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末党争激烈，士大夫竞相结党，争权夺利，相互倾轧，再加上复杂的社会背景，使得明朝的政治环境异常险恶。但在这样的环境里，徐光启却能全身而退。本文从徐光启不参与党派之争，遭到诬蔑时据理力争以及克己奉公为官之道，分析其能够周旋于当党争的原因。
[关键词]党争；中立；据理力争；克己奉公
党争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固有顽疾，指官员因政见不合或为各自的政治利益而结成党派，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通过各种手段相互倾轧。在中国历史上，明代党争尤盛，而晚明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明朝末期，由于国库空虚、边疆战事吃紧、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以及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使得历时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弘光五朝的朋党之争也更为黑暗复杂。
一、不参与党派之争
徐光启走上仕途之时，亦是东林党形成之际。此时晚明的党派之争，日趋白热化，而徐光启却能始终保持中立。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徐光启的座师全天叙因党争被牵连，写信给徐光启告知此事，徐光启在回信中安慰道：“朝端议论，直如沸羹，但以事理度之，宁有震风凌雨乎？启尝譬之：如舟行大水，左右之人各宜安坐以济，而无故自相倾侧，即一左一右，有往必无安舟矣。数汪数覆，渐以加重，重极而反无完舟矣。……愿老师暂安以立矣之。”从徐光启对其座师的回信，可看出，刚走上仕途的他就已决定不卷入党争。[3]此外，徐光启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一封信中，对自己不参与党争之事写道：“谓不佞中立，何敢当？第夙昔不能趋炎，亦无心逢世。或每矫时为涣群之议，虽不见用，顾为时人所谅则有之矣。”[4]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徐光启充同考官。八月，因疾退隐津门。当时，朝廷上的人多结党以自保，又相互攻击；皇上因每天收到的弹劾奏疏，索性不阅。徐光启翻译历书一事，又因士大夫阻行新法和万历帝的漠不关心，不能有成。在看清当时时局的情况下，徐光启决定请退，隐居津门。由此可见，“因疾”，并不是他退隐的唯一理由。
纵观徐光启的一生，他不止一次因混乱的政局退隐：第一次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隐居了三年。第二次，光启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五月回京，上疏练兵。在练兵时，因各方被人牵制，不能成功，乃于天启元年，上疏称病，复回津门。途中，辽东军事告急，神宗皇帝急诏他回京，他立即疏请来练兵。天启元年，光启奏请用西洋火炮。熹宗帝命兵部核议，沈榷驳议说这是开门揖盗，引西洋人入内地，祸患将大于满清。光启知道练兵必不能成，于是上疏重申出使朝鲜：“往年朝廷之行，听臣所指，亦足牵其内顾。至于今日，又可北连江夷，西接矿民，为恢复计。如此之类，臣自请行，亦不敢避难矣。”[5]沈榷又与兵部尚书崔景荣从中阻挠。由于当时朝廷上是一位年幼无能的昏君和一个凶残专权的宦官，最终，光启乃复请病，退归津门。此为徐光启第三次因对政局的黑暗而选择退隐。[6]
从上可知，尽管徐光启心系国事，却因种种社会政治弊端，无法扭转乾坤，多次隐退。虽然，这是徐光启的无可奈何，但在当时局面下，却也是躲避党祸的明智之举。
二、据理力争
在智铤的弹劾奏疏之后，徐光启立即撰写了《疏辩》，对智铤指斥他的“孟浪无对”，“骗官盗饷”，“代庖越俎”，“依墙靠壁”等罪，据实声辩：“孟浪与否，岂相传之口能定？……如兵营中无马，乃笑谓不习骑射也。……”；“职非无官，待骗而后得官者也。不言兵，不任事，自有本等职事……”；“关支粮饷，特于本衙门挂号，一丝一粒，职无与焉。……越俎代庖，诚无所逃。……”；“从来墙壁，非彼即此。若依靠于彼，则被言被逐不待此时，若依靠于此，则档此之时，不宜被此言矣。”[9]但是，光启并没有立即上呈，而是暂与友人共之。[10]推测当中原因：一是当时阉党势焰极张，辩之无益；二是辩诬要有合乎逻辑的证据。所以，他在撰《疏辩》的同时，收集整理自己有关练兵的奏疏，并编成《徐氏庖言》，以雪诬枉。
综上，徐光启在遭人诬陷时，能够据理力争，有条不紊地为自己洗刷污名，是其能够成功躲避党祸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克己奉公
徐光启为官一生，能够不被党政漩涡淹没，还在于其始终克己奉公。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徐光启奉命往宁夏册封庆世子朱倬为庆王。“往例，有，王具二百金并币仪等物，追送至潼关”。徐光启“委婉辞”。其“谢笺有云：‘若仪物之过丰，例无冒受；惟隆情之下逮，即衷切镌衔’等语。生平取予不苟，往往类此。”[14]
崇祯四年（1631年），徐光启已是礼部尚书，正是官场得意之时。四月二十二日是徐光启的70寿辰（在那个年代70岁为高寿），“诸亲知”致礼品，但低调他却“俱令儿辈于家中辞谢，不受。家乡的周明从上海带礼品到北京，光启这才因其“远来”，“从权领”，特函致意。[15]张溥曾“邀同年徐退谷往（徐光启住处）问所疑，见公扫室端坐，下笔不休，室广仅丈，一榻无帷，则公卧起处也。”不仅如此，徐光启家中也是“冬不炉，夏不扇”，且虽只身在外，家中却“惟一老班役，衣短后衣，应门出入传语”。张溥由此慨叹道：“古来执政大臣，廉仁博雅，鲜公比之。”[16]“公逝世后，家人检视其卧榻，发现‘褥上破洞一穴’据称：系公生前暖足汤壶微有渗漏，积久使然。”[17]，徐光启对己如此，对其子女及家人亦如此，徐骥这样回忆道：“待人温温笑语，竟日无倦容傲色，然不可干以私。门无杂宾，居家绝迹公府“；“不随俗浮靡，力返于朴。服食检约，不殊寒士。终身不蓄妾。教戒子孙，下至臧获皆有法”。[18]
徐光启为官如此清廉、勤政，又怎会给想要攻击他的人留下任何把柄呢。因此，徐光启的为官之道，理应成为其能周旋于党争的原因。
明末，受到党争牵连之人不在少数，很多大臣被捕处死，冤案不胜枚举。而徐光启却能在如此动荡险恶的党争中安然无恙，这不仅在于其不参与党争的坚定立场、据理力争的政治智慧，还在于其克己奉公的高尚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