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之初，对这门学科的源头就曾抱有略显天马行空的妄想――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文学”概念起源，一定要延续西方的既定规则一路走下去吗？如果说一个世纪前，是西方的、“先进的”文学理论为中国的“新文学”提供了新的样式，那么在多元开放的今天，我们还需要沿着这个路径一成不变地走下去吗？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必需要丰富对于这一概念的认识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向中国泱泱千年的文学传统索要点什么，而不是一味地向“外”看去？苦于只是浮于表面的设想，一直未进入到深刻的论证，因而未尝有理想的结果，而有幸读到赵普光的专著――《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时值备受此设想而引发的“路漫漫其修远”的困惑之中，而该著恰巧给予了这番想象之上一个殷实而完备的回答，让后辈深感解惑之快，钦佩不已。
“内”向的书写，返回传统撷取文学应有之意
正如是著中所说，中国“新文学”的出现是无法与西方的文学理论影响分离开的，但在今天，历史证实了西方理论自身的不足，如果还是一味依赖西方的文学标准，并以此来观照中国文学，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就好比戴上别人的眼镜来矫正自己的视力，所见到的世界也难能清晰如真。文学本来的面目就呈现出相当复杂而多元的形态，要想进行广泛且深入地观察，需要不断更新方法及变换视角，否则不可能有全面真切的了解，更何况是像中国文学在从未断代的中华文化羽翼之下。若是由于视角的偏差或方法的偏执之缘故，只会让更多的优秀且具有价值的成分被遮蔽掉，如此一来根本无法认识中国文学多面性的特质，也就无从接近真实的中国文学生态。
而赵普光用犀利独到的学术眼光捕捉到了书话这一“边缘化”的文学存在，为我们揭开了这个被遗忘的传统文体和文学现象的本质，既把书话作为置于中国文学中的一个特殊的考察对象，又将其视为一种新的研究途径，通过拓展开来的新研究视角，为我们触摸到现代中国文学真正的面目搭建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平台。拂去相对狭窄的文学史观带来的遮蔽，才能见先前所未见，并从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出发，还原出对文学本该有的认识。基于此，赵普光面对“因近代以来因西方的文学的科学化研究方法引入，而带来的一种新的科学化理论化的文学历史经典化建构方式”的现代文学史著述体例时，另辟蹊径，找寻到了书话这一“新文学经典化的别样途径”所呈现出的“与一贯的现代文学史著显示出不同的取舍、形态、趣味”。
从常规的研究思路来看，今天的我们的确在不断强调要放宽研究视野的重要性，但只是惯常地采取向“外”找出路的方式，习惯性地把目光投向国外，认为只有源自西方的才有资格与创新相提并论；而把关注的视线移向国界之“内”，发掘传统文学内向的生命力和对现代文学具有借鉴价值的发展空间却受制于各种原因，成为目前学者较少关注的一种方式。似乎关注传统就一定会成为复古的必然趋势，所以始终很难将传统与创新联系起来。但如果只把眼光圈定在国界之“外”，那也将难免误入片面、狭窄的歧途。对文学向“内”的正确认识，虽不能够与目前“向外看”的主流抗衡，但是向“内”的转变至少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有别于以往的样式，现代中国文学毕竟是在几千年文学传统基础上的产物，而不是凭空出现的“飞来峰”。一直流淌如生命长河的中国文学，其厚重的历史里一定有着不可磨灭的启发性延续至今，这些不能忽视的存在联合同样是“非主流”地位的其他文学存在，至少还可以作为一股引力，平衡当前研究领域的偏颇，进而有可能获得新的成果。而赵著正是以扎实而丰富的实际材料和案例向我们证明了，从传统中一样可以汲出新意的可能性，推翻了早先那种面对过去就一定有倒退之嫌的刻板印象。书话，汇合着那些同样力求不向“权威”低头的支流，为现代中国文学共同谱写包容、立体的图景而默默生存着。
由“内”向“外”的思辨系统，内善外达的研究效果
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无法避免更多地去关注文学外部的各种变化，而对文学内部的研究越来越感到无力，似乎看来，文学内部的稳定性让我们再也难以找到研究的突破，好像一旦谈及文学内部的研究，就难以再与一个“新”字搭界。但是该著将书话作为切入口，从一个不怎么被重视的文体出发，正是以文学内部的研究为始端的，在逐步完成对其深入剖析之后才再以辐射性的联系扩散到文学外部。从书话的概念、特征和现状问题等研究入手，探寻其中内在原因和规律，此中书话无论被视为研究对象还是一种研究介质，作者所采纳的路径基本上都是从文学的本体出发的。只有在厘清书话与传统文学批评的关系并认清了书话的特征和形式等基本问题之后，书话这一特殊途径才便于发挥其作用，带我们进入文化的场域，才能够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背景和变革情形重新进行审视和考察。纵观该著整体，正是遵循着先对内部进行细致的梳理，再逐步向外扩散的思路，从“边缘性存在”“文献学价值”到章节到“文学变革的文化模式”“域外文化典籍的引介”等章节，正是由“内”而“外”层层推进的模式，前面部分主要针对的是文学内部的分析，在前四章论证的基础上，后三章才论及文学外部种种，犹如水面波纹的产生，从中心向外部依次泛起思想的涟漪。
此外是著在分析书话特征中的思辨性十分值得后辈学习。在文学与非文学之间徘徊的书话，有着同时不被文学和学术接纳的尴尬局面，而是著却从这个表象之中看到了书话的二重属性，从非文（学）非学（术）的困境中掘出了其亦文（学）亦学（术）的本质特性，通过这种辩证的思维顿然揭发出先前的文学观念狭隘的一面。由于观念的缺失导致认识的片面性这个错误就十分明显了，当然这个结论是站在充分认清研究对象的基础上的，能够洞察到文学史上这个十分长命但却始终没有被纳入主流的文体，这本身就需要敏锐的学术眼光，更需要细致、系统地爬梳书话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梳理之后进行比较，是更加接近文学、历史之细节的方式，这样做能够弥补文学史普遍的“宏大叙事”的空洞不实，还能够在这种并不刻意的观照下看到当代文学批评远离现实实效的褊狭。这里，该著采取的思路较为清晰，文学的外部研究并不是架空而谈的，而是有着坚实的内部研究作为内核，内部研究的完善才能够抵达外部研究的优化，二者的辩证统一在该著中的交融体现了一次完整的研究过程应有的模样。 内敛之力，对读书人的启示
书话，无论作为创作的内容还是主体，都与书有密切的关系。书是读书人特有的情结，而书话却因较好的包容性，其受众不仅限于读书人这一类。此外，书话作者身份的多重性从表面看来是在左右书话的生存空间，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不够“纯”的属性更见文学的真实性，经验伴随着体验感一并融合在文字里，在传统的文学批评海洋中让闪光的印象式、感悟式思想一点点化开；与此同时，作者在面对书话时，总是会放下刻意而为的姿态，就像卸下妆容的演员，超越职业和身份的困囿，以最自如的状态进行非职业化的书写，体现了读书人对书最纯粹的心态，超功利的自然状态让外界因素的干扰尽量减少，颇见作者文笔和见识的功力，因此不论是文学研究者还是爱好者，书话总能够给予读书人在内容上和方法上的双重启示。
书与文化形成的联系，被书话这一独特的写作形式更加丰富了文化意韵，我们从书话家的创作内容来看，可以对他们的阅读倾向、审美范式以及文化心态有较为细致的了解，例如作者从书话中清理出了现代知识分子在阅读选择、知识结构上的变化，呈现出由单一向多元立体的状态，这种状况发生扭转的背后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转向在文化层次上的表现，又再度回到知识分子的心理层面中来。文学和文化的变迁过程，并不是简单的线性进程，而是“包含着现代人对传统的情感的依恋、习惯的遗存、理性的拒斥，以及传统的巨大惯性的推动等复杂的层面”。“文化守成”是潜藏于读书人内心的情态，对于传统难以割舍的依恋，形成了“中心化情节”，并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几乎是每一位读书人即便没有意识到也存在于潜意识里的，尤其在现代化的今天，这种情节不太容易被捕捉，“现形”的情况更为少见，但它依旧潜隐在读书人内心，时时影响着读书人对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认知情况。一方面，我们过分强调要重视西方的、现代的，并处处以他们的标准衡量世界；但另一方面，我们依旧不能脱离中国式的接受习性和参照模式，从而永远不能达到真正的接受效果，其实这样矛盾状态正是源于传统因素在读书人心中的精神统治，越是对西方形而上的崇拜越显示出对自身文明的沉浸和无力。
其实，今天的读书人在面向传统的时候，运用理性也可以不必像“所谓的”那般功利化。在“非市场化”、“抗拒主旋律化”的边缘地带，书话给予我们不少的启发――去功利化的读书和创作，这是回归最自然状态下的主动行为，它要求读书人拥有平和的心境和淡然的心态，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工作者来说，找到这种在自由状态的基点，并在此上进行发挥都至为重要。而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也因真正意义上内敛的自信，可以不必过于急切和武断，而是在自己的立场上站稳脚跟，从容面对。
书话的研究具有众多价值，对现代文献学的贡献不复赘述，而对整个现代中国文学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而在结语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书话研究引起的整体性反思。这是极具现实意义的一个选题，它对我们研究思路的拓展、对文学史的再认识、对文化模式的近一步了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对我们新一代的文学研究来说更是一种提醒，示意我们在苦苦寻求创新的时候，不要忘记，有时新意就在“蓦然回首间，灯火阑珊处”，只是有时候我们需要换一种思路，对固有观念不必总持有理所当然的态度，才能练就可以发现问题的敏锐眼光，才能养成解决难题的能力。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远离了历史的衔接和岁月的连贯，或者缺乏对本土的敬重，我们的文学、文化会走向何方？而是著结语的部分“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应该实事求是的着眼于中国文学的本土化建设和本土化研究”，可以说是道出了每一位从事该领域研究者的学术理想和责任，是为今后我辈致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