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讲话中指出：“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儒家思想“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毛泽东曾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新的形势，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并对中国社会治理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
首先，孔子民本思想主要表现为以民为重的“仁”学。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其中“仁”列首位，“仁”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集中表达了孔子的政治理想，即其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愿景，也体现了孔子的最高伦理价值。细案《论语》可以看出，孔子论“仁”主要是把它和统治阶级如何施政以及对待人民的态度联系起来论述的。
在奴隶社会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孔子主张役使百姓要像对待祭祀一样恭敬谨慎，如果执政者能博施济众，广泛地给百姓带来好处，那就不仅是“仁人”，简直可称“圣者”了，这甚至是尧舜都难以做到的事。孔子把对待人民的态度提到如此高的地位，这在当时是很突出的，它赋予孔子“仁”学以新的历史内容，使其具有博爱的性质。孔子主张“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据《说苑・建本篇》和《新序・杂事第五》记载，“孔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莫贵乎人’”，“夫损人而益己，身之不详也”。又据《论语・乡党》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些言论和行事，都说明了孔子对人的价值的重视，表现了孔子的博爱之心。当然孔子是主张严格君子和小人分野的，其爱之博及人民是以不犯上作乱为条件的，否则就要“纠之以猛”。但孔子的“仁”讲的是人与人互相对待的关系，具有调和矛盾、和谐关系的功能，它要求减轻剥削，适当提高人民地位，在客观上会产生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因此可以说民本思想是孔子“仁”学的重要内容，具有进步意义。
其次，孔子民本思想主张惠民畏民、为政以德。商周时期奴隶实如会说话的牲畜，忍受着残酷的压迫，其生杀予夺权柄完全操在奴隶主手中。孔子同情奴隶的悲惨境遇，他抨击残暴统治“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景公曾“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孔子尤其厌恶人殉，他诅咒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孔子从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反对对人民施加苛毒暴虐的统治，对那种统治阶级富有，而奴隶大众则饥寒交迫、一无所有的局面深以为虑：“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针对统治阶级奢侈的生活和无限度的剥削，孔子提出对人民要“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一年》）。主张一个社会不能把贫富差距拉得太大，对下要布施利益，赋敛宜“从其薄”，这样，才能使上下相安无事，稳固统治阶级的政权。为此，孔子主张行德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
行德政是孔子的“仁”学在其政治主张上的反映。孔子谆谆告诫执政者，统治人民要谨慎小心，“懔懔焉如以腐索御奔马”（《说苑・政理》）。对下层人民只有“临之以庄”，才能获得他们的“敬”（《论语・为政》），“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要“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孔子反对滥杀无辜，把“不教而杀”列为“四恶”之首（《论语・尧曰》），进而提出富民教民的思想：“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尽管孔子的富民教民思想是有限的，但与不把奴隶当作人看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相比是难能可贵的，它说明奴隶的价值在孔子眼中并不是无足轻重的，而是关乎社会的稳定和执政的基础。
其三，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孔子的重民思想。孔子很喜欢评价时人，从孔子对一些历史人物的批评褒奖中可以看到孔子品评人物的尺度。子产是在我国历史上进行封建改革的先驱人物，他曾铸造刑鼎，不毁乡校，遭到奴隶主保守势力的指责和强烈反对，但孔子却说：“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赞扬他是“惠人”（《论语・宪问》），甚至在子产死后，孔子还潸然“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充分肯定子产，是因为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而其中两条就是“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管仲辅佐齐桓公“挟天子而令诸侯”，冲击了西周以来的统治秩序，在当时也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孔子在与门人论及管仲算不算“仁”时，连连首肯道：“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春秋时代争城夺地的不义之战，给人民带来惨重的危害，实现天下大一统可以避免这种损失，孔子肯定管仲就是因为他能“一匡天下”，保全天下之民。但对鲁大夫臧文仲这种人物，尽管他在当时极负盛誉，是被誉为“死而不朽”的人物，由于他在政治上排斥贤者能人，“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论语・卫灵公》），却被孔子斥为“窃位者”给予否定。从孔子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毁誉褒贬中可以看出，能否以惠养民以仁保民是孔子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反映了孔子以民为重的价值取向。
其四，孔子民本思想主张举贤任能、取信于民。在孔子看来，君主能否纳谏用贤，这是关乎国家兴亡的大事，也只有贤人秉具谏臣的素质。因此，孔子提出要“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这种举贤才的政治主张是与孔子的民本思想相一致的。孔子希望执政者尚贤使能，取信于民，形成“审法度，修废官”（《论语・尧曰》），使“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天下之民归心”（《论语・尧曰》），犹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怎样才能使民心归服四方归顺呢？孔子提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 任用正直的贤能官吏，实行宽厚温和的政策，富国强兵，让人民丰衣足食，对人民讲求礼义信，这是取信于民的根本条件。孔子把能否取信于民看作是做人之基础立国之根本：“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荀子・哀公》），这充分体现了孔子以民为本的思想。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与人民的关系是最根本的社会关系，它直接关系到统治阶级政权的安危存亡。在这个问题上，孔子具有开明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他的理想社会愿景是使“善人为邦”（《论语・子路》），“民德归厚”（《论语・学而》），“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再现“三代直道而行”的开明盛世，这是孔子一生汲汲追求的社会理想，而民本思想无疑是其理想社会的根本基石。
二
任何思想家的思想观点都是在其前驱思想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孔子的民本思想也是对前代重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西周以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奴隶阶级反抗斗争的推动，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天命观念有所动摇，人的价值逐渐被认识、提高，保民重民思想也随之萌芽。当时，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中由敬天命到重人事，进而看重人民的力量影响执政，这个思想发展变化的深刻进程实为孔子民本思想的先导。孔子虽尊古追远但并非泥古不化，他具有较为通达的历史观和认识观，他能够广泛接受前人的进步思想。更重要的是，孔子亲身经历了春秋这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亲眼目睹了奴隶阶级的反抗斗争，意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这些都为孔子民本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思想元素。
网罗史料了解孔子的民本思想，释放其现代意义，可为当今借鉴，也有助于对孔子学说的理解和认识。孔子是春秋末期鲁国人，其先祖为宋国贵族，后逃难到鲁国。鲁国是当时商周文化保持最好的国度，奴隶主贵族的血统出身和环境影响，使孔子对周王朝充满无限的景仰之情，孔子对“陪臣执国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春秋乱世感到不满，他大呼“克己复礼”，是希望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种西周盛世的社会秩序，这是孔子的主观愿望。但孔家毕竟是一个已经没落了的贵族家庭，“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这种身世经历又给孔子提供了接触认识下层人民、广泛了解社会状况的机会。风云迭起的兼并战争、奴隶起义、国人暴动，使孔子怀着极大的关切，从维护奴隶制秩序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改革主张，希望通过对周礼的“损益”，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这必然给孔子思想注入新的内容，尤其是其民本思想在客观上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趋势是相一致的，也为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思想武器。这是充满矛盾的春秋时代在孔子思想中的反映。孔子一生致力于复礼，主观愿望是要恢复西周奴隶社会秩序;但其学说客观上却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前者使他一生凄凄惶惶，周游列国而到处碰壁，生不见用于世。后者使他身后极尽哀荣，其思想延展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孔子也成为封建社会的至圣先师影响深巨，这是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
孔子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其时百家争鸣诸子竞相干政。显然，孔子的民本主张是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和角度提出的。但时至今日，我们仍可感受其历史的穿透性。孔子已远去两千多年，其思想依然在沾溉后世，在历史的天空熠熠闪光。今天，以维护世界和平建立世界新秩序为己任的联合国总部大厅镌刻的铭言就是孔子的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北宋理学家张载曾就儒学的历史担当作如此期许：“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何等胸怀何等眼界！通观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孔子及其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正是为天地立心而生，为生民请命而来，为往圣继绝学而思，为万世开太平而作！作为一种治国理政的政治思想，治国即治民，孔子民本思想是具有一定的历史超越性的。正如颜炳罡先生所言：“儒学的政治学说曾一度作为封建意识形态，但不等于封建意识形态;一度曾是封建宗法主义，但不就是封建宗法主义。”从民本思想的渊源发展看，它产生于奴隶社会的保民保国意识，在封建社会还未出现之前就已萌芽滋长。之后发展成为一套完备的封建执政理念。及辛亥革命终结封建帝制后，这一思想元素依然存在，并将继续为各国各代治国理政发挥作用、提供思想营养。民本非民主，民主思想也不等于民主制度。但民主必然以民本为基础，现代民主制度执政的合法性也必然取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实际上，当年孔子爬梳六经纬编三绝，以恢复周礼为己任，以素王之身而心系天下，其民本思想上承夏商周三代敬民畏民的治国经验，下启后来者孟子、荀子等人重视民意民心的王道天下观，并绵延至今，化作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中的重要基因，在今天仍有其警示借鉴意义。
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创造性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民本思想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充分反映了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贯政治立场，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党的执政理念的最高概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面对人民的期许，我们只有奋勇前行，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而奋斗，才能不负人民的重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