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中国企业联合馆，参观者在中国南车生产的“和谐号”高铁模型前驻足
所谓国货，即中国自己制造的工业品，与之对应的是漂洋过海而来的“洋货”。直到今天，“国货”两字仍然被赋予洋溢的民族情感和期望。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市场曾经历一轮前所未有的外来商品冲击。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一轮冲击中的很多产品就在中国生产，品牌所有者将中国作为生产地和销售地，凭借品牌和知识产权获得利润。
加工贸易的模式虽然使“中国货”成为一个全球标签，但它一度也代表了价格便宜、仿冒风气、质量欠佳。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制造业猛击一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告诉《t望东方周刊》，人口红利等支撑了中国30年高速发展的诸多因素开始消失。
此时，华为、联想、海尔等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企业开始尝试自有品牌以及服务和营销体系建设，进而向海外输出更具核心技术、更具价值、更高端的新中国货。
时到今日，“‘一带一路’对中国制造、对新国货来说，是最好的历史机遇。”魏建国认为。
手机、冰箱、电脑等一系列新国货的诞生，亦是一个大国崛起不可或缺的标志。“只有完成走向‘新国货’的蜕变，中国制造企业才能长盛不衰。”魏建国说。 2014年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电子展，一名工作人员在海信公司的触屏电视上绘画
廉价市场谢幕
《t望东方周刊》：最近10年，全球经济形势跌宕起伏，给中国赖以生存的出口贸易也带来极大影响。它给中国制造带来的实质影响是什么？
魏建国：这个变化确实非常明显。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企业一直没有承受过类似压力。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开始遇到诸多瓶颈，相对落后的产能开始面临日益高涨的生产要素成本、更高品质的市场需求等，对外贸易摩擦也日益频繁。
最近几年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也抓住了全球产业链重新分工的机会。从世界范围看，全球产业频繁转移的同时，也发生着结构性变化，新兴产业逐步取代传统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新兴市场国家在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日渐凸显。
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产业构成都在进行新的调整和改变，纷纷致力于生产效率的提升和新兴产业的培育。
其实早在“十一五”时，中国即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但2008年金融危机给中国制造猛击一掌，之后我们终于开始真正转型，一些新兴产业开始发力并崛起，比如华为为代表的IT产业，以徐工、三一重工为代表的机械制造业，还有航天航空、动车高铁产业等，我们可以称之为“新国货”。我们的制造业开始跨越低成本的优势，向高端产业和产业链转化。
《t望东方周刊》：这种转型之后的“新国货”具备哪些特征？你如何评价现在新国货出海的情况？
魏建国：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带着高技术、带着专利，能够自主创新，拥有行业内全球最顶尖的人才。当然，新国货不仅可以走向亚非市场，更重要的是要走向欧美等高端市场。另外，新国货走出去，不仅是产品和服务走出去，还要实现共赢。
在大型机械设备制造领域，由徐工、三一重工等代表的企业，已具备了世界先进的技术能力。高铁产业已具备多项世界第一，成为中国制造业的金字招牌。
在家用电器领域则有以海尔和长虹为代表的企业，这两个品牌已经进入世界品牌500强。特别是海尔的洗衣机，过去是贴别人的品牌，现在它在意大利、印度、马来西亚等全球多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供应商，别人靠海尔的品牌生存。
在手机领域，以华为荣耀为代表的企业和品牌已经走向海外。特别是华为荣耀，在欧洲等高端市场就卖得很好。在一些新兴领域，近些年则涌现出诸如大疆无人机以及蓝思科技等代表企业。
当然，在汽车以及芯片等非常重要的领域，我们的制造业和研究水平与世界相比有相当的差距。而且我们还缺乏引领行业的领军企业和高科技人才队伍。
恶性竞争把自己毁了
《t望东方周刊》：索尼的创始人讲过，他们用一代人的时间改变了“Made in Japan”在全球市场的形象，现在中国企业正在经历这个进程，“日本制造” “德国制造”等能给中国制造哪些启示？
魏建国：首先是把销量的扩张转为提供高、精、新、特产品，加强产品的质量管理体系，为更高端的群体提供个性化服务。比如医疗器械，原来是荷兰、瑞典和美国的天下，后来德国从牙科开始突破，占据了全球医疗器械的高端市场。
第二个是服务的人性化。企业出售的不再只是商品，而是服务。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做二秘，使馆的老式加长奔驰车抛锚，当地的奔驰厂家没有合适的配件。我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德国的奔驰车厂家发传真，反映问题。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就收到对方回复的传真，虽然配件在北非没有，但在德国的仓库里找到了，已用凌晨1点的航班空运到了突尼斯，当天即可以凭借传真到当地的奔驰厂维修。
另外一个是社会责任。上世纪80年代BP要在贵州开工地，发现一棵树上有一窝小鸟刚刚孵出来，就向上汇报是推倒树还是保留着等小鸟长大，结果BP的总裁决定推迟施工，一直等小鸟长大飞走后再恢复工程。
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的时候，也需要有这样的服务和社会责任，要改变过去的粗放经营模式，向高精尖的方向发展。 《t望东方周刊》：“新国货”出海需要国家给予哪些支持？对企业你有哪些建议？
魏建国：国家对走出去企业最大的支持，实际上还不是政策方面的支持，而是搭建平台，让企业去了解环境、了解法律，还有就是保障企业安全的平台。
一出国门，有些事情就麻烦了。比如需要相应的法律保护，需要双方签订投资保护协定，这是政府对走出去最重要的支持。
再比如是不是能赚钱，相应的机构需要给一个评估、驻外使馆要帮助企业。日本的驻外协会、基金会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这个国家的情况告诉要出去的企业，包括安全评估、投资方向、经济效益评估等。我们还做不到这些。
我们走出去的一个缺陷，就是对外国的了解不够。
“新国货”，还要研究当地的消费习惯，研究消费理念，研究对方的逻辑和文化。上世纪80年代，我国有一批出口给阿拉伯国家的拖鞋，几百万双，但是因为拖鞋底周边印的图案与以色列国旗的图案相似而被迫退货。
日本企业在海外是互相抱团支持的，我们在海外就没有形成很好的利益团体，降价的恶性竞争实际上等于自己把自己毁了。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永远都走不出去。
最好的机遇和真正的考验
《t望东方周刊》：从2008年到现在，7年时间过去了，你如何看未来的新国货出海？
魏建国：“一带一路”是未来30年甚至50年的大战略，是中国未来走向和平发展、全世界合作共赢的道路，是长期的艰巨任务，其中的关键是将中国的发展战略与相应国家的战略联系起来。
中国经过了三次改革开放，第一次改革开放是邓小平提出的建设特区;第二次改革开放是加入WTO，这彻底改变了中国;第三次开放是“一带一路”战略，这是在前两次基础上更大的开放，是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的开放。
这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展现新面孔的最好时机，也是决定中国企业能否在国际上立足、叫响的关键时刻。
“一带一路”对中国制造，对“新国货”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从企业自身来讲，需要在这个机遇中，做好国际化的准备，包括产品、零配件、市场、技术、服务都要国际化。
《t望东方周刊》：在与“一带一路”建设结合过程中，新国货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
魏建国：“新国货”走出去，不要首先考虑中国企业的利益，不要考虑中国自己一家的利益，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始终贯彻合作共赢、多予少取等原则。“一带一路”的愿景就是政府部门和企业不能急功近利，要长期打造，让当地企业、百姓和国家得到好处，觉得中国是个可靠伙伴。
我们的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带着好的质量、好的技术走出去，要培养好当地的技术工人，不能保守，要做好本地化。要把中国的文化跟当地的想法、习惯以及其他文化结合起来。
特别是品质的升级，现在是关键时期，如果抓得好，很快就能上去;而如果抓不好，“世界工厂”可能就垮了，就让别人抢走了。对“新国货”来讲，现在是最好的机遇，又是真正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