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学意义，实质是它最早预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由于中国当时是鸦片战争后列强瓜分东方殖民地的弱国和牺牲品，也由于当时西方以英美法为代表的国家存在着绥靖主义思潮和政策、远东发生的两个亚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没有纳入他们的历史意识和国家战略意识，所以“九一八”事变的巨大世界历史意义一直没有受到世界主流史学的重视，迄今亦然。但是对于身在其中的中国和中国人而言，“九一八”是近代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蚕食历史趋势中的一次突变和巨变：近代以来中国虽然不断遭到瓜分，都只限于赔款和割地――以租界和租约的形式把若干地方列为具有治外法权的租界，而“九一八”事变带来的是中国百万平方公里的大片富饶土地被强行割据和占领，成为另外的国家，中国的领土版图被暴力撕裂。不仅如此，东北被占领还只是日本占领和灭亡中国的第一步，其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九一八”事变的悲剧意义，沦亡的东北人民感受到了，东北流亡作家感受到了，整个关内左翼作家甚至右翼作家都感受到了。于是，在当时的中国，出现了被左翼著名作家茅盾命名的“反日文学”，身在关内和从东北流亡出来的作家，北京和上海的左翼作家，不论是否熟悉东北的历史、现实与民风习俗，都写出了表现东北人民及其抗日行为的作品，这些作品，可以视之为“九一八”国难文学。而且这种文学，具有很高的时代价值和文学史价值：它们不再是描绘近代反帝爱国文学中的个别的反侵略战斗，诸如《三元里抗英》，而是在东北的大野山河的背景上，直接地大规模地表现东北爱国军民与比西方列强更为凶残的日本侵略者的搏斗与战争，属于中国的也是世界最早的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不再像近代文学和五四文学那样涕泪交零地表达对帝国主义的悲愤控诉与抗议，而是以血与火的愤笔表达整体中国人民的愤怒与怒吼，当然，其中也掺杂着来自家国沦陷的东北流亡者的仰天长啸与悲愤情怀。“九一八”国难文学极大地提升了近现代中国反帝爱国文学、救亡文学的思想深度与容量，极大地拓展了上述文学的表现领域，为后起的抗战文学提供了思想精神的资源，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提供了最早的范本。由此，使其具有了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
历史是赓续不绝的长河。“九一八”在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的价值与意义，“九一八”后出现的大量的“九一八”背景的国难文学与电影（一直延续到四十年代），在共和国建立后，一直对当代文学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如果说，在十七年文学中，对“九一八”国难的文学表现，由于受到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影响，主要还是反映和描写赵一曼、杨靖宇等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联的英雄事迹，是一种时代和政治所要求的为中国革命胜利寻找和制造“苦难辉煌”的历史合理性，因此“九一八”后东北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领导的抗日武装、包括土匪胡子和毁家纾难的地主自发组织的武装和抗日义勇军（甚至像红色经典作品《林海雪原》里被描绘为对抗解放军的土匪头子谢文东，都曾经拉起抗日队伍），这些政治和党派立场截然不同的武装为救亡救国展开的一度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和行为，都被十七年的“九一八”国难文学“洁净”和“提纯”为只有中共领导的抗联武装及其英雄独自抗击外侮，其它的抗日武装和队伍的抗日行为被“遮蔽”和埋没于历史的深层;那么，文革结束后进入新时期，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历史大潮，驱使新时期文学对整个抗战历史进行新的审视和反思，自然，对“九一八”之后的国难和东北抗战，对整个东北沦陷区和中国沦陷区人民在暴力压迫下的日常生活，都有了新的认识。历史价值观的重新树立及对历史的尊重意识，使得新时期以“九一八”国难为背景的文学，出现了为十七年文学所难以呈现的历史场景与价值视域。虽然它们还难与世界一流的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相伯仲，缺乏它们那种宏大的历史与战争场景和人性心理的深度与复杂内容，但就中国语境而言，它们已然具有三十年代乔木评价东北作家群时所说的“新的场景，新的人物，新的内容”。
这种“新的内容”中最显著的，是新的历史观带来的对“九一八”国难后东北抗战历史真实的一定程度的还原和再现。得益于思想解放潮流中政治禁区的破除和史学界率先对中国抗战史、东北抗战史的全面研究，得益于这种历史研究带来和树立的历史观，紧随其后的纪实类文学对“九一八”国难后坚持抗战的武装，都予以描绘和表现。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军艰苦卓绝的抗战史和英勇事迹，继续被挖掘与放大，甚至几近于民族史诗和创世神话的性质，成为现代的民族史诗和英雄传奇、英雄神话原典的组成部分，当然，也成为与政治党史模式紧密相连的历史、政治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组成部分。从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冯仲云、李兆麟、周保中等人的传记到纪实文学甚至影视剧，中共领导的抗联群英谱系被不断重彩描绘和塑造放大。与此同时，对马占山等属于原东北军、在政治上属于国民党政府军队的“血战江桥”和几起几落的大规模抗日斗争，从纪实到影视，也予以浓墨重彩的挖掘与近似讴歌的叙写。单是描写马占山抗日的纪实类大型报告文学就有好几种。对于原东北军将领王铁汉、东北民间抗日英雄邓铁梅，也有专文和专书予以纪实。而虚构类文学，主要是小说，也以新的视角和史实，直面过去被遮蔽的东北“九一八”国难后抗战的武装力量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其实，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东北作家群之一的年轻的骆宾基，在他的长篇小说《边陲线上》写的中朝交界处活跃的东北救国军和义勇军，就是原先的隶属于国民政府的县政府官员、学校教师和青年学生组成的;另一位当时的东北作家舒群的中篇小说《老兵》，其中英勇抗战的军队同样是旧东北军的残部。它们与萧军暴得大名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写的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萧红《生死场》写的民众的自发揭竿而起组织义勇军，共同反映了“九一八”国难后东北大地抗日武装的广泛性与多元性。当代东北作家辛实的长篇小说《雪殇》，基本上是一部未脱离“正史”观念的作品。但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在叙述杨靖宇将军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气壮山河、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中，也着意突出民族战争的悲壮性、英雄性而淡化正统史观的意识形态色彩，同时也浮现和复原以往有关东北抗联的“正史”叙述所遮蔽的真实态历史：在白山黑水与日寇进行殊死搏斗的，除了中共领导的东北抗联外，还有隶属于大韩流亡政府李承晚的高丽独立军十八师，和隶属于国民政府的辽宁民众自卫军十九路军，三支不同国家和党派的队伍以传统的磕头结义方式建立了生死情谊，与共同敌人浴血奋战直至悲壮地毁灭。这样的叙事和对历史真实面貌的揭示，是十七年文学的“九一八”国难叙事难以企及的。而如果扩及到当代台湾和海外华文文学的“九一八”国难文学，则那种力图还原东北国难后的历史真实、把被遮蔽和压抑的全息的历史图景浮现出来的东北抗战叙事，就更为多姿多彩。台湾作家赵淑敏的长篇小说《松花江的浪》是与老东北作家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相似的家族史小说，其中的英雄人物是家族的三叔――一个毕业于北京大学而在家乡师范学校教书的作家，是他组织和领导了沦陷后家乡义勇军的殊死抗战和暗杀敌酋的所有行为，义勇军失败后被迫流亡到北京和重庆，又被派回东北继续领导抗日直至被捕就义，而他的政治立场、态度和身份则是地道的国民党人。纪纲的长篇《滚滚辽河》描写的则是东北沦陷时期坚持现地抗战十四年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集群体的抵抗与被捕，被捕后的狱中斗争直至日本垮台被营救出狱，他们的行为倒颇像大陆十七年著名的红色经典《红岩》里写的入狱的共产党人，只不过前者写的是民族搏战而后者写的是阶级血战，对抗的对象不同而行为模式如出一辙。《滚滚辽河》并非向壁虚造，作者就是当年国民党在东北坚持现地抗战的领导者之一，而史学界对于东北沦陷时期国民党地下特工的抗战研究，日伪政府编纂的对于重庆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和组织的防范资料，以及日伪警宪机构把主要力量和精力用于对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的侦破，也以沉甸甸的历史存在为小说的叙事提供了史实和资源。 不止是对“九一八”国难后东北涌现的抗日武装的政治、阶级和国别成分多元性的历史还原，以呈现被遮蔽和窄化的历史图景，还有更多的当代“九一八”国难小说，如从伪满时期走过来的老作家刘迟的长篇小说《新民胡同》、四十年代在东北解放区写作土改小说闻名的老作家马加的长篇《北国风云录》、迟子建的六十万字的长篇《伪满洲国》，还有林林总总的东北各省市地方作家写作的“九一八”小说，都力图展现“九一八”国难后东北社会情态与人民日常生活和思想构成的更为全面与真实的面貌。在这些小说中，迟子建的《伪满洲国》是最具有代表性而至今未得到深刻认识的压卷之作。
这部作者几乎“披阅十载”的小说，是一部力图对伪满洲国的历史存在进行全方位扫描和描绘的浩大之作。它以编年史的叙事模式，把1931年到1945年的东北沦陷史和国难史，每一年作为一章，截取不同的社会与人生形态，进行全景式、大河式的描写。似乎受益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观念与方法的影响，《伪满洲国》在看似絮絮叨叨的平铺直叙和女性作家的“聊天录”中，把伪满洲国的从城市到乡村的所有地域、从伪满皇帝宫廷的上层、都市商人和市民的中层到地老天荒的乡村和原始部落等下层，从日伪的残酷统治到抗日联军的悲壮反抗与失败，从中国不同阶层和阶级地位的人的生活到日本开拓团的生涯，伪满洲国时期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层面和角落，几乎都纳入视野并予以叙写，显示出与年鉴学派相近的把历史的长时段、中时段与近时段，历史的上中下各个时空的内容都作为叙述的内容，也显示出迟子建写作和叙述伪满洲国历史的小说家的历史观。当然，受制于时代思想解放的程度和史料开放程度的影响，迟子建在构建这部历史长河小说的叙事世界时，那种作为历史大事记和历史主流事件的宏观的、主体的内容，如伪满建立、溥仪登基、出访日本、宫廷内幕、溥仪与皇妃的遭际、平顶山惨案、731细菌部队、东宁要塞、抗日联军血战、杨靖宇战死、义勇军的风起云涌与失败、土匪抗日、日本开拓团、当国兵与抓劳工、抗联失败后在苏联的躲避与培训、苏联红军的进攻和东北解放、伪满洲国垮台……把几乎所有构成伪满洲国历史的“骨骼”性和宏大性事件，都纳入叙事范畴，且与上世纪五十至九十年代大陆的伪满洲国历史著作的“正史”和“官史”的叙述和释义基本吻合，是与正史模式和释义同构的小说化的伪满洲国史;换言之，是以小说形式对伪满洲国历史的演绎与铺陈，与公开出版的各种伪满洲国史的史实并无二致，只是叙述方式与语言不同而已。宏观性与正史性是这部历史大河小说的骨骼和基干。
但是，这部小说最大的亮点和价值，却不在于对宏大性历史事件的叙事与释义。老实说，尽管它们构成了《伪满洲国》的重要内容，舍此小说就会显得缺乏历史的底气和氛围，然而在小说中，这些却不是一般的历史小说必备的所谓主线或主要情节，《伪满洲国》也没有一般的历史小说的结构模式――一条红线式的贯穿始终的主脉与主要人物，再按此配置次要的复线式的情节线索和次要人物，主要情节与次要情节、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缠绕包裹的纵横交错的网状结构;而是完全的编年史似的流水时间结构，所有的人物和事件都按照年代的延续而次第出现和退场，所有的人物――上至伪满皇帝下至山林猎户，都是历史年代中与历史性质互相证明的历史存在物，是历史的召唤结构中进出的被召唤的人物，是历史大河中随波逐流的浪花，个人生活与命运随历史年代的起伏而起伏，所有人物在小说中都是等值的存在，皇帝的价值与村民和妓女、叫花子的价值都是编年史价值的无差别个体。如果说这部小说有主人公的话，那么主人公就是历史。这构成了迟子建的历史小说的叙述与结构的特点，是她的历史观在小说叙事世界的呈现。
这些宏大性的、构成正史化的伪满洲国历史的宏大性事件和三教九流的人物，在小说家迟子建的视点和叙述中却被打上了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她不是从历史学家的视野而是从小说家的视野，以她与萧红近似的叙事话语切入和描写，即便从纪实到影视被写滥了的、几乎定型化和模式化的末代皇帝和伪满皇帝溥仪，迟子建也从自己的角度窥探和描写其内心和性格，揭示他多疑胆怯、志大才疏、身披黄袍而内心却是玩心未泯的不堪大任的未成年人。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日本制造的平顶山惨案，她也从个人命运和遭际的角度予以叙述和揭示，虽然没有历史教科书的全面，却有更切近的也更含历史与道义的苦难叙事的价值与控诉的意义。其它类似的构成伪满洲国史基本结构的重大事件，也大都如此处理。
相比较而言，迟子建在这部小说中写得最好的，还不是以个性化的方式和语言描摹的历史事件与尽人皆知、真实存在与活动的历史人物，包括正面的抗联英雄杨靖宇和反面的伪满皇帝溥仪（由于离历史较远，迟子建只能在她接触的非原生态而是次生态的正史材料的基础上建立作家对这类人物的想象和书写），而是中下层的广大的芸芸百姓――商人、市民、农民、猎户、胡匪、妓女、叫花子、傻子、婢女、卖油郎、算命先生、民间医生、纨绔子弟、出家人、教师等等。尽管由于历史观和编年体小说的限制，迟子建未能把每一个人、每一类人的身份职业和个性特征都充分刻画与展示，未能把所有人都写成始终在场的“小传”式人物，却还是能够把若干人物如土匪出身的胡二与其妻子紫环、罗锅子弹棉花匠人王金堂、当铺老板王恩皓、棺材铺老板杨三爷、叫花子狗耳朵、纨绔子弟王吉来、棺材铺学徒杨浩、大烟馆跑堂王小
二、教师王亭业和郑家晴等人，以小传式笔法让他们既有较鲜明的个性又基本贯穿于小说的始终。更值得指出的是，迟子建在描画这些人物时，是既通过这些人物的个性和遭遇叙述伪满洲国的历史，那个整体上大恶的历史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与命运，他们的生活与命运如何那个大历史息息相关，也通过个体的人物的活动揭示和展示与作家的历史观相关的伪满洲国的日常生活。历史不管善恶都不是概念和空话，而是表现和凝聚于日常生活，各个层次尤其是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才构成历史的内容和历史的主体。殖民主义的罪恶统治下也有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这种日常生活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善恶交加，这种日常生活的主体与大环境密不可分或受到大环境支配与影响，也有自己的日常生活的逻辑和轨迹，生活如此，人物更如此。迟子建的历史观所构造的日常生活场景，或者说通过大量的殖民统治下的日常生活的场景，展示她的对于满洲国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观内涵，是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和价值所在。 殖民主义罪恶统治下的日常生活，自然时时受到殖民之恶的支配与左右，小说在十四年沦陷史的每一年度的叙事中，逐步描写和展现表现于大众日常生活中的沦陷之苦难与罪恶，殖民统治出台的从政治高压到经济剥夺、从思想控制到肉体蹂躏的每一项措施，都以苦难突至且无法预知的方式降临到人民身上，教师王亭业的无辜被捕投入监狱成为731细菌部队的实验对象、罗锅子王金堂杂货铺老板外出运粮被抓到中苏边境修要塞九死一生、普通人民制度化的“勤劳奉仕”和“粮食出荷”、经济犯和生活的日益穷困、烟馆妓院的繁荣、劳工的非人苦难和惨死……这些至今被日本当局否认的日本殖民主义的残暴罪恶，在小说中都化为具体的人民生活的遭遇，以具体的细节被描写出来。不管当年的日本殖民统治者如何吹嘘和美化伪满洲国史所谓“五族协和”与“东亚乐土”，今天的日本当局如何否认殖民主义历史罪恶，《伪满洲国》通过大量日常生活的场景，真实细腻地表现了弥漫于整个伪满洲国人民生活中的法西斯细菌，以及作为后起的、亚洲的帝国主义者日本统治伪满洲国时令人发指的罪恶，这样的罪恶甚至令欧美的老牌的殖民主义统治都自愧不如或望尘莫及。殖民统治之恶行的无所不在和对日常生活的整体苦难化的影响，是小说对东北沦陷区日常生活的描写重点所在。
然而作为一种具有新的历史观视域的小说，迟子建对沦陷区殖民统治下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却又不是概念化和一律化的，而是体现出走进历史、还原历史真实语境的诉求，这种诉求表现在小说对沦陷区人民生活的全面性、立体性和多层次全方位的描写与揭示。过去在很长时期内，大陆及台湾对沦陷区社会与人民生活的描绘，多是二元论的：殖民者的残暴压迫与人民的苦难，舍此维度没有其它;沦陷区人民及行为要么是反抗，要么是顺从和屈服。而迟子建在小说里的描写却颠覆了这种既成的认识与观念：即使在伪满洲国这样存在高压的法西斯统治的地方，人民的生活几乎无所不及地被苦难和压迫笼罩，小说里写的大多数百姓及其家庭都遭遇各种各样的不幸，不过由于东北地域的广大，也有统治者鞭长莫及的社会裂缝，有游离于殖民统治的个人空间。胡匪出身的胡二及其一家在大山里的生活，似乎就是殖民统治下的化外之地，他们与鄂伦春人一样过着狩猎与采集、以物易物的原始部落式的生活，虽然也与社会进行生活物质的交换且与社会交往，但似乎没有受到大的伤害――不是殖民者的善良而是地域和生活领域的浩大使得殖民统治并非企及每一个角落。而其他的伪满洲国的社会与人民生活，也是立体和多元的：既有在殖民主义凶残压迫下揭竿而起英勇抗争的抗日联军和杨靖宇那样的英雄，有李文那样在抗敌失败后逃入苏联接受培训最后作为苏军打回东北的战士，也有既非反抗也非屈服的一面;有无奈之下忍气吞声苟活的一面，亦有不关心国事只关心个人生活和追求享乐的一面，如教师郑家晴的妻子沈雅娴，来往于东北与上海之间一心想当演员而根本不甘心社会的变化，当铺少爷吉来整天吃喝嫖赌玩乐不休;还有稀里糊涂丧失民族意识的一面――杂货铺老板祝兴运被抓劳工后，他的女儿祝捷在学校里却稀里糊涂地充当殖民者要求的各种“模范”，这样的人物，也出现在《新民胡同》里的四海茶馆家的女儿孙福贞身上。孙福贞也是在被征调担任户籍调查员的过程中，“近墨者黑”地成为殖民者的帮凶而失掉了民族道德的贞洁。即便是受到压迫、遭遇苦难的人民，那些五行八作的百姓，他们还是在不断加重的政治与经济压迫下苟延残喘，延续他们那由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吃喝拉撒、偷情打架、羡慕嫉妒、过年过节、耕种收获等各式各样的日常生活，那种既非反抗也非屈服的生活，按照本能和习惯延续中国百姓千年一日、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
不仅如此，迟子建不动声色地继承了萧红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写作《生死场》的传统，在对“九一八”前后日常生活和人民起义的描绘中，暗含着对人民愚昧落后一面的批判。上世纪九十年代著名剧作家田沁鑫改编自萧红《生死场》的同名话剧，也继承了萧红的这一思想传统并加以放大和拓展。迟子建倒是没有这样鲜明的意识和揭示，但也对《伪满洲国》里出现的很多日常生活中的人，抱着既批判又同情的态度，哀其不幸，指其凡庸，对其“不争”则既怒又不怒――因为他们如萧红和鲁迅批判的那样长期处于奴隶状态，长期置身于缺教少文的环境和处于精神的动物状态，只追求满足于口腹之欲，而且自得其乐于这样的环境与生活;况且，迟子建与张爱玲和余华一样，在思想认识里觉得在天灾人祸、暴政苛政和强敌侵占下的人们大众的平凡的的日常生活，自有其合理价值，不损人利己地活着就是一切，甚至无害于他人的苟活也无可指责。无权无钱无力的小民百姓只能如此的乃至灰色的生活，是长期的被压抑、被奴役和频仍的历史动乱中动辄被统治者抛弃的过于苦难的生活造成的，它们不光彩，却长于历史和时代的轰轰烈烈与沧海桑田。当然，迟子建小说对那些凡庸的大众或小奸小坏的人民及其凡庸的日常生活，抱有理解之同情，但对于任何人民中都存在的恶人坏蛋之徒，则在描写中暗含褒贬和讥刺。迟子建在小说里还写了不少负面的中国人形象，如棺材铺老板杨三爷，卖油郎，民间郎中吴老冒等，都是唯利是图的市侩和小人恶人，还有吃人的土匪，妓院的老鸨，他们不知有晋，不知道国家民族和人性，只有利益和贪婪，只会按照行业积习和个体心性之贪婪敛财作恶，做一切统治者的顺民和一切善良弱小者的恶霸。还有那些受到侮辱与损害的人们，如杂货张及其女儿，丈夫和父亲被抓劳工惨死，她们在等待中不是变得善良而是邪恶，没有丝毫的伦理道德和同情弱小之举。至于纨绔子弟吉来一类人，全然是恶魔转世，只是一味作恶、玩乐、混世，不论中国女人还是日本女人，能玩的都玩，即便被迫结婚生子，也没有丝毫的家庭伦理道德，对长辈、妻子、孩子都没有正常的人类感情，更遑论道德。三十年代东北作家萧军就说自己的故乡东北有“三千万无教养的人民”，那里的人民崇拜土匪军阀而蔑视知识和道德。迟子建小说里的很多伪满洲国子民，似乎都是自然本能强大、强悍而伦理道德缺失之徒，小说里的女人少有不被自然欲望支配偷情养汉或性关系随便的。有无外来殖民者的统治，他们都这样生活，尽管生活的代价和苦难由于殖民者的存在而加大，但这样似乎影响不了杨三爷一类恶人的生活与道德。杨三爷一类恶人的日常生活，作者并没有认为也有合理性价值，只是表现它们在沦陷的东北――其实也在晚清、民国和中国的任何时代都存在，是伪满洲国大众日常生活、也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外来的殖民者的统治，这样的中国人及其日常生活都存在，不可能从日常生活中剔除，没有了它们也就不是完整的伪满时期以及其它时期中国大众的日常生活。迟子建的如此叙事和描写，一方面是那个时代东北本然的生活情态的写真，历史上一直作为化外边缘之地和蛮夷之地的东北，粗野少文，清朝中叶以后才有大批关内的闯关东者来此开荒伐木、挖参淘金，自然与社会的原始洪荒和渔猎骑射的地域传统，造就了东北之民的生活与道德的荒野自然状态，日本殖民者的到来并没有根本改变这样的状态;另一方面，这样的描写也是作家观照伪满洲国历史时的思想和历史观所导致的叙事策略，在展现立体的全方位的伪满洲国沦陷状态下人们生活与思想的面貌的同时，暗含萧红开创的批判国民性弱点、从中国内部寻找造成国弱民愚原因的思想诉求，尽管这不是迟子建的全部诉求。 对伪满洲国社会与生活形态的百科全书式样的描写，自然少不了对殖民侵略者、对殖民宗主国的日本人的描写，它们也是伪满洲国社会存在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中国现代和当代的小说，有一种制造和寻找敌人的现象，不论是反映阶级矛盾还是民族斗争的小说，都尽可能塑造和描绘“敌人”和坏蛋的形象，甚至不惜以漫画化手法予以制造和塑造，如十七年抗战题材作品中的“毛利大队长” “猪头小队长”“胖翻译官”和阶级斗争题材领域的黄世仁、南霸天、周扒皮、座山雕等。这已经成为新文学的新传统和叙事模式，个中原因，值得深思和玩味。有意味的是，迟子建在小说中一方面写了作为历史之恶势力的坏的日本人，即那些凶残的殖民压迫者，这是任何叙述殖民地生活的小说都必然出现的人物。其中用墨比较多且比较形象的人物，是“731”部队的细菌战专家北野南次郎。恶魔部队的恶魔专家，是小说对此人描写的基本定位，也是较为概念化的描写。不过，迟子建与众不同、与正史模式的历史叙事不同之处，在于她对这个恶魔人物的残酷性的揭示，不是从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民族歧视等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而是从此人的天性入手。北野南次郎从小就对解剖动物痴迷，对动物和人体试验着迷，而不问试验和解剖的动机、目的，只要有人体供他试验和解剖，多么残酷和非人道他都愿意干，都感到满足。甚至在对无辜的中国教师王亭业作为试验对象的过程中，他甚至产生了某种同情，尽管只是一种让他自己试验而不让别人试验、让王亭业稍稍延长生命的想法，如果这想法实现，王亭业就可能迎来日伪垮台而不会丧命。当然，在那样的恶魔环境，北野南次郎的想法被其它法西斯专家的行为打断。也许可以指责迟子建对这样的法西斯野兽专家的描写过于人性而缺乏政治正确，不过从文学的角度看，这样的描写可以避免过于模式化和千篇一律，更具有人性批判的深度，而这样的人性深度，同样可以达到对法西斯兽性的揭示――他们已经非人化了，是人类中天性嗜血的异类和兽类，这样的非人化使他们可以干任何泯灭人类道德和良知的恶行。
迟子建小说还写出了另一类伪满社会中的日本人。他们是殖民宗主国的国民，但或者还保留着人性的东西，或者既是殖民利益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在东北整体上被日本侵略占领成为殖民地的环境里，这样描写作为敌方国家的若干子民，把他们殖民受益者与受害者的两面性和复杂性描写和揭示，是迟子建的伪满洲国叙事中大胆而又有深意之处。它超出了有关是否政治正确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藩篱，超出了当代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题材小说中描写与塑造的敌人形象的模式化，写出了比较丰富多样的殖民宗主国国家的统治者和百姓形象。就像不能以二元论观念简单地把沦陷区人民分为抵抗/屈服两大类、把不抵抗或不能抵抗的甚至屈服苟活的人民都视为汉奸一样，对伪满洲国境内的日本人及其形象，在揭示其主体和主流的殖民者性质、根本上的大恶的同时，也一定程度地看到若干被绑架到侵略战车上的个别人的复杂性或善恶交加的两面性，是文学创作的艺术真实的体现。当然，也更接近和符合历史的实际状貌，合于作者的历史观所要呈现和描绘的伪满洲国社会存在与日常生活的立体性、多面性、复杂性和交叉性的艺术图景。
当代文学中的“九一八”国难作品当然远不止上述所论，要把它们全部收集和阅读，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本文也是择其要者予以阐析。不过，单从上述所论也可以看出，“九一八”国难文学已经构成当代文学的一种现象和风景，已经在若干方面对当代同类题材文学的思想与艺术价值有所超越，且新作还在涌现。虽然总体上还不能与世界范围内的二战文学和反法西斯文学的思想艺术成就比肩，但相信假以时日，差距会不断缩小。在最早遭受二战炮火袭扰和法西斯侵略、最早出现反法西斯文学的中国，应该出现世界史意义和世界水准的二战与反法西斯文学。当代的“九一八”国难文学，已经是向此迈出的重要而坚实的一步，在现当代文学的国难文学和抗战文学史上，自有其值得重视的价值，而迟子建的《伪满洲国》，则是当代“九一八”国难文学的时代性扛鼎之作和集大成者，惜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尚未见能够有所超越的新作。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优点和不足愈发昭然，也愈发启示和召唤着新的更有历史、思想和艺术深度的“九一八”国难文学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