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中印关系发展的主线条卓有成效，为什么印度对中国所提“一带一路”发展倡议没有积极响应呢？其中原因，既与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历史传统紧密相关，也与印度如何看待中国有所关联。印度国内对中国所提“一带一路”倡议充满疑虑，但这就必然导致中印两国在“一带一路”的新情景下停止合作么？或者说由于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想，印度就会放弃与中国在相关领域或项目上的合作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对于中印合作的未来，我们认为，尽管印度并没有正面回应中国所提“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但通过得当的措施，两国在新情景下的经贸合作仍然会进一步加强。
为什么印度没有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发展倡议？
印度对中国所提“一带一路”发展倡议避而不应，且提出了“跨印度洋海上航路与文化景观”进行应对，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主要原因如下：
通过印度政要的言论不难看出，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印度已经自觉地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也许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印度政府的官员们经常心口不一，口头上说中印两国不是竞争关系，可在实际生活里对印度的光彩点极力炫耀；口头上说不要把印度与中国相比较，但实际上他们背地里不知比较过多少回了。因此，印度对中国所提“一带一路”发展倡议态度有所保留也是正常的，试问你怎么能苛求对你羡慕嫉妒恨的追赶者毫无保留地支持你呢？
第三，将印度洋及南亚地区视为禁脔。印度洋的地缘战略重要性不必多言，国内很多学者对此均进行过研究。独立后的印度非常重视印度洋的作用，潘尼迦指出：“对印度来说，印度洋是唯一重要的海区。印度的生命线集中在这里，它的未来有赖于保持这个海区的自由。除非印度洋长享自由，除非印度两岸充分得到保障，否则，什么振兴工业，发展商业，稳定政局等等，一切都谈不上。”需要指出的是，独立以来的印度实际上是把印度洋及南亚地区视为其后院，本能地排斥中国与印度洋及南亚地区国家的合作。这种排斥情绪早在印度独立初就由潘尼迦种下了：“日本之被摒除于海军强国之外，这还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很难设想中国将来会不注意它的海上地位。中国的基地往南直到海南岛，形势比日本更胜一筹。再则，整个南部地区到处都有人多势众的中国人聚居之地，一旦中国动手发展起来，也不能排除它从陆地南下进行扩展的可能。”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印度对中国与任何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均持小心戒备的态度。比如印度对中国与巴基斯坦保持良好的关系耿耿于怀，怀疑中巴发展关系是针对印度并抱怨中国对印度的“安全关切”缺乏“足够敏感”。同时，印度对中国参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项目建设也掺杂了过多的政治安全因素。中巴民用核技术的合作也是印度非常关心和怀疑的领域，一直牵动着印度的神经。《印度快报》发文称，北京不愿意尊重新德里的安全关切，将会严重压缩印度扩大与中国互利往来的国内政治空间，北京不在乎印度在巴基斯坦的安全关切，“中国威胁论”在印度会越来越有市场，从而损害中印伙伴关系的前途。1983年英迪拉・甘地提出了“印度版门罗主义”的“英迪拉主义”，明确提出要维护印度在南亚地区的管理人角色。她表示，印度只有在被要求的前提下才会干涉南亚地区的内部事务，印度也不允许域外大国有这样的干涉行为，如果其他南亚国家需要帮助解决其内部危机，应当首先从南亚地区来寻找援助。“南亚是印度的南亚”是这种主义的核心内容，它不仅要求外部大国力量不要涉足南亚地区，而且要求南亚国家只能向印度寻求解决危机的帮助。近年来，虽然印度在团结南亚国家时改变了以往只使用大棒政策的做法，但并未改变南亚是印度后院的思维与看法。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认为中国增强了在印度战略后院（南亚）的影响力，加强发展在南亚地区的战略资产，其中包括在南亚地区与巴基斯坦修建喀喇昆仑公路，在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缅甸修建港口，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外交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印度。在印度的战略意识里，由于不信任邻国，总是认为南亚邻国试图对印度打出“中国牌”。实际上，中国与南亚国家经贸合作努力经常被印度视为中国在谋求“包围”印度。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所提“一带一路”发展倡议，印度洋及南亚地区是重要组成部分，尤其除印度外，其他大多数南亚国家及印度洋沿岸国家均对“一带一路”发展倡议做出了积极回应。这种局面显然让印度对“一带一路”发展倡议更为忌惮，害怕中国通过这一举措扩大在印度洋及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从而对其地区大国身份及利益造成影响。也正因为如此，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发展倡议，印度才提出了“跨印度洋海上航路与文化景观”计划。印度希望通过这样的计划，拓展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海洋、文化、战略及心理上的存在，让人们记住为什么这片大洋会被称为“印度洋”。
第四，印度排斥“一带一路”发展倡议还有经济方面的原因。比如害怕“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水平加深，中国经济可能会对印度经济造成冲击。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无疑是中印自由贸易区的发展问题。自2003年提出到2007年完成联合研究，中印自由贸易区一直未能见到结果。究其原因，一方面，印度工业界对中印自由贸易区产生的不利影响非常担心；另一方面，印度似乎把解决双方贸易赤字问题作为建立中印自由贸易区的先决条件。“一带一路”的主旨也在于推进地区经济合作，因此印度也惧怕与中国实现“一带一路”下的区域经济合作会对自身的经济安全造成负面的影响。 第五，选票政治的因素。选票政治最大的特点就是任何的决策均要受国内政党斗争、选民心理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因素一直是周边国家政治斗争中的影子，印度也不例外，尤其在中印关系仍然深受边界问题、历史恩怨纠葛影响的情况下，印度民意仍然对中国存在误解。因此，印度领导人不敢冒险，只能试探性地前进。
印度不呼应“一带一路”不等于不合作或阻碍合作
印度与中国的合作意愿从习近平主席访印期间两国签署的《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可窥见一斑。《声明》决定在中印战略经济对话平台上探索两国经济合作新领域，重点包括推进在产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节能环保、清洁能源、高技术、城镇化等领域的合作；在服务贸易方面，重点合作领域包括旅游、电影、医疗保健等。为使两国的经济合作有的放矢，中印还为两国未来的经济合作绘制了蓝图，签署了五年经贸合作规划。当然，在此次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成果中，中国将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建立两个工业园区无疑是亮点之一，而且中国承诺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向印度投资200亿美元，促进印度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确定的重点项目包括金奈―班加罗尔―迈索尔路段提速、中国为印度培训100名铁路技术官员、车站再开发、在印建立铁路大学、建设一条高速铁路等；在金融合作方面，印度方已原则上批准中国银行在孟买设立分行。
值得一提的是，未来人文领域的合作得到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启动“中国―印度文化交流计划”，主要内容包括：
更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还是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投行”是做什么的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席指出，建立亚投行主要是为“一带一路”有关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促进经济合作。印度有识之士就认为，亚投行对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肯定会发生重要作用，不管是“一带一路”，还是亚投行的举措，都是一种创新，尽管印度有不同的看法与想法，但印度应当参与“一带一路”行动，也应积极参加亚投行的筹备工作。事实上，印度也是这么做的，在加入亚投行方面行动迅捷，一反拖拉作风。其实道理很简单，作为亚洲第二大发展中国家，印度在亚投行的地位除中国外无人能及。因此，印度既可通过亚投行获得经济利益，又可以通过股权分配提升国际政治影响力，何乐而不为呢？ 总之，虽然印度刻意回避“一带一路”的提法，其国内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性也充满质疑，但双方在相关的具体合作领域却在继续推进。换言之，尽管印度对“一带一路”颇有微词，但明智的印度人对实实在在的合作利益可不会轻易地放弃。因此，客观来讲，印度对“一带一路”发展倡议可能产生的战略性影响充满焦虑与怀疑，也会对其影响范围内的其他南亚国家做些小动作，比如向斯里兰卡施加影响，使中斯合作项目受挫，但印度对与中国开展经济与人文的合作内容是充满兴趣的，也希望能够与中国加强多方面的合作。
如何推进“一带一路”新背景下的中印合作？
首先，没有必要苛求印度完全附和中国的提议。正如上文所述，印度拥有成为世界大国的梦想与情怀，不会轻易地对别的大国外交设计表示完全赞同。且与印度合作困难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情况，几乎所有大国与印度的合作均会碰到一些问题。正是有鉴于此，中国在“愿景与行动”文件中才指出，共建“一带一路”的途径是以目标协调、政策沟通为主，不刻意追求一致性，可高度灵活，富有弹性，是多元开放的合作进程。中国愿与沿线国家一道，不断充实完善“一带一路”的合作内容和方式，共同制定时间表、路线图，积极对接沿线国家发展和区域合作规划。与印度进行合作，应遵循“六字诀”，即自信、尊重、耐心。对中国自身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拥有自信，切实尊重印度追求世界大国的利益诉求，对克服与印度的合作困难，促进双方的经济合作要有耐心。
其次，积极探索中印关系治理模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印度的情况较为复杂，既与中国存在历史恩怨纠葛，边界问题也尚未解决，还受到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影响。因此，探索中印关系治理模式，对促进双方的经济合作意义重大。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方面推进两国关系的共同发展。一是大力推进中印公共外交的发展。所谓公共外交，主要指通过善意的行为和话语赢取别国民心的一种外交形式。外交旨在通过塑造本国良好形象和改变他国政府与人民看法的方式来推动本国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其形式主要包括对外援助、人员互访、信息交流、文化传播和媒体宣传等。从中国的外交发展历程来看，公共外交形式受到高度重视，尤其近年来较为重视媒体外交，为传播中国声音与理念作出了贡献。但从现实来看，公共外交依然任重道远。尤其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进程中，沿线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形象仍然缺乏理性认知，如在好感度方面，在东南亚、南亚及中亚，中国好感度远不及日本。造成这样局面的重要原因显然还在于中国的公共外交仍然没有日本公共外交的“精”与“细”，也同中国媒体话语权的缺失有密切关系，同时中国企业急功近利的某些做法更恶化了中国形象。也正因为如此，习近平主席才指出，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切实落实好正确义利观，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真正做到弘义融利。二是大力落实中国与印度友城合作内容。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认为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中的国家行为体和多中心世界中的次国家行为体是对等的，它们相互竞争、合作、互动或共存，不断挑战和削弱传统国家行为体的主导作用，推动世界政治的面貌发生改变。在城市外交方面，近年来中国的发展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与印度签署了多个友城。在未来的中国与印度关系治理中，应当全面落实城市外交的内容，改变城市外交只重视签署数量，不重视落实及丰富合作城市外交合作内容的局面。三是中印关系治理还应当重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比如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尤为重要的是，应规范好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投资行为，力促其承担起建构中国形象，传播中国文明及文化的使命，为中国与印度的关系治理作出应有贡献。
再次，中印应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共同安全而努力。战略互信严重不足无疑是未来中印合作的致命伤，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致使两国的安全焦虑日益严重。对安全手段的追求主要通过不断加强自身安全来实现，而且可能还牵涉域内或域外大国，比如近年倍受外界关注的印美日海洋安全合作。但这样做会导致对方感觉不安全。此外，中印作为亚太地区及世界上的两个发展中大国，面临着地区暴力冲突、恐怖主义、民族主义倾向、气候变化、核武器扩散等安全问题的严峻挑战。不管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倡议，还是印度提出的“跨印度洋海上航路与文化景观”计划，均难免要受到这些安全问题的影响，故而两国在安全合作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在未来的合作中，中印应倡导共同安全观念，走出片面追求自身安全，导致对方不安全感加深的藩篱。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可以维护中印两国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同时对于亚太地区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亚太地区的两个发展中大国，中印应率先垂范，共同倡导“共同安全论坛”，既关注双边的安全焦虑，同时也广泛要求域内域外国家参与讨论，探索共同安全模式的构建。
最后，继续处理好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应当说，中印之间情况非常复杂，领土纠纷、历史恩怨、竞争对手掺杂一起，给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带来了较大影响。我们也注意到，在面临一些重大问题时，双方都表现出了极度的理性。比如在对待边界问题上，尽管双方媒体炒作一刻未止，但双方在处理边界摩擦问题上应对得当，并没有爆发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那样的悲剧。而且在最近的领导人互动中，双方就边防安全达成了合作协议。不过，客观来看，两国存在的边界分歧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这仍然是两国媒体炒作的热点，极易煽动起两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局势失控。此外，在涉藏问题、战略互信问题上仍然存在过多的不确定性。就涉藏问题而言，印度总是对达赖暧昧的态度也令中国生疑。而在战略互信问题上，印度与美日安全互动也会让中国产生安全焦虑。这些均需要两国智慧地进行处理，从而为两国在“一带一路”新情景下的合作奠定基础，即便是避开“一带一路”发展倡议，如果处理不好双边关系中的这些问题，对两国合作关系及合作环境也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