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索绪尔《语言学教程》颠覆了传统语言学历时比较的方法，是现代语言中的经典；同时也导致了思想领域认识论上的变革，在文学研究乃至哲学、心理学、社会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自此，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出现“语言学转向”，他们关注文学语言的特殊性，着力探讨文学作品的结构规律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联。
关键词：索绪尔语言学；当代文学批评变革；语言学转向
索绪尔语言学是人类认识论上的革命，他改变了传统语言学中“语言工具论”的观念，提出“个体存在于语言之中”；颠覆了传统语言学历时比较的方法，提出共时的语言研究。正是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下，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出现了“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批评话语从文本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从研究作品内容、作者传记式的实证主义批评转向关注文本的语言形式，认识到语言才是文学的本质。
一
索绪尔语言学区分了语言与言语两个概念。言语（parole）是个体对语言具体的言说；语言（langue）是先验的规则系统，使一切具体的言说成为可能，并以言语方式存在的。索绪尔认为普通语言学（in general linguistic）研究的对象应是作为规则系统的语言，研究的目标是通过发现潜在于具体语境中并支配具体言语行为的语言，从而把具体的言语抽象。同时索绪尔否认了传统语言学只把语言当作表达的工具，指出语言不仅仅是命名手段，更是建构人类所感知的现实，提出人不是语言的操纵者，“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这一观点为语言本体论提供可能。在对语言的研究中，他又区分语言的外部要素与内部要素。语言学与民族学、种族、文化史、社会制度等等之间可能的一切关系称为语言的外部要素。语言的内部要素则不能随意安排，是一个系统，有自己固有的秩序。
索绪尔语言学具有极大颠覆性意义的观点在于提出能值（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之间任意性的关系，所谓能指是指符号的介质，即声音层面，体现语言的物质性；所指是能指指向的意义，是语言的观念层面，能值与所指间的关系称为意指关系。索绪尔认为能指和所指的联结是非理据性的，而是被约定俗成被固定下来，具有任意性。任意性得以可能的前提是声音有内部规则，即能指为所指提供可能性。正是由于声音内部有差异，为切分对象提供可能，人们便用内部差异的语音切分世界，从而实现双重切分。同时认为符号具有内部差异的强制性，能指与所指不能单独独立存在，其意指过程的实现依赖于它与其他符号的差异，因此能指与所指间的关系是整体的双重切分，语言意义的生成在于语言内部的差异，一个符号的意义来源于语言内部不透明的意义划动，即处于“能指链”的划动中。
另外，索绪尔还区分了语言历时与共时，组合与聚合两对概念。历时语言学研究某一时期语言发展变化，共时语言学关注某个时间的语言状况，而索绪尔语言学重在研究共时语言学。语言单位与语言单位顺次组合起来所产生的关系叫组合关系；在语言链条的某一环节上某种作用相同、能够相互替换的符号，聚集成群所产生的关系较组合关系。语言纵向上体现语言的聚合关系和共时性，各语言单位间体现差异性，提供选择的可能性；语言横向上体现语言的组合关系和历时性，是一种具体的经验选择，从而构成简单的意思。总之，聚合关系有规则，组合选择是任意的。
二
索绪尔语言学对当代认识论具有变革性的影响，使其一改传统简单的反映论，更关注语言自身存在方式，最有代表性的是风靡一时的结构主义思潮。正如丁・布洛克曼指出“要是离开了语言学，譬如说，无论是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还是罗兰・巴尔特的文学批评都是不可想象的。对于艺术、文学、哲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中结构主义所作的认识论的研究来说，现代语言学所起的作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种数学的作用。”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诗学研究对象的变革。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区分的文学内部研究和文学外部研究。传统诗学开启于柏拉图的“模仿说”，到19世纪现实主义思潮达到顶峰，关注人如何使用语言技巧去再现外在世界、表现内心世界。诗学研究对象是文学外部，即从作者生平、心理着手；抑或从经济、社会、政治等条件中探索文学创作决定性因素；抑或是从人类精神的集体创作中探索文学的起因。70而在索绪尔开创的语言学之后，诗学开始关注文学语言、修辞、韵律、结构等形式层面，研究对象指向文学内部，文本概念（text）取代作品概念（work）。
作品概念包含它是作者有目的的创造物、是作者意图的体现，与之相对应，作品研究是一种传记式研究，与作者研究双向互动，是传统反映论的体现，即从世界到主体再到作品产生是一种透明的传递，作品即为作家“镜像式的文本观”。而文本是对作品的抽象，是将作品从时代背景、作者生平等外在要素中独立出来，把作品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它的诞生是基于新批评“细读法”的批评概念，从而使得文学批评独立于作家而存在，作家也不再具有对作品唯一的解释权。文学是由文字、形象、符号组成的封闭性系统，读者需要通过文本显层看到文本隐层。正如托多洛夫对文本的描述是“文本既可相当于一个句子，又可相当于整个一本书，它是按其自主性和封闭性规定的，它构成了一个系统，个系统不应等同于语言系统但又必与其相关，这种相关既是邻近性关系，又是类似性关系”。
20世纪俄国形式主义、欧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均遵循文本内部研究，其中以雅各布逊为首的俄国形式主义首次把文学与语言学联姻，开创了文学理论的语言学时代。雅各布逊文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性”，即使一个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他还区别艺术语言和日常语言，指出艺术语言是对日常语言的变形、扭曲或“反常化”，是施加暴力的结果。
其次，索绪尔语言学使得许多领域研究对象“符号化”、“文本化”，扩大了文本的概念，从而变革了该领域的认识观念和研究方法。世界便是一个大的文本，对于世界的表述要通过语言的加工，世界需要通过语言来认知，语言切分了这个世界。对于我们本认为客观的历史，也被认为是一种文本，因为一个历史事件也是通过叙述而达到的一种人为的构造，同一个事件可以有不同的阐述。甚至于生活、文化等都可以进入符号领域加以研究。因此从科学史、诗学到文化研究无不涉及叙事。 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阐释》便提供文化批评的符号学研究的例子。罗兰巴特将语言系统拓展到“衣着系统”、“食物系统”、“汽车家电系统”等等文化现象，认为这些社会现象如同语言一样有着自己的系统结构。在《神话学》一书中，他对索绪尔语言学进行改造，将符号分为三个系统，即真实系统、外延、内涵层，并以“一个黑人行法国军礼”为例，阐释符号的三层系统，挖掘更深层的意识形态。在初生系统中，读者将视觉形象中的每一个能指译解为某个恰当的所指概念：一个黑人士兵、一套军服、一只举起的胳臂、一双扬起的双眼、一面法国国旗等等，最终组成了带有单纯直指信息的符号，即“一个黑人行法国军礼”的所指意义。而正是在初生系统的基础上，含蓄意指将其推向更广泛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意义：法国是个伟大的帝国，她的所有子民，没有任何肤色歧视，都忠实地在她的旗帜下服务。巴特的符号学既源于语言学又突破语言学，把大众文化这样广阔的空间纳入到研究视野中。
最后，索绪尔语言学对作为规则的语言的研究极大地影响了结构主义思潮。美国学者罗伯特・休斯曾在《文学结构主义》中指出：结构主义的长处和局限都与其语言学根基有关。结构主义是试图发现隐藏于事物内部的结构，建构起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体系，有着强烈的科学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倾向。结构主义代表人物有称为结构主义“五巨头”的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雅克・拉康、福柯以及阿尔都塞等，他们纷纷将结构主义语言学引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开创新的研究方法和阐释模式。
列维・施特劳斯将结构主义研究方法从语言学引入人类学研究，开创了文学的神话模式研究。他认为和言语活动一样，神话也具有语言和言语之分，神话各自单独表述是神话的言语，而整个神话的基本结构则是神话的语言。他还提出“神话素”概念，即神话叙述体被简化为关系单位。他认为一个神话是从某种文化整体到其个别成员的编码化的信息，如果我们以适当的方式将神话素加以组合，那就可以破解编码。在其结构人类学中一篇著名的论文《神话的结构研究》通过数字的排列、组合分析俄狄浦斯这个神话故事。英国学者罗伯特・斯克勒评价说“普洛普探讨的是牡蛎如何养育珍珠的过程，而列维・斯特劳斯所要说明的是那些赋予结构以意义的原始沙粒”。他们二人都在使用结构主义的方法，试图将众多叙事阐释为一个明晰的结构，从而开创了“叙事学”新的研究方向。
三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索绪尔所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当代文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文学研究从此转向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发现文学语言内部规律，即所谓的“语言学转向”，一改过去实证主义、反映论式的文学批评。
但不容忽视，索绪尔语言学和结构主义文论都存在着一些内在的缺陷。索绪尔语言学是在他死后，他的一群师生出于怀念将他在日内瓦大学讲课内容进行整理。但在编写过程中，编者割舍了索绪尔语义学和言语义学的内容，而且由于学生笔记杂论不合，中间存在很多疑难点。同时，受索绪尔语言学影响的结构主义也存在很多局限性，他们并不关注文本“说什么”，而只是文本“怎么说”，将内容与形式割裂。他们为了寻找一种共同的模式，试图消解作品的差异，抹煞文学的特殊性，他们建立的结构大厦具有封闭性、独立性的特点，因此也就变得非常脆弱，不具有普遍性。正如索绪尔在《教程》中指出“这种普遍意义却会导致一种逆反后果：即没有一个研究课题，能像语言学这样滋生出如此多的荒唐观念、固执偏见和奇思异想。”结构主义兴起于60 年代中后期，这场革命以结构语言学为契机，迅速攻入人类学、心理学、文学和史学领域。但在1968 年“五月风暴”后，革命攻势顿受挫折，迅速转化成一种后结构主义式的瓦解欲望与游戏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