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国家都有过好日子，每个国家的人都有过梦。
19世纪后期应该是属于美国人的好日子，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工业化进程加速。然而，这一时期的美国贫富差距拉大，企业与政治明目张胆地联姻，腐败在全社会蔓延。为此，马克・吐温与查理・华纳于1873年出版了他们的长篇小说《镀金时代》。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一词，出自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约翰王》，剧中的索尔兹伯里伯爵评价无地王约翰的二度加冕：“只不过是给纯金镀金……是一种浪费。”
马克・吐温笔下的“镀金时代”，正是当时美国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金色”表层下，腐败横行及政治秩序和社会道德被践踏的写照。
加菲尔德被刺与彭德尔顿法案
美国内战后，废奴运动让南部非裔美国人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公民权，妇女选举权运动让妇女获得投票权，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使大量农场劳动者转变为产业工人。
到19世纪中叶，铁路开始替代水路成为主要运输方式，华尔街的投机者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力增强，政治献金的法律地位还不明晰。虽然贿赂法已能给任何意在影响法律制定者的行为定罪，但是政治家完全受石油、银行、铁路商的支配性影响，因此无论是法院还是立法者都无法区分这些资金哪些是用来支持选举的，哪些就是贿赂。这一时期报纸介入政治，公众参加选举人数增加，献金通过选举影响政治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杰克逊在竞选中还提出了“办公室职位轮替”思想。他认为，一个人在政府里待得时间太长，会形成依赖性和诱惑，从而导致腐败。因此，无论是公共服务者还是公众代表都应该有进有出，而不是将之视为一项长期的工作。
办公岗位轮替体制造成越来越昂贵的选举成本以及一些市民服务者的装模作样。成功当选的候选人会向其支持者提供一份工作岗位，政府雇员会向政治党派支付一笔费用。这种分赃制――赋予支持者以政府职位的体制――激励了更广泛的政治活动，创造并发展了一种围绕政治党派的文化。那些与政治党派攀附的家族期望通过献金支持他们的人当选，从而为家族成员换取公职。
岗位轮替制度有许多弊端，一些不能胜任工作的人进入政府部门。每次选举后，当选者总是被渴望求职者包围，总统与国会间对于委派职务的事务争吵不休。当詹姆斯・加菲尔德担任总统时，渴望求职者如同“盘旋在受伤野牛上方的秃鹰”。一些政治家担心，政府会越来越倾向于为贿赂者提供工作。如果这样，美国开国者所担心的人们谋求公共职位上是为了给他们的朋友提供工作将变成现实。
加菲尔德以倡导改革而当选总统，他在1880年当选后的第一个月就显示了他所承诺的反腐败雄心。但是，同年7月，加菲尔德遭到枪击，行凶的是他的支持者――芝加哥一位落魄律师查尔斯・吉特奥。据称，吉特奥认为加菲尔德的当选有他的一票支持，总统应该为欠他一份工作而付出代价。当旁观者缴掉吉特奥的枪时，听到他说：“这下好了！他们必须给我那个职务。”遗憾的是，发誓要向腐败宣战的加菲尔德，经历两个月的伤痛挣扎却最终离开这个世界。
也许部分是出于对加菲尔德被刺事件的回应，美国国会于1883年通过了彭德尔顿法案（Pendleton Act）。该法案主要针对政府岗位轮替制的缺陷，即政府员工每到选举就开始恐慌，以及他们因为面临轮替而对工作缺乏忠诚度。
彭德尔顿法案将一些工作加以分类，将它们从职务委派等级移除，并成立文官委员会，以业绩而非政治关联为基础。由于分类愈来愈多，逐渐建立起一套具有竞争性且持久的政府体系。1883年，近1.5万种工作被分类，1897年，麦金莱总统时期，已有8.6万种――几乎是联邦员工的半数――工作被分类。今天，除数千个指派职位外，几乎所有的联邦职务都由文官委员会管理。
彭德尔顿法案通过后，如果因为政治原因雇佣、解聘或提升政府雇员，都将被视为违法;用联邦财产为竞选拉票将被处以刑罚;对于以工作作为竞选组织者的回报已很难实施，因为这类提供工作的方式从此被视为违法。
彭德尔顿法案以及其他在公民服务规则方面的努力，逐渐影响着美国政治文化。尽管回扣、政府职位作为对政治工作的回报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但是它们在联邦层次所起的作用已大大减弱。
选举贿赂与投票改革
彭德尔顿法案只是告诉政治家不应该做什么，但并没有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去筹集资金。竞选仍然是一件很昂贵的事，在没有政府雇员分摊成本的情况下，候选人转而向其他渠道――报业所有人、富人以及在立法院有利益的公司寻求帮助。许多捐助来自于这一时期迅速集中的垄断行业――铁路、石油、矿业及银行。 这些企业巨头捐助有利益关系的党派，党派里的候选人又拿这些资金去购买选票。
投票人受胁迫的情形同样也很普遍。地主和雇主会将更多选票分派给他们喜欢的候选人，并惩罚那些不听他们摆布的雇员。1889年联邦政府的一项调查显示，雇主操纵雇员投票的情形比比皆是，工厂经理会监督雇员是否按他们的意愿投票。不法的贿赂者甚至向投票者付费，为确保贿赂成功，他们会看着投票者进场按照事先的承诺投票。每个党派都自行印制选票，如果投票人没有将选票投入正确颜色的票仓，他们将拒绝支付贿赂款，甚至对投票者进行威胁。 这一时期美国使用的投票方式，使得贿赂和胁迫非常容易施行。开始许多州采用口头表决方式，这让人们很容易知道谁投了谁的票。比如，向一位投票者支付了50美元的政党，会派人等在外面，如果投票者没把票投给事先确定的候选人，他们会把贿赂给他的钱要回来。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世纪中叶的政治改革家将口头表决方式改为手写选票，他们以为这样会为投票人保守秘密。接下来，司法机构要求每个投票人在自己的选票上签名，便于辨明谁被贿赂了。但是，党派又弄出新的花样以应对这类改革，最为普遍的方式是，对选票通过颜色进行区分。不同的政党印制不同颜色的选票，使用不同类型的纸张。实施贿赂的不法者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十分容易地看到受贿的投票人投了谁的票。改革者只得进一步想办法应对这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行径，他们试图通过将选票颜色加以统一，期待以此能阻止买票行为。为了增加贿赂的难度，有50个州甚至专门通过了关于竞选用纸的颜色及墨水的法律。但是，这些共谋者又想出新的招数来回应，他们在平面白纸的阴影处印制选票，以让买票者能仔细辨认出该投谁，并按作假者的意愿投票以获得回报。
1888年，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市最早进行投票体制改革，开始采用秘密投票制，因为是借用澳大利亚的办法，亦称澳大利亚投票制。它要求把候选人和党派的名字印在选票上。投票者在投票选举时要到场，接收所有党派提名人的选票，然后私下单独做出自己的选择。
财富与政治联姻
彭德尔顿法案和澳大利亚式投票改革对重新思考反腐败法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到19世纪末，美国还没有关于金钱与政治如何相互影响的一般理论，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也越来越受到财富的主宰。
在1896年的总统竞选中，就上演了财富对政治影响的极端一幕。民主党人威廉・班扬与共和党人威廉・麦金莱展开对决。
班扬靠四项资本与对手竞争：雄辩的口才、必胜的信念、回应草根的观点，还有背靠许多小报所有者和一些大报巨头，包括威廉・赫斯特这位显赫的报业托拉斯所有者。第一轮选战中，班扬一共演讲500多次，竭力反对铁路、大银行以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过度集中。
班扬的对手麦金莱则得到一批最富有的人支持，尤其是得到俄亥俄人汉纳的鼎力相助。汉纳策划了一种各巨头按资产的一定比例支持麦金莱竞选的筹资模式。比如银行要拿出其资产的0.25%去资助麦金莱竞选，这笔钱如果放到今天，相当于50亿美元。
1896年10月13日，赫斯特旗下的纽约杂志斥责道：“汉纳先生能买下中西部的全部选票吗？标准石油公司、大铁路公司、大制造信托公司、债券公司，还有卡内基先生、摩根先生、亨廷顿先生以及所有这个国家的企业巨头们， 都会助汉纳先生一臂之力，来让这个国家的荣誉扫地吗？会的！我们想他能做到！”
在汉纳的帮助下，麦金莱击败班扬，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并于1900年再度当选。但是，1901年9月6日，当麦金莱出席纽约水牛城泛美博览会的音乐盛典时遭到刺杀，并于一周后去世。时任副总统罗斯福继任，开启了美国历史上真正大刀阔斧的反腐运动。我们将在下一篇“哈佛笔记”中，讲述罗斯福反腐故事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