商，恢复了安全对话，这是好事。因为这两个议题是地区各国共同的关注点，矛盾再大，也没有谁愿意看到亚洲发生新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