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地国反对移民，往往是因为本地工人担心移民会带来竞争，甚至认为外国人的社会影响会因此增加。但是雇主们却经常支持放宽移民限制，因为目的地国很多重要的经济部门要依靠移民，雇主们不愿意对公民自由实行普遍的强制性限制，因为那样将把所有的非法人员排除在外。
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人口发展的趋势以及其他因素都暗示着这些问题在未来数年里将可能进一步尖锐化。工业化国家的老龄化将增加对移民的需求。而发展中国家劳动年龄人口激增、收入增加，低技能移民的供应潜力也随之增加。运输和通信网络的技术进步和数量增长也将持续地降低移民成本。随着低技能移民供给的增加，控制移民的政策将要付出更高的代价，同时也更具侵犯性，却仍然不会全然奏效。
更糟糕的是，不当的入境限制造成了非法移民的巨大社会问题，同时也增加了移民者面临的风险，这些广受社会关注。不同目的地国的移民政策会有所不同。比如说，美国具有相对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它在吸纳移民进入其经济和社会方面做得比欧洲国家要好，而在抵制非法移民方面则没有欧洲国家那么成功（部分也由于地理原因）。
尽管与可用工人总量相比，从低工资发展中国家向高工资工业化国家的工人移民数量有限，但其所带来的利益却是巨大的。在技能水平相似的前提下，工业化国家工人的中等工资约为最先进发展中国家工人工资的2.5倍，为低收入国家工人工资的5倍。尽管贸易、劳动力临时流动、资本流动以及业务外包等因素也可以拉开各国间的收入差距，但在建筑、酒店、餐饮和家政领域，移民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
实际上，模型计算低估了移民带来的经济效益。因为模型不能反映高技能移民为目的地国带来的动态收益。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加拿大和德国等国的科学家大量涌入美国，这对美国的技术进步贡献良多。由于许多大学毕业生移民拥有科学和工程学位，贡献的专利数量是本地毕业生的两倍之多。模型也不能衡量无形效益，比如（为原籍国）改善市场联络、增加技术转让。
一些国家移民份额的上升使得移民与当地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化，激起了富裕国家对移民，特别是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实施更严格限制的呼声。最近，入境限制的重点一直放在限制非法移民，以及加强对低技能移民的限制上，当然，也有一些国家鼓励高技能移民。
要消除非法移民十分困难。入境限制并不奏效也显然不受欢迎，但非法移民的确很难控制。要知道，成功移民可能带来巨大的收入增长，而在漫长的陆地边境和沿海地区警务执法又面临着严重的资源和技术挑战。富裕国家出于利益考量和自身价值观的考虑，对执法的支持十分有限，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很多支持移民的资源。在许多工业化国家，有效限制非法移民所需的严厉措施会侵犯公民自由，而且对大部分（高收入）公民的日常生活也可能产生影响。许多目的地国曾采取过一些极端的措施，但却不太奏效。比如，在波斯湾国家，违反入境限制将面临强制刑期，但非法移民的数量仍旧相当可观。
同时，通过规范身份地位来减少非法移民人口的努力也可能会鼓励非法劳工的进一步流入。比如，一些观察家称（在1986年《移民改革和控制法》使一些非法移民合法化以后）对美国大赦的预期鼓励了非法移民。
国际合作的作用被边缘化，于是改善移民政策的重担压在了目的地国肩上。现行的入境限制加剧了社会问题，未能把握住大量增加移民收益的机会。这些负面的影响会随着低技能移民压力的上升而加剧。发达国家移民限制的重点应该从依靠警方行动限制移民，转向加强移民及其后代与社会的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