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质疑、否定改革的声音从未间断。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往往成为对改革开放的无理指责、刻意歪曲甚至恶意诋毁的理由，常常引起人们对改革开放的种种疑虑，动摇人们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干扰改革开放的正常进程。对于这些错误认识，我们必须认真辨析，积极予以回应，以凝聚改革共识，不断巩固和扩大全面深化改革的群众基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一、几种质疑改革开放的论调
概括地说，否定或诋毁改革开放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过头论”与“不足论”。所谓“过头论”，主要是针对近年来改革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诸如“三农”问题突出，失业的压力增加，贫富差距悬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反腐败形势严峻等，一些人把这些矛盾和问题归咎于改革开放，认为“改革开放过头了”、改革开放偏离了社会主义轨道。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实际上已经越来越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抛弃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原则。与“过头论”的观点相反，所谓“不足论”则认为改革还远未到位。有人说，社会主义就是效率加公平，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是没有必要的，只要国家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调节劳资关系，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就可以了。个别学者甚至提出，必须“从公有制的框框中解放出来”，声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需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应该“用价值目标（共同富裕）界定社会主义，以取代用经济制度（公有制）界定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改革只有突破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才算到位。否则，改革就不彻底。
2.国家资本主义论。在西方媒体的话语中，“国家资本主义”总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有人还直接把中国作为定语，称为“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如国际投资资本“大鳄”索罗斯认为，中国奉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相对于“国际资本主义”的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组织模式，它有三个特征：其一，政策制定常常出于政治考量，而非单纯的商业动机;其二，在和资源丰富的国家打交道时目光聚焦于资源本身，而非那些国家的政权性质和老百姓的利益;其三，注重双边渠道，而非积极参与国际多边体系。索罗斯及其同行们渴望中国放弃一切经济主权，以便他们在中国巧取豪夺更多利益，如果中国坚持自己的主权原则，维护自身经济安全，抵制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则会被他们直接扣上“国家资本主义”的帽子。
3.新官僚资本主义论。一些人认为，中国现在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导致了两极分化，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产生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在他们看来，“改革的过程已经基本被一些利益集团所左右和扭曲”，中国现在搞的是“新官僚资本主义”或者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这是一种不负责任地乱贴标签，但其影响却使一些望文生义者以偏概全，在不知不觉中糊里糊涂地丧失了对改革开放的信心。
4.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论。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政治上的根本变革，甚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
总起来看，对改革开放的种种指责、否定或质疑、困惑，要么是因为不了解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而产生的误解，要么是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而妄加揣测的偏见和曲解。
二、几个应进一步明确和强调的问题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绝非历史的“偶然”，而是中国人民“穷则思变”的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主动变革。30多年来中国发展的成就证明，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成功之路。中国人民靠自己的智慧、苦干而开创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开辟了美好前景。当前，必须克服对改革开放的种种指责、曲解甚至诋毁，消解种种疑虑和困惑，不断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共识。
36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宝贵经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2.改革决不是搞私有化。有些人所谓的“改革开放不足”，实际上是认为私有化不足，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搞市场经济，只有私有化才能促进经济发展。有的人以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为名，主张削弱甚至像苏联解体时那样分掉国有企业;有的人以要素市场形成为名提出要搞土地私有化，等等。这些观点的影响和后果都很危险。私有化过去不是改革的方向，现在和将来也不会是改革的方向。这是因为：
历史的教训值得深思。在中国改革的进程中，离开了公有制为主体搞私有化，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削弱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主导作用，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放弃国有企业的影响力，甚至分掉国有企业，必然会为国际垄断资本所控制，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就难以保障。因此，经济改革要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
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土地私有化绝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我国人多地少，经营规模小，劳动生产率低，人均耕地仅0.1公顷，农户户均土地经营规模约0.6公顷。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化，其结果非但不能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反而可能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 大批涌进城市却难以就业，可能会出现城市贫民窟化。事实证明，私有化不符合我国现实发展规律，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我们决不能搞土地私有化，而要坚持以人为本，建立和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
3.改革决不是搞国家资本主义。否定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或“新官僚资本主义”，是完全错误的。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媒体热炒“国家资本主义”话语，更多的目的是给我们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2012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在多个场合发表演讲使用这个概念，作为其批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理由，她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构成经济和战略挑战，以主权财富基金和大型国有企业为特征的国家资本主义会造成世界范围内以企业为基本单位的经济竞争不平等;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缺乏透明度和问责制，可能成为一些国家滥用经济优势、干扰邻国发展的工具。
用“国家资本主义”或资本社会主义称呼中国，否认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是荒谬的。
第一，将世界划分为自由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世界是多彩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模式也只是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一种模式，其他还有英国模式、莱茵模式、瑞典（福利国家）模式、东亚模式等等。把世界分为“市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两个阵营过于简单化，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着政府干预经济的形式，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当今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个国家都能够根据本国的国情创造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和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另一种现代化发展道路（或模式）。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不能总是用美国或西方的标准来裁判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
第二，经济行为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国家或企业的性质，而取决于经济竞争是否平等，是否遵守竞争规则。 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一直有意贬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如果认真回顾主要发达国家崛起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国家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总结20世纪以来的发展经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有利于在提高发展中国家经济福利的同时实现社会目标。
“国家资本主义”论者总是攻击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和腐败问题。腐败问题是全球性的普遍问题，并不为某些国家所独有。国有企业并不必然就是低效率和容易滋生腐败，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历史上都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国有企业效率和问责程度比私有企业差，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国有企业的效率和社会责任表现突出。而美国一些企业明显缺乏透明度和社会责任，尤其是经营者对于所有者缺乏责任。这些企业肆无忌惮地进行所谓金融创新，其实是不负责任地玩转移风险的投机游戏，而危机来临时又能因“过大而不能倒闭”，得到政府的巨额救助，侵吞纳税人的利益。“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对美式资本主义的反抗。
西方左翼学者普遍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所取得的非凡成就是和改革开放前所打下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人民所受到的教育分不开的。例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改革前30年的基础建设是后30年发展的起点。”那种认为毛泽东为了意识形态而牺牲现代化建设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30%增加到72%，中国已从一个基本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7页）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不能相互否定， 它们是坚持、改革、发展的关系，是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它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同时又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一方面，二者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基本制度、根本任务、奋斗目标基础上相互联系，两个历史时期之间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另一方面，二者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着很大差别，也包括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内外条件、实践基础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别。其中，有的差别是具有转折意义的，比如，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前后两个时期的联系则是本质的、内在的，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只有正确认识这种联系与区别，才能看到，无论用哪一个历史时期否定另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对党的历史的否定，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5.改革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中国的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以经济改革为先导，有效推进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贸易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以新的制度安排替代或置换旧的制度结构，经济改革任务也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整个过程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政治改革选择了积极稳妥、有序推进的道路，渐进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因此，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滞后的观点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众所周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之时，政治上就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后来又废除了领导干部实际上的终身制，实行任期制。可以说，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稳步推进。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改革总体上不存在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改革在某些方面滞后的问题，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某个领域，改革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我们党所领导的改革历来是全面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靠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不能把这说成是不改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社会上很多意见和建议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但也有些意见和建议偏于极端。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对此，我们要洞若观火，保持政治坚定性，明确政治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