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近几年，语言学界、文论界、文化界以及出版界等有识之士纷纷关注中国话语研究，成立了研究基地，组织了学术讨论并发表了一批论文、论著，对创建中国话语研究体系大有裨益。本文以语言学眼光，试从学理、研究对象与方法、学风和时代性4个方面系统思考中国话语研究。基本结论包括中国话语研究的兴起是历史必然，对语言与思想和现实的凝视是学理必然；话语研究有赖多学科合作，应该与时代同步发展，积极培育学派意识和普适性的人文反思等。
关键词：中国话语研究；学理；研究对象与方法；学风；时代性
1 引言
2对学理的思考
20世纪，语言研究有过两次转向：一次发生在“二战”前后。这次转向使整个文化发展从过去的形而上学、终极价值、根本原理、方法意义、本质规律问题进入文本、语言、叙事、结构、语言批判层面，确立了哲学的首要任务是分析语言，即“哲学的语言转向”。另一次转向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它使语言学研究由“纯语言”研究转向历史意识、文化社会、阶级政治、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研究以及社会关系分析、知识权力考察甚至文化传媒、科技理性分析等。这两次转向堪称20世纪理论界的两大里程碑。如果语言转向是推动所有人文学科向内转的重要动力，那么话语理论则是诱发其向外转的强大磁场。 历史和学理的必然是互为表里的辩证关系。无疑，这对中国话语研究颇有意义。其中，包括内部话语研究与外部话语研究以及西方／英美话语研究与中国话语研究的和谐统
一、自然化、可通约化。
3 对研究对象与方法的思考
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都在不同意义上影响和充实西方话语研究体系，并呈现出跨学科贡献的主线路，即语言(话语与言者)与社会文化互动。中国话语研究也须在纵横两个方向上努力，即纵向以古为师，挖掘中国传统学术精华，从小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和其他传统学术中汲取力量，横向联合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中的有志之士，推动中国学术的话语学转向，“从‘逻辑’走向‘历史’，从‘语言’走向‘社会’，从‘空间’走向‘时间’，从纯文本研究走向生命文化的意义揭示”(王岳川1998：
4)，从而使研究者从精神和文化上负起时代的和学术的责任。这里牵涉两个问题。
其一是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建设学科。学科体系建设的科学有效方法须遵循以下3原则：理论范畴的建立与转化必须以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材料为依据的原则；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在逻辑上要用范畴内涵的自身矛盾再表达的原则；历史进程中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内在联系要体现在比较完整而成熟的范畴体系中的原则(杨自俭2006：
60)。这对于审视并借鉴西方话语研究的学科体系和建设中国话语研究的学科体系都有深远的意义。中国话语研究的基本范畴是什么呢?是学理、典籍(国学、汉学、传统文论)、学术思想、文化积淀、社会现实抑或是文化对比、西方模式?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这里，建构中国的话语研究体系陷入了难解的悖论之中。与“西方话语”相对的所谓“中国话语”，其特质无疑以中国社会文化为背景。但我们既不可能摒弃严格意义上的“舶来”概念和范畴，也不可能直接求助于传统文化，这就必然提出话语转换问题。将传统的转换成现代的，有两个基本途径：外在方法和内在方法。
其二是方法论的通约和借鉴。无论是内在的办法还是外在的办法都要找到互相通约之处。首先弄清楚哪些是通约之处，判断通约的标准是什么，即使解决了这些问题仍然存在何以通约的问题，即方法论的借鉴和扬弃。这些都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限于能力，笔者还不能回答，仅以方法论中的中西思维差异为例谈一孔之见。
共性是基础，个性(独立性)则标志存在的价值。可以肯定，无论是西方话语研究还是中国话语研究都不是其他学科理论的中转站或字纸篓，在为数众多的学科的滋养下能够合理取舍、条分缕析，形成独立体系，方能够发展繁荣。西方话语研究取得了基本成功，其中不乏学术思维之功。中国学者需要合理地冷静正视中西思维差异(施旭2008：1
3
7)，以求科学研究“洋为中鉴”，回归正确的方法论，以促进话语学研究的严谨性、系统性和(相对)独立性。这里仅以整体性Vs个体性、直觉Vs思辨为例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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