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侵略战争的需要，多次组织向佳木斯地区移民，希望在东北垦占土地，建立日本人的统治基础。随着移民政策的推行，佳木斯地区的土地、粮食遭到掠夺，桦南、桦川人民无法生存;毁灭性地使用和摧残劳力使富锦县五顶山上的两万劳工几乎无一生还。赫哲族人口几近减少百分之九十。残酷的高利贷剥削和租税使农村经济几近崩溃，酿成了佳木斯地区一幕幕的惨剧。
[关键词]日本;佳木斯;农业移民
佳木斯地处三江平原腹地，南倚群山，北临松水，自1888年设镇后，即以舟楫之便，很快形成四乡粮谷集散地，成为松花江中下游一带经济、文化中心。沦陷时期，日伪政权设置三江省，佳木斯被定为省辖市，曾一度成为日伪政权统治三江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军事重镇。三江平原丰富的土地资源，使得日本将其视若珍宝，入侵三江平原是日本一直以来的计划使然。
一、日本在佳木斯的农业移民
日俄战争后，日本就提倡对中国东北移民，但因气候地理等种种条件的限制，移民效果不佳。“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开始大规模地向东北移民，大批地侵占东北的土地，使东北农民遭受前未有的苦难。首当其冲的就是佳木斯。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日籍的浮动人口显有增加，新入东北的日本人，大部分是军人、官吏、商人、毒物贩卖者、娼妓等等。日本政府有鉴于此，遂募集方法发展农业移民，希望在东北垦占土地，建立日本人的基础。
为移民安全计，日本当局遂用武力移民方式，“由青森，岩手，宫城，秋田，山形，福岛，茨城，枥木、群马，新■，长野等十一县，各选出四五十名不等，共为五百名，均为在乡军人。此五百在乡军人编成一大队。由新■县的市川益平中佐为总队长，大队更细编为若干中队小队，各置队长。全部武装，名为‘东满屯垦队’”。
1933年6月，日本拓务省又从东京、千叶、琦玉、山梨、神奈川、富山、石川、福井等1府18个县中挑选35岁以下在乡军人500名，经集训淘汰剩下的455人，陆续抵达永丰镇湖南营（佳木斯桦南县），取名为千振村，侵占的土地约二万垧。
第二次武装移民团从侵入永丰镇之日起，就遭到中国民众抗击。他们组织起来，袭击日本移民，武装农民打死饭冢大佐，歼灭日军数百后，就开始作了义勇军，这就是以后的抗日联军第八军，此即土龙山农民暴动。日寇随即调来大军屠杀了永丰镇附近的百姓数万人，没收了土地三万垧，才勉强把暴动镇压下去。
日本人之所以将首次移民的地点选在佳木斯，主要因为“佳木斯为‘三江省’省会”，“该地距依兰匪遥，且为松花江下游重要城市之一”，“且该地为北满政治经济交通之中心;在伪国八个新都市计划之中，佳木斯为次于锦州。”
二、日人在佳木斯所辖地区的恶行
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日伪政权在佳木斯及其所辖地区犯下了滔天罪行，如在桦川、桦南粮食的掠夺和在富锦县（现为富锦市）对广大中国劳工的迫害。
（一）掠夺土地粮食
随着战事的蔓延和扩大，日本殖民主义当局已经越来越感到粮食生产的迫切性。为了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无限度地扩大军队，除日本国内的青壮年和半老年几乎倾巢出动、黩武从军外，还在中国、朝鲜网罗纠集一些汉奸、游民，组成伪军、伪警及名目繁多的武装。这些军队都需要粮食，而日本国内的精壮劳动力都已被征集入伍，所以国内很大一部分口粮也是由中国搜刮掠夺得来的，这样，粮食问题就成为日本最高统治者绞肠挂肚的问题。
据住在桦南镇隆胜村北河沿屯的张万库老人回忆，“开拓团里的那些男人，看上去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很有点刁蛮劲儿”。他记得一个日本当官的给当地老百姓训话时说：“我们日本人，不是来到中国一两天就走，而是要在中国永远住下去。我们还要来很多很多的人。今后，我们要亲善亲善大大的！”年年秋天打下的粮食日本人都要没收，就连来年种地的种子都得归日本人“保管”。“中国老百姓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大堆粮食被日本人的大汽车拉走，谁想多留一粒也不行。每当最后一批粮食被运完之后，本区区长就领着那些日本移民到太阳庙去拜神，大吃大喝，然后是又唱又跳，折腾一天，表示庆祝。可是，辛辛苦苦、拼死拼活地干了一年的中国老百姓又得到了什么呢？除了下风头的瘪粮食以外，几乎什么也没有。粮食够吃不够吃，日本开拓团是不管的，春天照样种地，秋天照样拉粮。”
桦川县位于三江平原西部，日伪时期，“县公署遵省令，按地抽丁，按人摊钱，组织自卫武装，其名称有‘保卫团’、‘保卫附团’、‘商团’、‘城防团’等。这些地方武装，名为保卫地方治安，实则为地主、士绅压榨穷人的工具。沦陷时期，日伪政权在各保甲组织中设自卫团，施行其反动统治。”
（二）剥削和迫害人力
劳工们的生活极其艰苦。他们开始进山时还能吃上几顿玉米面饼子，继之便是黄豆破子掺橡子面的混合稀粥，冬夏全吃山水、雨水、雪水。最困难是穿的，劳工入棚分班编号后，每人发一套作业服（灰更生布），上衣前后心有劳工本身的号码，这身更生布的作业服一直穿到死。为此不少劳工全穿水泥口袋制的“纸衣”遮体、御寒。这种奇异的怪服，无论盛夏酷暑还是三九严寒，一年四季不离身。出工前各班劳工集合在大棚前“点呼”（点出勤人数及个人号码）后，戴上黑帽子，在日本兵和狼狗的监押下向工地出发，到劳动现场时摘下黑帽子，按监工员的命令劳动。中午一般不出坑儿，发给每人两个黑饼子，一块咸菜。因此，劳工们都不知道具体作业地点，更无法知道赴现场的往返路途.收工后“点呼”，按“条”戴黑帽子回棚宿营。对劳工监视、看管最严是夜间，睡前“点呼”一次，一律头朝里睡，每五人左脚用一条大绳拴在一起叫一串儿。夜间不许大小便，特殊情况时则一串人起来，同去同归。 这种猪狗不如的生活尽头是死亡。日本侵略者是绝不会让中国劳工活着出五顶山的，日本侵略者屠杀劳工方法之多，手段之残酷，真可谓古今罕见。劳工们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低劣的狗食不如的伙食，一年四季穿“纸衣”，住席棚，被折磨的骨瘦如柴，疾病缠身。一旦被发觉生病（多半已卧床不起者），日本兵便拉着送“医务所”，多半是有去无回。劳工们把医务所和狼狗圈看成一码事，尤其加之以传染病之名更是狗圈的“上宾”。日本人为防止活人被狼狗吞食发出惨叫声，事先给病人打一针，片刻后便逐个投入大狗圈。日本在山里的所有狼狗很少喂其它食物，大部以中国劳工骨瘦如柴的身躯为食品.个个吃的膘满肉肥，毛管发亮，整日瞪着一双血红的大眼。这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尊严和生命践踏的鲜活血证。
三、日伪移民对佳木斯民众生活的影响
日本帝国主义在实行移民侵略的过程中，通过武力掠夺、廉价收买、强行驱逐、农地造成等方式，侵占中国农民的大量土地，迫使大量失去土地的中国农民在一夜之间变成乞丐，拖儿带女，流浪乞讨，由于冻饿而死在山林道旁的数不胜数。
（一）百姓死伤无数
上文提到的土龙山暴动，日伪第一次移民，强占了农民的房舍和土地的，灾民组织起来袭击日本武装移民，武装农民打死饭冢大佐，歼灭日军数百，而后来日寇却调来大军屠杀了永丰镇附近的百姓数万人，以数万条中国人命来抵偿日人的数百，这种数据的对比对中国人来说是无尽的人性侮辱与伤害。
“九・一八”事变后，赫哲族人民遭受到了残酷的奴役和摧残。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消灭赫哲民族，挑拨民族关系，把赫哲民族和汉族以及其它民族分割开来，“于一九四二年初强迫富锦县齐齐喀、莫日红阔、哈鱼、街津口和抚远县勤得利等地的赫哲人离开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松花江、混同江沿岸，迁徙到一百里以外的密林沼泽地建立了所谓一部落、二部落、三邵落，与外界隔绝起来，以达到‘分而治之’和逐步消灭的目的。一九四二年初，日寇强迫齐齐喀以下、勤得利以上沿江居住的赫哲人，不论男、女、老、幼，在五天之内全部搬走。”
赫哲族世世代代居住在沿江一带，以渔猎为生。加之与其它民族多年相处，关系密切，都不愿意搬走。这里既有感情因素，也有实际困难。在旧中国一一特别是敌伪统治时期，人们的生活已经低到仅能维持生命的程度，多少年才能弄到一幢勉强容身的茅草屋和一些破破烂烂的生活资料，搬家就意味着毁掉一切。尽管不愿意，日伪的命令还是无法违抗的。赫哲人搬到了集体居住的地窨子里，吃的是野菜、树皮，偶尔冒着生命危险回老屯求亲靠友借，拿回来大家一分，吃不了两天稀粥又没有了。穿得更是谈不上，十多岁的孩子们仍光着身子，有的十六、七岁的大姑娘因没有衣裤出不去门。没有被、褥，没有炕席的人家就更多了，他们冬天全靠烧柴取暖，很多人夜间睡觉都是混身滚。因为生活条件太差，又没有任何医疗设备，有病只好等死。有时，日寇也派医生来，但不是给赫哲人治病，这些刽子手，借治病为名，把赫哲人挨个骗出来，抽血作试验。由于天寒地冻，无衣缺食，水土不服，疾病流行，再加上日寇对赫哲人实行毒化政策，发给“吸烟证”和所谓“福寿膏”（即鸦片烟膏），“照顾”赫哲人吸食鸦片，以达到其恶毒的消灭目的。
（二）经济崩溃
资本主义对于殖民地的剥削和榨取本是十分残酷的，而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是军阀封建性的帝国主义，所以对东北地区这块名副其实的殖民地实行的政策，更是残酷中之最残酷的。其经济掠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高利贷剥削
资本主义列强侵入殖民地，一定要加强殖民地高利贷商业资本对农村的支配力量。这一点在佳木斯是丝毫没有例外。“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农村的高利贷经营是通过金融合作社。这个合作社成立于1933年，马上发展到各地，几乎每个县都有一个金融合作社。”金融合作社为何会如此存在？主要因为农村的金融迟滞，农民贫穷，缺少资金，特别在春天种子下地的时候，农民没有余款供应一切开销，不得不求助放高利贷。
金融合作社循环不息地放着高利贷，扩大其剥削，农民也就循环不息地做着高利贷的牺牲者，如是农民的一滴血一滴汗都直接或间接地化作高利贷的资本。
2、租税剥削
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榨取最直接的就是租税。“以一九三八年的伪满收入为例，其中租税收入达一万万七千二百九十五万元，若把租税变形的专卖利益五千二百三十二万五千元加算在内，一共是二万万二千五百二十八万元，占伪满岁入总额三万万四百五十五万元的百分之七十四。伪满已耕的土地以一万三千八百万亩计算，每亩的农民的负担已快到两元，实际上一切特别捐、临时摊派的数目总是要几倍于正税，而农民所苦的不是正税倒是特别捐和临时摊派，这个数目字最低限度以五倍于正税来计算，全东北农民被榨取的金钱，仅仅这一项目每年就有八万万五千万元之多了！”这都是东北农民的血汗给建筑起来的。
经济被剥夺得如此，支离破碎的东北大地几近凋零。三江平原的民众奄奄一息地挣扎在死亡的边缘。被日伪折磨得已经失去了血肉的农民，只有以生命作为唯一的赌注奋力反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