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策略有四大转变。
纵观此前多次纪检监察机构的改革，主要是在机构级别待遇及干部职级高低上作调整。而这次纪检监察体制机制改革，无论是“双重领导”体制的变化，还是“两个责任”的划分，以及旨在提高纪检监察机关治理能力的“三转”、巡视制度创新等，核心目的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更好地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问责作用。而在强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过程中，纪检监察机关和纪检监察干部的工作得到了整个社会的认同，威望也普遍得到提升。
从反腐败思路上看，由过去较为宏观笼统向更加具体清晰转变，强化主责主业党的十八大前，中央的反腐败工作强调总体部署、宏观要求，具体怎么抓，依靠地方的理解结合。而一些地方不愿直面主要问题矛盾，往往避实就虚，把面铺得太宽，发力点分散，什么都参与，什么都没管住，往往沦为程序性的摆设，甚至成为一些腐败行为的挡箭牌。有的纪委书记分管的领域太宽，既不能集中精力抓反腐败工作，有时也不得不站在被监督对象的角度思考问题，这些都是制约反腐败成效的重要原因。党的十八大以后，纪检监察机关在工作思路上体现出“三个明确”：首先是职责明确。针对过去纪检监察职能泛化、主责淡化等现象，纪检监察机关通过调整内设机构，加强系统管理，把更多的力量调配到查办案件的主业上来。其次是重点明确。当前反腐败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这是一段时间内的工作重心和着力点。通过加大查处力度，一方面尽最大可能化解腐败存量，兑现党的庄严承诺，一方面通过高压态势，形成不敢腐的震慑效应，防止出现新的腐败增量。再次是靶心明确。严查“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等“四类人”，将其公开曝光等。以上一系列部署可以用“思路清晰、任务具体、责任明确”来概括。
从反腐败策略上看，由过去神秘低调向公开宣战转变，强化高调高压过去，曾有人把各级纪委称为“最神秘机关”。事实上，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时往往孤军奋战，多年来也一直奉行“多做少说”的原则。党的十八大后，中央纪委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公开曝光，才能对腐败分子形成更大震慑;只有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才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中央纪委点名道姓曝光贪官及所涉罪行，高调推进纪检机关公开透明。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带头，还有中央纪委其他副书记等，多次在重大场合发声，在电视和网络上向群众宣传纪检监察工作，回应外界关切，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开办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运用传播规律，及时通报查处的案件，形成舆论高潮;邀网民晒“身边的‘四风’和腐败”，强调发挥群众和舆论监督的“正能量”;请外国学者参观中央纪委，与其坦诚对话等。这一系列措施，结成了更广泛的反腐败战线，凝聚了强大的反腐败力量。贪腐分子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形成了“中央发令、纪委发力、群众发威、舆论发声、贪官发抖”的反腐败高压氛围。
从反腐败手段上看，由过去较为粗放向精细化转变，强化高效高能过去，一些地方以“影响大局稳定”“影响地方形象和经济发展”“法不责众”等为借口，对个别干部严重的腐败问题或“家丑不外扬”，藏着掖着，或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理应深挖细查的腐败窝案设定“红线”“禁区”，往往查“点”不查“面”，查下不查上，查小不查大。“漏网效应”让一些干部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反腐败不过是隔墙扔砖头，只要伪装得好，把上下关系打通，即使长期铤而走险，也可安然无恙，这是多年来腐败呈蔓延态势的重要原因之一。党的十八大后，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要求，在腐败案件的查处中，中央采取零容忍的“净土行动”，更加注重精耕细作。特别是在查处腐败窝案和“塌方式腐败”案件上，既“向上延伸”，又“向下拓展”，抓大不放小，应查尽查，不留死角，不遗后患。
一系列事实证明，精细化反腐、严查“塌方式腐败”并不会影响一个地方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相反，“刮骨疗伤”会让人民群众看到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让党的肌体更健康，政治生态更清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