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国际建构主义教师协会年会上，笔者应邀作了一个题为“建构主义对中国学前教育的影响”的报告。在报告后的提问互动环节，与会者（其中许多是国际著名的建构主义学者）的所有提问几乎都聚焦于“中国文化、中国政治对建构主义的容忍度有多大”，笔者的回答是“不大，甚或很小”。
一个值得听取的报告
囿于篇幅，笔者仅将这两个报告中与本文有关的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我赴美留学……又被灌输了一个全新的宏大叙事……叙事故事是这样展开的：所有的人类社会，不论其文化有何异同，其民众是基督徒、穆斯林还是儒家信徒，都将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在传统社会中，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家庭、氏族、部落等群体；而在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单位是原子化的个人。所有的个人都被认定为是理性的，都有同一个诉求：选举权！因为每一个个人都是理性的，一旦有了选举权，必然会选出好政府，随后就可以在好政府的领导下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当于实现大同社会――又是一个人间天堂。选举民主制将成为所有国家和民族唯一的政治制度，再加上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让他们发财。
●近三个世纪以来，欧洲启蒙运动是全人类思想变迁的原动力。然而，这两百多年的西方化浪潮席卷全球，给几乎所有非西方文明带来灿烂的现代光芒的同时，也伴随着持久的迷茫、困惑，甚至灾难。启蒙运动的产物――摩登主义（Modernity），是西方独特的文化演化的经历……摩登主义缔造了科学与工业革命，从而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器物飞跃――现代化。同时拥有绝对理性和天赋权利的个人构成摩登主义的价值核心，这些个人与其民族传统相结合，缔造了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以政权分制为基调的选举民主成为这些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以私有财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成为其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石。
●面对这些西方民族国家的强势崛起和扩张，几乎所有非西方文明都试图将摩登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直至价值观引入本土来改造自身文明，以实现现代化目标。一两百年来，摩登主义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光明”的道路，然而它却制造了世界版图上巨大无比、至今仍在迷茫中挣扎的跨地理区域――发展中国家。
●多少年来，“发展”的方向在很多中国文化精英中似乎一直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贴有摩登主义路牌的摩登大道。但是今天，中国将成为第一个走出摩登主义迷思，摆脱这种陷阱的非西方国家。
●中国今日复兴的意义远远超越其对世界经济、政治、军事甚至文化格局的影响。中国的复兴与崛起将是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对人类思想的最大震撼。用一句话来概括：摩登主义将不再垄断现代化。
●历史是最好的裁判。仅仅30多年间，中国就从世界上最贫困的农业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6.5亿人脱贫……而取得这些成绩的中国没有实行他们所谓的选举，也没有实行多党制。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落幕……我并不是要谴责民主。相反，我认为民主政治对西方的崛起和现代世界的诞生厥功至伟。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种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这是西方当前各种病症的病灶所在。如果西方的精英不是将大把的时间花在向外国推销民主上，而是更多关心一下自身的政治改革，恐怕民主还不至于像今天这样无望。
●中国的政治模式不可能取代选举民主，因为中国从不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包装成普世通用的模式，也不热衷于对外输出。进一步说，中国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可以替代选举民主的新模式，而在于从实践上证明了良政的模式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各国都有可能找到适合本国的政治制度。
●普世化的教条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的下一代不需要被灌输“世界上只有一种政治模式，所有社会都只有一种归宿”这样的学说，因为这是一种错误的、不负责任的，也是乏味的学说。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
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西方正以霸权主义的方式在各个领域向全世界推行他们的价值观，而多元文化则是针对这种文化侵略的“对冲物”。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各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融合，这是维护文化生态平衡的必然要求。中国的崛起，其根本意义在于文化的崛起，在于顺应了这种必然要求。
“文化的核心是传统观念（即经由历史的演变和选择保留下来的观念），尤其是附属于观念的价值。”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数千年文明的中国历史铸就了中国人印刻在心灵深处的价值观以及与此紧密联系的思维定势、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
中国文化与欧美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这两种文化分别根植于两种不同的价值观。
中国文化以儒家学说为首尊。中国文化崇尚集体，主张建立道德等级的社会制度，以此维护社会和谐；主张建立道德等级的家庭制度，以此维护家庭和谐。例如，在中国文化中，对长辈的尊重、对集体利益的遵从、对结果的索取等，都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
西方文化崇尚个体，相信每个个体都应机会均等，都应受到尊重，主张人的个性发展，强调个人的兴趣和需要的满足。这种崇尚个体自由、个人权利的西方文化，其核心价值之一就是道德自主。例如，在西方文化中，对个性张扬、自由表现和表达，对过程意义的追求等，都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
在学前教育中，吸取异文化中能为本土文化所用的成分，常有益于补充、补偿、修饰甚或革新本土文化。但是，这并不是说可以将基于异文化价值的、适合异文化生态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全盘移植到本土文化中来。可以这样说，如果对中国本土文化不屑一顾，甚至持全盘否定态度，而将依据西方文化发展而成的学前教育理念和实践都视作“先进理念”和“先进方法”，并不切实际地加以推广，这样的做法与西方某些人将西方文化当作主流文化并用来同化其他文化的做法，并无根本意义上的区别。
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悲哀在于我们认同了“文化殖民”，参与了“文化自殖民”；悲哀在于我们会去亲手造就一大批“自毁长城”的后来人。
中国模式的核心价值
与学前教育
伴随着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崛起，一个基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正在逐渐明晰起来，并将会成为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教育的价值基础。
从辛亥革命开始，中国的先驱们就已经尝试引进、推行西方的摩登主义，却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时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状况。李世默先生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多年中，中国人做了三件事情：“以独立的武装力量在反侵略战争中完成国家统一；集全国之力在极短的时间里建立和拥有了世界一流的国防工业、武装力量及其自主权；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种力量互为依托、互为补充的方式持续和平衡地发展。”这三件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模式，也就是中国摆脱西方摩登主义的复兴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就是“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把一切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异质文明化为自己本质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模式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即个人是社会群体的部分而非独立主权体，社会的大同将持续成为政治、社会生活的根本，任何个人的诉求必须包含在社会的共同体中。
这种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模式会在个体与群体、自主与他律、自由与规范、过程与结果等关系处理上为我国学前教育发展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