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构成和品性来说，汉语在表达上特别富于情感色彩，内涵深邃而丰富，是一种富于张力的语言，一种诗性化的语言，一种产生伟大作品和作家的语言。汉语的优势和文学品性在近代和现代文学中并没有充分地体现出来，这与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弱势有关。当代文学的成就和地位与汉语强大的地位很不相称。中国当代文学应该有语言自信，应该充分发挥汉语的潜能，在语言上向民间学习，向西方学习，向古人学习，同时，文学创作上应该是多向度、多元化、多层次。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充分发挥汉语的优势，从而更加繁荣并更充分地走向世界。
关键词：汉语；张力；诗性；当代文学
亚里士多德说“人在本质上是语言存在物”，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可见语言之于人的重要意义。而文学更是这样，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语言性不仅表现在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文学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语言的表达之中，而且表现在文学的规模、发展等依赖于语言的规模和发展，文学的特质和品性等依赖于语言的特质和品性。我认为，现代汉语是一种富于张力的语言，是一种诗性的语言，这种品质特别有利于文学的繁荣和发展，现代汉语具有建立文学帝国的潜质，但中国当代文学并没有把现代汉语的潜质充分展示出来。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汉语的潜能，创造出伟大的中国文学，让中国文学更充分地走向世界。
一
汉语不仅是一般意义上强大的语言，更是文学上强大的语言，犹太教经典《塔木德》说：“世界上值得使用的语言有四种。希腊语用于歌唱，拉丁语用于征战，叙利亚语用于哀悼，希伯来语用于日常。”这实际上是就一个狭小的范围而言，就真正的世界语言而言，汉语是最文学化的语言，不仅产生了伟大的文学，而且有产生更多伟大文学的潜质。汉语在表达上特别富于情感色彩，内涵深邃而丰富，是一种富于张力的语言。
汉语在一般即交流的意义上很简单，但在文学上非常复杂。世界上的语言有5000多种，70%的语言没有文字，而有文字的语言中，绝大多数都是非常简单的，仅满足日常交流，没有足够的表述情感和思想的术语、概念和范畴，没有言说思想、历史、文化和文学的话语方式，这种语言本质上是一种日常语言，这种语言不能产生伟大的哲学、历史和文学，可以讲一些故事，但却是极简朴的。但汉语不一样，不要说术语、概念和范畴的复杂性，仅汉字本身就非常复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就收录9353个字，到了晚清，汉字总数高达8万个，可见复杂的程度。古代汉语的复杂性表现在不仅有大量的物质名词，表现了中国古人对于自然的全面的认识和区分，表明中国古代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达到了很高的物质文明，更重要的是大量的精神和思想意识方面的术语、概念和范畴，表明了中国古人在思想和文化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与深度。中国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思想文化，在文学、艺术、历史、哲学、教育、伦理、道德、宗教等领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中国文明在唐朝甚至达到了世界文明的颠峰，这与汉语的发达有很大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汉语的发达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达的深层基础。
语言在本质上有两个层面，一是工具的层面，即“器”的层面，表现为对事物的命名，在这个层面上语言是一种符号，是日常生活的交流工具，世界上绝大多数语言都只有这个层面，但只有工具层面的语言是简单的语言。语言的另一个层面是思想的层面，即“道”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上，语言是一种思维，是思想文化的本体，表现为思想和文化的创造，可以说，语言体系越发达，思想文化就越发达，思想层面复杂的语言才是高级的语言。事实上，世界上只有10多种语言达到了思想层面发达的程度，而汉语就是其中一种，也正是因为如此，汉语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包括文学，中国古代各种文体的文学作品都非常发达，产生了很多经典，并且从来没有间断过。不仅文学发达，对文学的言说也非常发达，用来言说中国古代文学的术语和概念就超过3000个，这是很多中等发达语种的词汇总数。
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相比更加丰富，具有历史传承性、多元性、兼容性，更具有张力。现代汉语在用字上大大减少，但在汉字的灵活应用上（比如组词上）却大大超过了古代汉语，所以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最大的区别是思想层面上的。郜元宝用“同一与差异”来描述现代汉语的品性，他认为“五四”之前，构成中国语言诸要素主要有五方面：“诗词曲文”、“官话：北京、南京、汉口几大方言区在官场通行的彼此相对接近的口语”、“白话文”、“各地方言土语”、“两次外来语（佛经翻译和近代日语）”“‘现代汉语’是上述诸语言要素的凝聚，这一凝聚的过程并非某一要素（比如‘文言’）的彻底退场或消失，亦非某一要素（比如‘口语’和‘白话’）的绝对排他性存在，而只是诸要素原来结构关系的重新调整，也就是说，‘现代汉语’是包含着丰富差异面的民族语言的新的同一，这新的同一以丰富的差异面的保存为前提。”但这主要是就语言形式而言，而且时间上是“五四”之前，现代汉语作为一种语言体系的形成，并且作为“国语”得到正式的通用则是在“五四”之后，是在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特别是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之后。而在现代汉语形成的过程中，上述五种因素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些因素具有大致相同或相近的性质，可以概括为中国因素，而更重要的要素则是西方因素。
现代汉语正是在大量地输入西方术语、概念和范畴以及大量物质名词的基础上发生的，西方的术语、概念和范畴以一种词语的方式进入汉语，使汉语由字化进入词化并且成为汉语词语的主体而使汉语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然，外来词语不是以“外语”的方式直接输入，而是以翻译的方式进入汉语，作家阿来认为：“汉语在被迫全球化过程中，翻译体的语言对汉语重建所作出的贡献就这样非常轻易地被遮蔽了。更准确地说，汉语被全球化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只重视引进的思想观念与新知，但使引进和传播得以实现的语言本身却被忘记了。”我认为这个判断是非常正确的，“大量外国语典籍被翻译成汉语这个过程，并不仅仅如一般人认为的那样，传播了新的知识和观念，就是这些译文本身，也帮助汉语这个古老语种获得新的表达能力，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现代汉语呈现在今天的这种面貌。……就汉语本身来说，却导致了一个积极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一个古老语种完成了一个民族进入现代社会所必需的现代化重建”“如果没有这些通过翻译建立起来的白话文的表达方式与系统，我们只以传统文言与当代老百姓口语的表达为资源进行整合，能不能充分地表达这个世界所需要表达的一切东西。……用乡下人的朴素语言加上几个新名词，肯定不能表达量子力学与生物学，仅仅靠儒家经典的概念与推演方式也不能表达需要更多理性指导的哲学与科学，甚至连一份应用性很强的商业合作或计划书都无法完成。”阿来的表达非常准确，很难想象没有“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理性”、“哲学”、“宪法”、“国家”、“宗教”、“思想”这些术语的现代汉语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一种新词语实际上就是一种新的思想，所以也不能想象没有这些从西方输入的思想，中国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和国家形态。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语言工具的层面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主要的差别是思想层面上的，正是在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的意义上，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我认为，“文言文”、“官话”、“白话文”、“方言土语”以及“佛教外来词”等对于现代汉语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们不能完成现代汉语的建构，事实上，明清通俗小说语言已经大致融合了上述五种因素，但明清通俗小说语言显然和现代汉语还有巨大的差距。
古代汉语也是由各种语言因素构成的，也具有内部的张力。在中国古代，作为书面语的文言和作为日常生活口语的白话也是有交融的，特别是在文学中，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也适当吸收民间口语、方言俚语，从而文言也在这种吸收的过程逐渐向前发展，即使在最纯正的诗歌创作中也是这样，比如寒山、王梵志的诗，其中有大量的白话和口语，王士祯评价寒山诗语言：“其诗有工语，有率语，有谐语，至云‘不烦郑氏笺，岂待毛公解’，又似儒生语，大抵佛、菩萨语也。”所以项楚先生把寒山、王梵志等人称为“信代白话诗派”。另一方面，古代日常口语由于表达的需要有时也借用文言词汇，出现半文半白的情况。而现代汉语则具有更大的张力，不仅具有中国古代书面语的因素，民间口语的因素，还加入了西方语言的因素，与古代汉语相比，现代汉语更加丰富多样，是一种集大成之语言，既充分吸收了古代汉语的优点，保持了古代汉语的精华，实际上是保持了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的精神，使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文化得以延传并更新，同时又充分吸收西方语言的精华，输入和学习西方的思想和知识，不仅弥补了汉语的缺陷，更重要的是增加了汉语新的因素，使汉语在表达上更加灵活，更加开放和兼容，从而具有世界性或现代性，更加适应世界之潮流和变化，具有了新的品性。西方语言以翻译的方式融入汉语，可以说大大增强了汉语的思想功能和表达能力，所以，本质上，现代汉语是一种更强大的语言，既超越古代汉语，又超越西方语言，既具有古代汉语的优点，又具有西方语言的优点。
如果说汉语人口的巨大优势是中国文学外在保障的话，那么，汉语的内在张力则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内在保障和优势。正是因为现代汉语的这种张力才使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多种可能，在语言上，可以是文言文的，可以是白话文的，可以是方言的，还可以是欧化的，在作品形态上，既可以是中国古典风格的，也可以是西方风格的；既可以是大众化通俗化的，民间化的，也可以是纯文学，先锋性的，探索性的；既可以是粗犷的，也可以是典雅的；既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浪漫的。文体上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诗歌既可以追求具有严格韵律的古典味道，也可以追求自由不羁的自由形式；既可以是格律诗，也可以是自由诗。中国当代文学的多种可能性，这是一种独特优势。正是因为汉语本身的丰富性、包容性，现代汉语能够对全世界的思想和文化进行翻译，任何概念都可以通过汉语表达出来，任何风格和形式的文学都可以翻译成汉语形态的。
二
与汉语张力品性相一致，汉语也是一种诗性的语言。汉语的诗性首先来自于汉字的诗性化，美国语言学家曾概括汉字的诗性优点：“（1）汉字充满动感，不像西方文字被语法、词类规则框死；（2）汉字的结构保持其与生活真实间的暗喻关系；（3）汉字排除拼音文字的枯燥的无生命的逻辑性，而是充满感性的信息，接近生活，接近自然。”但汉语的诗性从根本上还是缘其表达。现代汉语本质上是一种文学的语言，它是在文学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其最初的建构是和现代文学建构一起完成的，而且二者难分彼此，即胡适所说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每种语言体系都有其个性特征，与这种语言个性相一致，思想文化也会表现出某种差异。西方语言术语、概念和范畴在内涵上非常明确，大多有严格的限定，逻辑概念体系很发达，所以西方理性思维很发达，科学非常先进，产生了物理学、数学、化学等自然科学和哲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相反，汉语在中国古代非常诗性化，所以中国古代文学非常繁荣。现代汉语虽然学习西方语言，但诗性化的因素仍然被承继下来。现代汉语的诗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现代汉语在表达上特别复杂，表达情感和社会关系的字、词特别丰富。汉字和汉语的许多词都不是单义的，其意义多没有严格的限定，具有模糊性，再加上使用本身比较灵活，所以汉语表达其意义特别模糊，充满歧义。有时，汉语表达在文学中一个意思经常不是由一个字和词或是一个句子来完成的，而是由很多词语、句子组合来完成，是由一个意思组来完成，每个词语、句子都表达了意思，但都不完整，每一个词语和句子所表达的意思相近但又不完全一致，所以现代汉语在表达人的情感，在描述社会事件时特别模糊，表达上似乎言不尽意，理解上则可以有很大的差异，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或者体会到的情感各不相同，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好的，可以称之为“不准确”，但对于文学来说，恰恰是一种诗意化的，具有很大的魅力。王蒙说：“古人侃侃而谈，硬是把既缺少实证又没有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的观点讲得头头是道、雍容华贵，文章的论点实际上是经不住严密的推敲，用现代逻辑或是实证的观点它经不住推敲。”文章是这样，文学更是这样；古代汉语是这样，现代汉语仍然是这样，正是语言上的诗性使中国文学特别具有感染力。西方语言是逻辑的力量，而现代汉语则是诗性的力量。
第二，现代汉语写作特别富于创造性。贾平凹说：“中国的汉语是世界上最丰富的语言。汉字的创造体现了东方人的思维和感觉以及独特的审美观。整体的、形象的、混沌的一种意象。”现代汉语是字思维的语言，现代汉语写作不仅仅是用词来表达，同时也是用字来表达，汉语的表达既可以是最简单的字面上的理解，也可以附以深层的文化内涵，汉语的很多词特别是成语，其背后大多都有文化故事，一个词就是一个文化故事，当我们看到“自相矛盾”这个词时，可以简单地解读为前后不一致，相对立，也可以联想中国古代“矛盾”的故事来理解，这样其韵味就有很大的不同。“汉语的黏着实字几乎都个个都有可以自由运用潜能。”汉字不同于西方语言中的“语素”，“字”的使用在汉语写作中非常灵活，因为汉字本身是“词”以及其意义的相对独立性，所以汉字在写作中既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组合使用，比如“新”、“旧”、“气”、“韵”等字既可以是独立的词，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和其它字组合起来构成“词”，汉语在组词方面变幻莫测、深奥无穷，充满了创造性。
第三，现代汉语具有独特的韵律和节奏。关于这个特点，语言学领域有非常细致的研究，汉语的四声不仅导致平仄规律，导致非常特殊的中国古典诗词，同时，一般语言表达也有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在阅读上有一种诗性化。汉语的韵律和节奏使中国具有世界上最独特的格律诗，这种诗不能翻译成其它语言，那就不再具有文学形式上的意味，就不再具有汉语上的固有美感。
与此相关，现代汉语在修辞上特别复杂，方式特别多，诸如对偶、排比、回环、顶针、双关、反语、夸张、反问、比喻、象征、仿拟、借代等，令人眼花缭乱，是一个庞杂的系统，汉语借用这个系统能够很好描述中国人微妙的情感，能够表达特别玄妙的意思。修辞的繁复深刻地反映了汉语在表达上的复杂性，也充分说明了汉语的诗性特点。外国人学习汉语很快，进入表达也很容易，但要表达得有意味，富于文学性就非常难，修辞使中国现代文学特别具有韵味，它是外国人最难理解的东西，但却是中国文学美学上的精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在语言艺术上最重要的特色就是修辞，所以有人提倡文学或者诗歌的“修辞批评”。有人这样描述汉语文学：“汉文学特有的这些韵律美，使得作品韵律抑扬顿挫、铿锵有力而又富于悠扬感、音乐感、立体感，可谓综合音乐、美术等艺术特别于一身，综合视觉与听觉于一身，其对读者的感染力，绝非是那种纯粹作用于视觉或纯粹作用于听觉的文学作品可同日而语了。”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总之，汉语是一种诗性的语言，特别容易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从文学性的角度来说，西方语言如英语等不能和汉语相提并论。
三
汉语是帝国语言，是强大而自足的语言体系，是诗性的语言，所以中国古代创造了辉煌的文学，产生了很多文学经典，产生了很多伟大的作家。在中国古代，从来没有人对汉字汉语表示怀疑，有的只是充满了珍爱，中国人对汉字的赏玩甚至使汉字书写很早就成为一门艺术，一门可以和绘画相提并论的艺术。但是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强大的物质进入，伴随着中西方战争中中国的全面落败，中国人开始是对自己的器物不自信，物质文明不自信，经济方式不自信，社会制度不自信，最后是对自己的思想和文化也不自信，包括对汉字和汉语的不自信。而诸多不自信中，我认为最具有摧毁性的不自信是对汉语没有自信，这种不自信在“五四”前达到了顶峰。今天回头反思那一段历史，我们看到，废除汉字或者汉文是当时的普遍观念和情绪，当时很多名人都主张废除汉字，提出了各种方案，如主张汉语拉丁化，用拼音文字、罗马文字、世界语等。
翻检相关资料，最早对汉文表示怀疑的是谭嗣同，在《仁学》中他提倡“尽改象形字为谐声”，这可以说是“废汉字改拼音文字”主张的先声。最早提出改革汉字的是古文家吴汝纶，1902年吴汝纶访问日本，受日语的启发，他写信给张伯熙，建议中国推广“省笔字”即拼音文字。1908年，吴稚晖在《新世纪》杂志发表《新语问题之杂答》、《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等文章，主张废除汉文而改造“万国新语”（即世界语）为“中国新语”：“中国现有文字不适于用，尽早必废。”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大多都是主张废除汉字的，钱玄同是章太炎的学生，但他的观点和章太炎相反：“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钱玄同主张废除汉文之后新的中国语文是“三汉七洋”或“二汉八洋”或“一汉九洋”或“无汉全洋”。陈独秀说：“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鲁迅也说汉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毒瘤：“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据说鲁迅还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话。其它如瞿秋白、蔡元培、吴玉章、胡适等都是主张废除汉字的。
当然也有反对废除或者改良汉字的观念，比如章太炎、学衡派诸君、林纾等，新文化阵营周作人的态度也和鲁迅等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究竟是应该向西方深刻学习而全盘西化，还是恪守传统从而维护文言文的不动摇地位，整个中国近现代语言思想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种“中西古今”来展开的，从而构成了一个从极端保守到中庸改良到激进西化的链条，各种观念都可以在这个链条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最后形成的现代汉语其实是一个各种语言理论、各种语言方案、各种语言实践的自然妥协的结果，汉语的强大本身战胜了各种激进的行动和思想，但汉语本身也在这种激烈的破坏和振荡之中完成了新生、蜕变。废除汉字既不可能，维护文言文的统治地位保持汉语的不变也不可能，现代汉语实际上是采用了白话文的外在形式，充分吸收或者说融合了西方语言、文言文、白话文、官话、民间口语方言土语等语言成分或者说因素而形成的，所以，现代汉语本质上是一种优化的语言。白话文包括新式标点的使用解决了言文一致的问题，口语与书面语基本上统一；文字的简化、汉语的词汇化等改进，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汉字书写和辨识难的问题，汉语的基本用字从古代的6000以上减少为3000以内，偏僻的复杂的汉字基本上退出了使用而存在于“大字典”之类的工具书中；汉语拼音方案的实施解决了汉语的读音难和读音不统一的问题，也大大方便了汉语的学习；大量吸收西方词语解决了汉语的封闭性问题，解决了汉语与世界接轨和吸纳世界的问题。所以，现代汉语比古代汉语更实用、更科学、更丰富、更便利、更灵活、更具有包容性，不仅仅只是大国语言，更是优质语言。
汉语在近现代的危机既与汉字、汉语的自身问题有关，这一点，它和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但同时，汉语在当时地位不高，又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的国际地位有关。语言的国际地位并不完全取决语言本身，而同时取决于政治与经济的背景，英语的地位为什么很高，显然与英语国家的地位很高有关系：“英国是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霸权国家，而美国又在上世纪下半叶成为霸主”“无疑，英语的扩张和支配地位，是英国殖民主义与美国军事经济霸权先后在全球扩张的结果。”汉语则相反，这一点尤其表现在文学上，因为经济落后，长期以来，现代汉语被认为是落后的语言，汉语文学也被认为是落后的文学，从而中国文学长期在国际上没有地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直到最近才有中国人得到。西方出于文化的偏见，以西方为中心，按照西方的价值标准来判断文学的价值，作出西方文学优中国文学劣的评判还情有可原，但中国很多人也是这样一种观念，认为中国现代特别是当代文学不如西方，认为西语文学优于汉语文学，这就令人费解了。
过去，中国国力落后深刻地限制了汉语和汉语文学的影响力，但现在不一样了，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大，汉语的优点越来越被国际所认同，国人对汉语和汉语文学也越来越自信。阿来说：“汉语这个伟大的语言，在全球化和被全球化的过程中，其表现能力一直处于迅速的扩展当中。”这正是现代汉语目前的状况。汉语博大精深、非常伟大，为汉语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从外到内的强大保障，中国现当代文学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越来越自主化，超越了学习和模仿西方的模式而走上自己独立的道路，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世界文学史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总体来说，中国当代文学和现代汉语的伟大以及强势地位是不相称的，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和高度远没有达到汉语在世界语言中的地位和高度。
四
强大的汉语是汉语文学强大的根本保证，但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把语言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汉语是世界上第一大语言，汉语文学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大文学，但却不是第一强文学。我们有建制系统的文学机构，有庞大的文学创作队伍，每年创作出大量的文学作品，出版社出版和文学杂志刊载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量的文学作品或准文学作品则直接“贴”在网络上，此外还有没有出版或者刊登在网络上的电影、电视、戏剧文学剧本，其数量非常惊人，据统计，本世纪初中国每年公开出版的长篇小说就超越了1000部，近年来每年高达4000部以上，但汉语文学的影响力，经典性等却非常有限，和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西班牙文学等有相当的距离。所以，对于汉语文学来说，现在不再是经济等外在的问题，而是内在的创造性问题，汉语文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创造出与汉语本身相一致的伟大的文学作品，不仅为中国人自己满意，也为外国人所认同和接受，其创造性能够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能够对其它语言文学发生影响。
上世纪50年代，老舍曾说：“我觉得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上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个缺点，就是语言不很好。”我认为这不仅是当时汉语文学的状况，也是整个新文学的状况，今天这种局面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这也是整个新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缺乏地位的一个原因。所以，中国当代文学要取得更大成就，必须在语言上下功夫。从语言角度来说，汉语文学的发展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丰富和完善，而如何丰富和完善汉语，我认为不外乎毛泽东所说的三条：“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份。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的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力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
具体于文学创作上来说，现代汉语作为一种语言体系也应该是多向度的，多元化的，多层次的。不是所有的文学都要在这三个方面下功夫，应该有所侧重，可以欧化，可以民间化，也可以古典化。中国当代文学目前在语言上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太单纯，过于规范、不精炼、不够丰富等，其实都可以在这些方面进行探索而加以改进。我认为，汉语的丰富性、诗性、张力等还没有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充分发挥出来，比如文言文，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和完善，不论是在语言形式上还是在语言的诗性上，它都有很多精华的地方，“五四”新文学运动革文言文的命是对的，特别是在语言的思想层面上，但新文学完全抛弃、否定古文也是错的。早在1925年，周作人就写过一篇为文言文翻案的文章，他认为“古文与白话文都是华语的一种文章语，并不是绝对地不同的东西”，“五四前后，古文还坐着正统宝座的时候，我们的恶骂力攻都是对的，到了已经逊位列入齐民，如还是不承认它是华语文学的一分子，……这未免有点错误了”。文言文的确在整体上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文言有它的价值，作为一种语言因素它不是死的，或者说在一般领域它是死的语言，但在文学领域它未必是死的语言，所以在“五四”时期被新文学运动宣布为“死的语言”的文言文在今天还可以在文学创作中获得新生。
事实上，文言文从来就没有死过，现代时期，刘师培、章太炎、陈寅恪、吴宓、熊十力、黄侃、钱钟书等都长期使用文言文，其中有人甚至压根就没有使用过白话文，文言文在一些传统学术领域还比较普遍地存在，比如历史、哲学、文学研究等领域都有很多文言著作，甚至翻译也有用文言文的，比如徐梵澄译印度哲学和文学都是用文言文。文学创作中有大量的旧体诗词，还产生了《沁园春・雪》这样的杰作。上世纪50年代之后，现代汉语规范化，思想文化一元化之后，文言写作极少见，但从未被明文禁止，90年代之后，文言文写作又多起来，当今高考作文也可以用古文写作，还有古文作文得满分的情况。但总体上，文言文在文学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大，即使诗词也是如此，现代时期是这样，当代更是这样。
我认为文言文在当代文学中的新生或者说复活应该是两个层面的，一是文言文作为因素可以加强，二是直接用文言文进行写作。“五四”时新文学运动虽然宣布废除文言文，改用白话文，倪海曙把这个过程概括为“笔头语的口头化”，但中国古代的白话文是极简单的，其表达是非常有限的，新文学家在表达遇到困难时除了借助西方语言以外，也经常求助于文言文，所以早在1922年周作人就提出“国语”建设的重要途径是采用“古语”，“俗语本缺而以古语补充”。有的思想，白话无法表达或者表达出来很干涩，而文言表达既简洁又优美，为什么不直接用文言来表达呢？老舍描述新文学在语言上的缺陷：“就是文字累赘，不扼要，不概括，一写就是很多字，很多话，其中有很多是不必要的废话。没有抓住要点，没有用最动人的、生动的词句表现出来，使人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其实这是整个新文学的问题，五四时期是这样，五十年代是这样，八十年代是这样，汪曾祺说：“现代中国小说家的语言趋于简洁平常。他们力求使自己的语言接近于生活语言，少事雕琢，不尚辞藻。”汪曾祺先生说这话时是赞赏的，从文学的角度，但我认为他恰恰说出了白话文或者说“普通话”的通病。现代汉语解决了汉语的言文一致的问题，解决了语言的通俗易懂的问题，也解决了语言现代化的问题，作为通用语言这是巨大的进步，但同时也丢掉了很多东西，汉语整体上变得直白、嗦、干瘪无味。郜元宝说：“普通话推广以后，学者语言变得一律，作家们尽管某些方面还有个性，但就所能采用的语言资源来讲，也越来越单一。拥有单一语言资源如何追求语言个性化？……当代作家资源就那么一点，既不会古文，又不弄翻译，唯一能显示个性化的就是极端的‘实验’。”德国学者顾彬批评中国当代作家“都不是为语言而奋斗”，“他们觉得语言无所谓，多一个字少一个字，多一句话少一句话，多一章少一章都可以。”当代著名作家中除了余华、贾平凹的语言比较精炼以外，很多作家包括莫言、阎连科的语言都很拖沓，词语有限，表达很重复，词语不准确，没有锤炼，可有可无的字句太多。这当然与作家的写作个性，写作态度，写作时间等有关，但更与“普通话”作为文学语言的缺陷有关，而解决这个问题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借用古文。文学史可以说是有成功经验的，比如新诗最初完全是白话的，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于诗歌写作来说是一种解放，但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这种诗歌太简单，特别是语言上过于直白而没有韵味，闻一多、徐志摩等大胆地向古典诗歌学习，借鉴古典诗歌的节奏韵律等，从而大大地推动了新诗的发展，新诗因此而提升了一个档次。
中国文学语言整体上属于现代汉语，但这只是就普遍性而言，文学语言同时也应该有其特殊性，可以是“普通话”，但也可以是“特殊话”。我认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仅用3000字作为常用字是不够的，应该恢复古代6000字的常用标准，加大新组词的能力，从而丰富表达。新闻写作、公文写作可以3000字为限，但文学创作不应该。在艺术上，中国当代文学最需要的是多样化，通俗文学，纯文学，大众文学，精英文学，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现代主义的，实验性的，游戏性的，私人化的，都应该被允许。在语言上，作家也应该是多样化的，可以口语化的，地方和方言化的，欧化的，纯正普通话的，但也应该有一部分作家的语言是古雅的。
与此相关，我认为文学创作也可以用古文写作，古文写作可以是两种方式的，一是比较纯正的古文方式，旧体诗词严格地遵守古典诗歌的格律，在用韵、平仄、对仗、字数等方面严格遵守古典诗词规范，散文上学“文选”、学“桐城”，以“唐宋八大家”、“三苏”、“三袁”、方苞等为典范，复兴古文。二是改造古文，在古文的基础上增加现代的元素，比如不太严格的旧体诗词，比如半文半白，中西合璧，实现古文的现代性转化，从而发展古文。金庸的小说虽然是通俗的，但其语言很雅致，有时半文半白，很有韵味，这其中的经验值得我们玩味和借鉴。
同样，从文学上来说，汉语在民间化、欧化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认为，公文、报纸等用语应该非常规范，但文学语言应该特殊一些，周作人说：“必须有涩味和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但这只是一种情况，可以更加多元一些，可以是俗的，可以是更加欧化的，不求一律。
总之，现代汉语是一种伟大的语言，是一种诗性的语言，是容易产生文学大师的语言，伴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强大，现代汉语必然会显示出它的强大，并充分展示它在文学上的巨大优势和潜力，中国文学将进入一个黄金时期，将会产生大量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但这一切不会自然到来，需要我们的作家包括批评家共同努力，在语言上进行新的探索和创新，充分利用汉语的资源，充分挖掘汉语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