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了“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这不仅带来中国总体外交战略的转向，同时也将推动国际秩序发生深刻调整，形成新的国际运行规则。因此，倡导多元包容的文化精神，构建符合“丝路精神”的国际话语体系，获取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避免各种误解误读，乃是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贸合作以外更深层、更复杂的问题。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话语权；建构主义；认同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02-740820507-00-03
“一带一路”战略伴随中国和平崛起而提出，在未来8-0年将对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产生重要影响，代表着中国外交战略开始从“韬光养晦”向“有所作为”甚至“奋发有为”的话语体系转向，必将对国际关系既有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通过深入解读其政治逻辑，更好地理解和传播“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增信释疑、构建认同”，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的合作，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利益拓展，也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本文拟利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关话语权的概念对“一带一路”战略具体落实中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提出构建“一带一路”国际话语权的路径建议，期望能够对今后的相关实践提供一些参考。
一、构建“一带一路”国际话语权的必要性
认同是构建国际话语权的关键。“话语权”powerofdiscourse是指“话语”所包含的或体现的权力，即话语是权力的一种载体和表达方式。通俗地讲，权力是“话语”的目标，而“话语”是获得、展示和运用权力的手段。国际话语权的本质，是以非暴力、非强制的方式改变他人的思想和行为，并使一国之地方性的理念和主张成为世界性的理念和主张。当今国际政治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话语权政治”，[2]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曾在《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写到：“我们的号召力量不是来自我们的经济财富或我们的军事力量，而是来自我们的思想”。[3]获取话语权首先要让自己的话语在国际社会上得到认同。
构建认同是减少战略误判、避免国际冲突的重要方法。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温特认为，文化和观念不仅影响国家行为的各种动机，还影响国家的基本特征，即身份认同。[4]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一国可以通过提出富有吸引力的价值主张，并以互动和对话的方式，形成更加广泛认同的价值共同体。这种价值主张包括制度、规则文化以及价值观等，通过适当的渠道和方式直接作用于国际话语权，形成国际认同。[JP]
2以“一带一路”战略重构国际话语体系。“一带一路”战略融合了基于地缘政治的空间观与基于历史维度的时间观，既是对当今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秩序深度调整的一种回应，也是对历史文明的传承和未来国际秩序的一种构想，无论从实现手段还是最终目的上，都离不开国际话语权这种软力量的构建。综观各国、各界对“一带一路”的分析和解读可以发现，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目的和动机的解读较多，而对其效果和影响的客观、定量分析较少。当然，该战略提出才年多时间，相关政策文件刚刚发布，相关研究面临着理论和实证的困难。但如果在战略提出初期就出现话语混乱，将对整个战略的后续推进造成不可预估的负面影响。[JP]
把握国际话语权的前提是形成预期的话语体系，最终按照本国的理念来塑造世界秩序。“一带一路”战略的理念和定位，不但是探索国与国合作的新模式，也是探索全球治理、塑造另一国际秩序的新模式。因此，国际话语体系的构建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对理念内涵的准确解读；二是对话语争夺的深层次目标――规则主导权的竞争。
当前国际上占主导的话语体系，主要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自由、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等建构的霸权式的国际性话语，冷战结束后先后推出了“历史终结论”弗朗西斯・福山FancisFukuyama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文明冲突论”亨廷顿认为，冷战之后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未来的全球政治格局是多极的和多文明的，是文明之间的“竞争性共存”、“民主和平论”“人权高于主权论”“失败国家论”等论调。这种话语方式的不合理之处在于带有强烈的排他性质，人为地对一些非西方的文明进行矮化，其目的在于强化西方认同，维护西方文明话语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以期最大限度地利用对自身更为有利的、非中性的国际规则来约束或限制竞争对手。与此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日益要求在国际事务中享有更多话语权，为自身发展谋求更大空间，因此亟需构建符合自身发展的国际话语体系。
“一带一路”国际话语权就是要通过弘扬“丝路精神”，向世界传播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理念和主张，构建认同，形成更合理的国际话语体系和国际秩序。该战略不仅需要带动一批实体项目“走出去”，同时输出的还包括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中国新外交理念、外交哲学，通过弘扬“丝路精神”来打造“平等相待、发展共赢、共同安全、文明互鉴”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一种新的国际话语体系。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话语内涵
“一带一路”的历史底蕴。“一带一路”不仅是一种历史现实，同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表达，因此在这一语境下推进经济和外交战略，自然就面临着要打通历史和现实的问题，通过恰当表述，避免抽象和负面的解读，才能破解中国外交转型过程中在国际上所面临的话语困境。
古代丝绸之路在缺乏国际机制和组织框架的情况下延续了上千年，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并扩大了跨国商贸活动和跨种族文化交流。中国作为古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国家，历史上从没有寻求领土扩张和霸权，这与西方列强通过贸易寻求殖民统治他国的历史形成了鲜明对比。[5]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对郑和船队七次远洋航行的评价是：“应当指出，中国人从不曾抢劫和杀戮，这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其他入侵印度洋的欧洲人不同。”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这是古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6] 2“一带一路”的现实内涵。今天我们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重提“一带一路”，与古丝绸之路一脉相承，其目的不是要按照考古的方法严格地重新再走一遍古丝绸之路，而是有更宽广的视野、更远大的目标：传承“丝路精神”，表达我国共同体外交新理念，增进文化和文明的交流与互动，实现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国家的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命运共同体”意识继承与发展了我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符合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同时也有利于世界的整体和平与发展。
“共同体外交”不是要单纯寻求一国利益，而是将共同体成员利益捆绑在一起，实现共同的利益增值。在204年月28日召开的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就曾经强调“正确义利观”，指出：“要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因此，区域开放主义、利益均沾、透明化操作是“共同体外交”的逻辑基础，也是区域多边主义与开放主义的合法性基础。共同体包含三重意义：利益共同体，即要在满足需求上做文章；命运共同体，即要在应对挑战与回应压力上做文章；价值共同体，即要在相互欣赏与内心认同上做文章。在这种逻辑思维下理解“一带一路”战略，就会有一种在新的形势下与世界人民，尤其是与第三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
三、构建“一带一路”国际话语体系的路径分析
构建国际话语认同的路径模型。国际话语权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命题，要在国际上获得话语权起码要经过以下五个步骤：构建话语、表达话语、接受话语、形成认同、影响规则。一个国家首先要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然后建构合适的渠道传播话语，最终实现影响甚至主导国际规则的目标。能够按照自己的理念来提出议题、设定议程、制定规则，这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得到认同的关键指标。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崛起道路上的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具体的工程项目打通各国经贸往来的通道，而且还包括一系列能够得到国际认同的发展原则和哲学理念，以期得到国际认同、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和理解，构建新的国际话语体系。长期以来，中国外交一直奉行“韬光养晦”的思维方式和国际话语方式，导致我国在国际话语建构中常常停留在构建话语、表达话语阶段，而在影响受众接受话语、形成认同和影响规则方面能力明显不足。在国际话语体系面临转型之际，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在国际上已经引起很大反响，如何担当起共同体外交理念的倡导者和规则制定的主导者的责任，已成为经贸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外更深层、更复杂、更长远的战略问题。
“一带一路”国际话语体系的构建核心是传播“丝路精神”。首先我们自己要做好对“丝路精神”内涵的正确理解，构建能够为国际所认同的价值体系；其次我们要搭建合适的平台、利用合理的渠道来对外表达“丝路精神”；三是研究国际话语表达方式，在国际上形成对“丝路精神”的认同；四是通过适当方式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在崛起的过程中履行相应的国际责任。
2破解“一带一路”话语误读。“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后，特别是《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发布以后，“一带一路”战略的意图、政策手段、前景更加清晰明确。但是，目前仍有一定程度上的误读亟待厘清，以便及时纠正误解、减少疑虑，创造积极的国际话语环境。
首先，避免国内误读。在国内的许多宣传和研究文章中，有四种和“丝路精神”相悖的观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强调通过资源、能源合作保障中国的资源、能源供给，确保稀缺性资源的战略安全。诚然，“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确实拥有丰富的资源和能源储备，如黑金石油、煤炭、蓝金天然气等，但是这些国家并不喜欢成为“骑士的马”；二是“过剩产能输出”，此语总会让人感觉“落后产能倾销”的感觉；三是将沿线国家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这样无形中就会把中国定位为“恩主”；四是对“一带一路”国家划线过粗，如把22个阿拉伯国家看做一个整体、把5个中亚国家看做一个整体、把54个非洲国家看做一个整体等等，这种划分会不自觉地落入类似“文明冲突论”那种话语逻辑，存在先入为主的歧视性语言。
其次，破解国外误读。国外对“一带一路”的误读和近年来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疑虑不无关系，一些学者曲解和误读倡议的目的和意图，将“一带一路”解读为中国向周边及欧亚大陆推行的具有扩张性质的地缘政治战略，挑战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如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克里斯・约翰逊说，“一带一路”将加强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区域合作，但是这种广泛的合作或许将挑战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俄罗斯学者谢尔盖・卢贾宁认为，“一带一路”构想的目的是中国重新划分从太平洋到欧洲的经济版图，同时遏制美国并将其赶到大西洋。
203年2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宣布，拒绝中国在吉境内修建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的计划，认为中吉乌铁路无法解决吉尔吉斯斯坦的任何问题，吉需要的是一条连接吉南北地区的路线俄罗斯的北南走廊。这一决定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吉国内反对派担心通过投资建设中吉乌铁路，中国因此会获得通向吉金矿、白银、铝、铜和煤炭资源的路径。法国世界大事网刊登了以色列海尔兹利亚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报告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中国通过在西亚投资基础设施，为获取中东石油并运回国内铺路。[7]
3“一带一路”国际话语体系的构建。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不同、信仰不同、要求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中国要与沿线诸国打造命运共同体，既充满挑战、也藏有变数。作为这一战略的发起国和主导国，中国需要努力构建和睦共处的协商话语环境，赢取沿线国家的认同、信任、支持与合作，助力该战略的成功实施。 第一，加强基础理论建设。当前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理论基础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和社会发展理论，它不仅为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合理性解释，而且为西方资产阶级向全球扩张和建构世界话语霸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另外，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以及科学技术成果，为建构西方世界话语体系的优势奠定了科学理论和科学技术基础。“一带一路”作为一项世纪工程，其目标是探索全球治理、塑造另一种国际秩序的新模式。因此构建一种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经得住历史考验的国际关系理论，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战略最终能否实现预期目标的重中之重。
第二，拓宽理念传播渠道。互联互通尽管从字面上体现了基础设施先行的战略部署，但从国际话语权的视角看，最终要落实在人员和信息的交往，尤其是人与人的精神、心灵和思想的交流上。一是需要加强在正式外交场合中对“一带一路”理念的传播。如习近平主席在204年亚信会议上提出的“新安全观”，在205年博鳌论坛上详尽解释“一带一路”的“四是四不”；[8]二是需要加强对民间交流的指导。特别是“走出去”的企业和公民，更要加强语言和文化的学习，保持“文化包容”CulturalTolerance的态度，通过“规范性力量”NormativePower向世界传达“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丝路精神”。
第三，积极参与规则制定。当前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有助于国际新规则的最终确定。但是在推进全球规则战略调整过程中，务必首先深入研究现有国际规则，通过平等参与和共同协商来制定新的规则。
结语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反响，既有支持、也有质疑、更有反对的声音。尽管我们已经提出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建设路径、提议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但是要提出适用于全球且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全球规则尚需时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并不丰富，对相关规则的理解有待深化，如何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形成有利于我国对外交往的话语环境，还需要更多努力。本文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话语权的概念出发，对“一带一路”的精神内涵进行分析，提出构建“一带一路”国际话语权的模型，旨在通过话语体系建设，破解各种误读，提高国际社会对我国新的外交理念的认同。
参考文献：
[2]张志洲话语质量：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J]红旗文稿，200，4
[3]尼克松999：不战而胜[M]北京：长征出版社，988：293
[4]王帆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范式与命题[M]世界知识出版社，203
[5]黄朝翰丝绸之路经济带赋予古丝绸之路新时代内涵[N]人民日报，204-05-3
[6]李建民“丝路精神”下的区域合作创新模式[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3，2上
[7]冯巍，程国强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评价[EB/OL]中国经济新闻网，204-0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