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政协亦非藏身地
其实，人大、政协系统多有来自党政一线部门即将退休的官员。对99名人大、政协系统的落马官员履历进行分析可知，除9人履历不详外，83%的人曾在党政部门担任要职。
政协系统的高发职位是各级政协主席和副主席，在这两个职位上有37人落马。目前，有14名政协、人大系统被查处人员的案情通报中，提及了其涉嫌谋利时的任职情况，细究可知，其中10人的“病根”是任职党政部门时。 一把手二把手高危
在党政部门中，一把手二把手成为此次反腐的高危人群。
分析来自党政部门的304个样本，对其案发时的职务进行关键词统计，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市级党政部门的一把手二把手，如市委书记、副书记有35人次，市长、副市长有53人次。
一把手腐败是近年监督整治的重点。长期以来，党政一把手的权力监督和制约失效甚至被指虚置。虽然党章规定纪委有权对同级党委进行监督，但事实上因纪委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导致监督太难。
在《财经》的统计中，发展改革系统落马的现任和曾任官员共有18人。
另外，据最高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徐进辉介绍，截至2014年10月31日，国家发改委共立案查办11案11人，其中，国家能源局5人，价格司5人、就业和收入分配司1人，分别为：国家能源局副局长、新能源司司长、核电司司长、电力司副司长、煤炭司副司长、价格司原司长、现任司长、副司长、副巡视员，价格司原领导班子多数涉嫌职务犯罪。
已经官方通报的有4人，分别是刘铁男、郝卫平、魏鹏远、许永盛。
国家发改委掌握着项目审批、资源配置、定调价费、政策规划等，审批管理事项过多过细，给权力寻租留下空间。
刘铁男案显示，2002年至2012年间，刘利用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产业发展司司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司司长、副主任等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设立汽车4S店等方面谋利，收受财物3558万余元。
中央纪委刘铁男案专案组人员的剖析直指滋生腐败的土壤――刘铁男实际上是通过控制审批进度谋利，“拖―要―批”三部曲依次上演。
刘铁男案发后，发改委剖析称，发展改革系统一是权力配置过于集中;二是权力运行缺乏标准和规范，自由裁量权较大;三是权力行使不够公开透明;四是监督乏力，监督脱离业务，游离于权力运行之外，且形式落后，多以事后监督为主，仅看流程和形式难以发现项目审批背后的权钱交易。
因此，反腐须从权力本身入手，限制政府权力，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减少权力寻租。目前，发改委正在进行审批制度改革，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效果待观察。
山西塌方式腐败
在这次反腐风暴中，山西官场无疑迎来了最强地震。山西之腐被中央纪委形容为系统性、塌方式的腐败。
山西省以其7名现任省级领导落马，名列各省落马高官之最。在13人的山西省委常委领导班子中，有4位现任省委常委被调查，分别是山西省原副省长杜善学、山西省委原秘书长聂春玉、山西省统战部原部长白云、太原市委原书记陈川平。
另两名山西省主要负责人――山西省原副省长任润厚、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难逃清白，相继落马。曾任职山西省委常委的金道铭、申维辰和梁滨，后两人虽已在异地任职分别任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和河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也因卷入腐败被查。
“山西的腐败灾情最重。”李永忠说，以山西省的权力核心即省委为例，四名现任省委常委和三名曾任省委常委落马，这就是系统性的腐败。“塌方是指隧道顶部或坑道顶部突然塌方，山西省委是全省的顶部最先塌方。而作为反腐败、监督的专门机关，山西省纪委前任书记金道铭、原常务副书记杨森林和山西省监察厅原副厅长谢克敏，及国土、交通等要害部门也不乏有负责人相继被查，再层层传导至山西各市、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在山西暴露的相当充分。”
在《财经》统计的时间段中，仅由中央纪委、最高检所发布的山西或曾在山西任职的主要官员违纪违法情况中，就有厅级以上官员35人，其中省部级以上高官10人。省级权力之下，市委书记、副书记和市长、副市长落马8人。 目前，上述省级要员仅有金道铭、申维辰进入司法程序，两人都涉嫌受贿，但具体谋利方式并未公开。
在中央巡视组巡视中，对山西的问题曾有揭露，如干部选拔任用上的不正之风仍然存在，“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利益，查办案件工作和对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的监管有待加强等。
山西还将保持高压反腐。在2015年1月底的山西省“两会”上，山西圈定今年反腐斗争将围绕煤焦、土地、交通、房地产等重点领域;围绕教育、医疗、环保、社保、涉农等社会民生领域;围绕资源配置、工程招标、政府采购、资金分配等关键环节，围绕行政审批违规问题和滥用审批权问题，开展专项整治。
山西为何成为腐败重灾区？李永忠曾在山西官场地震后赴山西有关部门讲课。他分析山西腐败的原因有五个：
一是山西作为资源、经济大省，资产、资源密集，“因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用政府‘有形之手’调节经济，‘有形之手’就会涉嫌寻租滋生腐败”。
二是监督失衡，随着经济发展，山西的煤矿资源开发等急剧增加，而监督还主要依赖“同体监督”，根本适应不了社会转型、体制转轨中权力几何级数的增长。
三是山西省官商勾结的历史和现实因素，山西经济的特殊符号“煤老板”与官场勾结现象严重，“上世纪90年代初山西煤老板之间就喜欢互称领导，21世纪初还有的互称首长，商场和官场间称谓的互换就可以看出官商勾结的密切。”
四是山西沉渣泛起的现象突出，“黑社会滋长、黄毒赌泛滥”“官场相互咬、商场相互咬、不良文人相互咬，在高强度反腐下问题更易暴露。”
五是逆向淘汰。用人上任人唯亲，任人唯钱、任人唯利，劣币驱逐良币。
李永忠认为，山西之所以出现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沿用于苏联模式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是主要原因，而丰富的煤炭资源成为诱发权力寻租的重要原因。
在多名要员被查后，2014年9月，山西省委常委领导班子重组，原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空降山西，与山西原省委书记袁纯清完成交接。随后，中央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黄晓薇等人也空降山西。
在李永忠看来，山西政治生态的破坏难以靠异地空降解决。“中央曾经希望用异地空降的方式解决黑龙江韩桂芝腐败窝案造成的影响，空降了一批省部级、厅级官员过去，但只能说减缓了腐败蔓延的趋势而已，改变政治生态太难。”他认为，解决之道是在山西深化政治改革，改革选人用人之道，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 军队反腐常态化
在16名落马高级军官中，级别最高者为徐才厚，上将军衔;11人为少将军衔;3人为中将军衔;另1人为大校军衔。
这是军方首次权威发布反腐信息，但有关案情惜字如金，多数通报信息止于“涉嫌违法犯罪”或涉嫌严重违纪。此前，对徐才厚的通报显示其案情与人事晋升、利用职务替人谋利有关。
在2015年3月的全国“两会”间隙，全国人大代表、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军队反腐态度坚决主动，将会会走向常态化，也会正常化、稳定化。 “第二战场”：国企
国企反腐已在进行中。据统计，国企、国有公司落马高管达74人，除13人级别信息不明外，厅级以上的高管有60人。其中，副部级高管有4人，分别是华润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宋林，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王永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李华林和中国铝业公司原总经理孙兆学。
基于特殊地位和优势的央企成为国企腐败的重灾区，落马人员共有36人，几占半壁江山。
若以所在行业分类，其中资源垄断性企业如石油石化、电力、煤炭、能源、钢铁、电信、有色金属、燃气、烟草人员达34人，约占45.9%。这些行业的特点是资源稀缺、高度垄断，手握重权者成为企业内外竞相“围猎”的对象。
国企腐败尤以“一把手”最重。身居国企中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要职者成为腐败的高发人群，约占51.4%。
“一把手”腐败再次暴露出国企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监督的体制弊病，亟须突破传统体制束缚，迈向 “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一把手”腐败引发的系统性、群体性腐败在中石油系统中表现明显。曾任职中石油董事长、案发时居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委副书记的蒋洁敏落马后，即有李华林、王道富、冉新权等高管落马。
国有企业产权关系模糊、权责不明的特点也体现在落马高官的涉案事由上。权威部门的通报中提及了24人涉嫌或构成违纪违法的事由，其中8人涉嫌贪污侵占公款或利用公款出国旅游，致使国有资产受损。这与职务犯罪受贿增加而贪污趋降的整体形势略有不符。
因此，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称今后反腐的重点之一是着力完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加强对国企领导班子的监督，搞好对国企的巡视，加大审计监督力度。完善国有资产资源监管制度，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管。
其实，国企反腐的布局早已有端倪。2014年3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公布新一轮机构改革方案，中央纪委原第一纪检监察室调整为第五纪检监察室，只负责联系国务院国资委及54家央企，不再联系其他中央国家机关，也不再承担议事协调机构和整治检查活动。
一个月后，监管国企的国资委被确定为反腐查案的八个改革试点之一。2014年最后一轮中央专项巡视中，13个专项巡视对象中有8家是央企，涉及通信、能源、汽车船舶制造等多个领域。
“国企反腐方面，从兵力部署到火力侦察，接下来就是决战，可以看到国企反腐成为第二战场的蓝图已经绘就。”李永忠认为，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反腐主战场开始打破胶着状态，尽管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但腐败内部已经开始出现松动，比较优势已取得，“亟须开辟反腐第二战场，那就是国企央企重灾区的反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