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学的前沿问题，我主要谈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是新文学终结，另一个是“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这是两个大的理论和历史的问题。后面结合一些具体作品谈四个小问题：一个是底层文学的问题，一个是非虚构，另外两个是官场小说和科幻小说。我认为这些方面大体能够概括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文学所发生的一些变化。
我现在先从“新文学终结”的话题展开，为什么先从新文学这样的话题谈起呢？主要是针对新世纪以来文学的变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80后这一批作家出现以来，我们的文学基本观念已经跟以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从五四一直到1980年代，我们对文学的基本观念还是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和艺术上的事业来追求，但是80后和“青春文艺”出现以后，更多的是强调文学的娱乐和消遣作用，这是文学基本观念的一个巨大变化。另一个变化是文学基本的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从五四一直到1980年代，我们文学界有很多论争。从五四开始到左翼文学的各种论争，包括建国以后的各种批判运动，一直到1980年代的文学论争，新文学的一个基本运作机制，是通过不同文艺思潮的论争，介入当下的社会问题与精神问题。但是这样一种机制在199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后已经减弱了，我们现在很少看到有论争，围绕一个问题，大家发表不同的观点，这样的现象越来越少，说明新文学运行机制现在发生了大的变化。另外一点，文学的媒体也在发生变化。新世纪以来网络的发展，尤其最近几年移动互联网，这些媒体形式的变化，都对新文学的整体运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家知道，新文学最早以报刊为核心，是一种新兴文艺的运载方式，现在新媒体的出现可能会对我们整个文学的载体与运行报刊有比较大的影响，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影响，可能将来还会有更大的影响。
这三个方面，基本观念、基本运行机制与媒体，让我们看到现在的文学跟以前的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说是五四以来最大的变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将从五四到1980年代这样一个文学脉络、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称作新文学的体制。以前我们大家，尤其我们做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人，都会做现当代文学史内部的“断裂”研究，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断裂”，1949年前后的变化，还有“文革”文学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这样的“断裂”。但是我觉得在这样一种新的“断裂”面前，以前的“断裂”都是新文学内部的“断裂”，是新文学的观念和基本运作机制整个都在发生变化。
我这个思路其实受到洪子诚老师关于左翼文学研究的启发，我们学当代文学的都知道，洪老师对左翼文学的研究有一对著名的概念――“一体化”和“多元化”，他把1940年代到1970年代的文学史，描述成左翼文学“一体化”的过程，1980年代则是“一体化”解体的过程。他对1980年代“多元化”的倾向持比较乐观的态度。我们现在看，洪老师所说的“多元化”也有其局限性，包括我和他交流也谈到这些问题。洪老师虽然对1980年代的多元化比较乐观，但是他对“多元化”本身的理解是有限度的，他的多元化限制在“新文学”的范围之内，他很难接受“新文学”之外的通俗文学或者大众文化。在1980年代，当时金庸比较流行，别人问他对金庸的看法，他说他其实看不下去，为什么看不下去呢？我认为主要是他的基本文学观念是“新文学”的观念，所以我们现在开玩笑说洪老师是有小资倾向，他虽然对左翼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的“一体化”有所不满，但他其实分享着新文学的基本观念。他看金庸、看通俗小说，更看不下去，这样一种对文学的严肃性的理解，或者说将文学直接与现实、社会、人生联系在一起的观念，是比较牢固的。所以我从洪老师那得到启发，我认为像他说的左翼文学本身是一种观念和体制相结合的历史过程。相对于他说的左翼文学一体化的过程，“新文学”从五四以来一直到1980年代末的过程，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体化”过程，包括新文学的体制、观念，运行方式，也包括新文学自身的建构和解体的过程。
当我们置身在新文学传统里的时候，可能不会认为这个问题有多重要;而1990年代以后当我们面对大众文化、面对新的娱乐文化的时候，会发现我们的文学又回到了五四以前那些鸳鸯蝴蝶派、黑幕小说这样的文学观念中。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再去看从五四到1980年代的文学史，就会发现无论他们内部有多少争论，或者在历史发展之中有多少断裂，但其实他们分享着很多共同的观念。我刚才所说的将文学当作一种精神或艺术事业，这样的观念是最早的，像周作人给文学研究会起草宣言的里面的一句话，最能概括新文学的态度，“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他所说的其实对通俗文学，对鸳鸯蝴蝶派、黑幕小说、武侠小说都有批判，新文学其实共同分享着这样的观念，认为文艺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事业，包括新文学内部不同的派别都在分享这样的观念。像自由主义的梁实秋、沈从文、萧乾等人和鲁迅等左翼文学家有论争，但其实在这一点，他们是相同的。包括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胡风和周扬他们的争论也很激烈，但在把文学作为自己终生追求的事业上，他们是相同的，虽然他们内部有很多分歧。
但是，如果站在我们现在大众文化占主流的文化场域来看，当我们面对新的环境或者新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分歧并不像历史上那么重要。我们都知道，胡风和周扬在典型的问题上争论更注重个性还是更注重共性，或者在文化传统上争论更注重五四文化的传统还是更注重延安讲话的传统，他们有很大的分歧。但是他们在文学的基本理解上其实是一致的，他们是左翼文学传统的不同流派，其实共同分享着很多相同的前提。
另外一个问题，新文学到底起到什么重要的作用？我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 1990年代把金庸首次列入经典，其实引起很大的争论，我们怎么来看通俗文学和新文学或者是严肃文学之间的关系？金庸自己说他是没有办法和鲁迅相提并论的，这确实也对，在整个文学史，或者在现代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金庸是没有办法和鲁迅比的，鲁迅的重要性在于他在整个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所起到关键而独特的作用。他从最早批判传统文化到去世以后成为“民族魂”，通过这样一种“反传统的传统，反现代的现代”的方式，完成了我们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之间重要的转折，所以他会被称作“民族魂”。鲁迅这样的作家，是通俗文学没有办法取代的，对现代中国人灵魂的探索和塑造，我们在通俗小说中是读不到的。吴冠中先生说过两句话，他把鲁迅和齐白石比较，他说“一千个齐白石也比不上一个鲁迅”，我们怎么来理解他的话？他的话是有深意的，齐白石是国画大师，但是他不像鲁迅这样整个介入现代文化的转型，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所以吴冠中先生另外一句话就是“丹青负我”，意思是我虽然画画也达到很高的成就，但是绘画艺术本身没有办法和新文学达到的成就相比。在这个层面上，鲁迅确实代表了新文学在文化中的巨大作用，包括在整个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史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当前，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把新文学传统的不同资源整合起来，应对当下文学的变局？因为当前新文学可能面临一个最大危机，以前的种种争论，基本上都是在新文学内部的争论，可能包括1980年代肯定钱锺书、沈从文、张爱玲这样的传统，也是在新文学内部自我的调整。现在面临通俗文化或者大众文化的时候，“新文学”是不是可能重新建立起一种整体性，一种整体的观念，来应对这些变化？这是我的一个思考。也是想通过这方面的思考，来对当下文学的位置与它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做点反思。
日本的柄谷行人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面对的问题跟我们现在有点像。柄谷行人的文章谈到日本现代文学终结的问题。日本的现代的文学在六七十年代已经陷入这样的危机之中，他说现代文学只有重新将自己投入到活的现实之中，才有可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确实对我们也有一种启发。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新文学终结”。
第二个问题，“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这个问题和上一个问题也是相关的。从19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我们中国文学包括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主要是五四以来，我们都说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就是启蒙和救亡，但是新世纪以来，我们好像正在走出这样的时代。对于“救亡”来说，当然我们中国的发展也还有危险，但是并不像以前那样有迫切的威胁。对于“启蒙”来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我们现在社会中存在很多需要启蒙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依附关系，类似这样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启蒙本身带来的后果也越来越严重，像我们讨论过的《甄执》，官场小说，像钱理群说“我们大学培养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启蒙”现代性召唤出来的世俗化、理性化、个人化，现在转化成了一种个人主义，以及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倾向，这个时候我们或许应该对“启蒙”本身有一个反思。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变化之中，启蒙和救亡已经不再能概括我们时代的主题，可能会有新的主题，但是这个新的主题是什么，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可能需要我们去分析、探索、提炼，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就是中国人的形象在发生变化。中国人的形象在国外，我们从写中国人在国外的作品来看，我们中国人已经不是以前那样的追赶者、落后者这样的心态。以前《北京人在纽约》这样的作品，把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当作主要的追求，但是现在，中国人不是简单地“融入”，而是带着中国人独特的经验和思想，甚至对西方社会的规则也有改变。也有作家写中国人在非洲的作品，我们会看到里面的主人公像19世纪西方的殖民者那样去开拓。当然我们中国的资本进入到非洲，跟19世纪西方殖民者不完全一样，我们是作为“创业者”出现的，这与我们以前经常看到的中国人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外，我们的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做对比的时候，以前像1980年代有一个概括――“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会将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当作一种落后的、保守的、封闭的文明。但是新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有一些作品，尤其在涉及价值观念的时候，会把我们中国的价值观念，起码当作跟西方文明可以相等这样一种观念，文明愚昧的冲突变成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可以看出中国的作家在某些方面对自己文化更加的自信。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几年来我们中国的作家很多在借用传统文学的思想和艺术资源，与1980年代一窝蜂去模仿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1980年代我们很多作家被称之为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博尔赫斯、中国的某某某，这是1980年代的文化氛围。现在很多作家很自觉地开始借用传统中国文学的资源。像贾平凹的《秦腔》、《古炉》对世情小说的借鉴;像王安忆的《天香》，用《红楼梦》的笔法写明清时代大家庭的故事;像韩少功的《日夜书》，其实也借鉴了笔记小说的传统，还有很多。 所以综合这几个层面，我觉得，一个是我们中国的时代发生变化，中国人的形象在发生变化，中国作家的自信心也在增加。从这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来，我们面对中国本身发生比较剧烈变化的时代，这些作家开始用更具中国美学特征的方式来把握这个时代，这应该是我们当前的文学界的一个重要转向。他们不再像1980年代一样要讲述一个普世的故事、个人的故事，我们开始讲中国故事，并且用中国美学的方式来讲中国故事，整体性中国经验表述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这是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
我刚才说的是两个比较大的层面的问题，“新文学的终结”和“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这样两个历史与理论问题。接下来结合一些具体的小问题，谈一下新世纪以来我们中国文学的一些变化，我刚才说了四个层面，先从底层文学说起。
底层文学从2004年开始兴起一直到现在有很大的发展。有一些代表性的作家，像曹征路写的《那儿》和《问苍茫》这样的作品，像胡学文写的《向阳坡》、《命案高悬》这样的作品，包括王祥夫、陈应松、刘继明等作家。我觉得他们重要的一点，是从底层文学的视角来看待整个世界的变化。两个最近比较引起关注的重要现象，一个就是现在我们的文学开始关注“失败的青年”，有一些具体的作品，像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像石一枫的《世上已无陈金芳》、文珍的《录音笔记》、马小淘的《章某某》等作品，这些作品其实都在关注青年的失败和失败的青年。除了方方以外，我后面说的三个人比都是较年轻的作家，都是80后或年龄相似的作家。这些作家集中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在当前比较巨大的社会鸿沟下处于社会底层的青年的出路和命运，这样一个问题当然到最后比较悲惨，有的小说主人公死了，有的主人公最后发疯了，有的主人公打回原形了，一个农村来的青年在城市混了差不多20年了，在城市里面没有办法生存，又回到农村;或者写一个都市女白领，都市生活中她的那种焦灼、绝望。这些作品让我们看到，都市生活中的这些白领阶层也是一种底层，这种底层可能和我们以前关注的下岗工人、农民、打工者不一样，他们这些人应该是新穷人的一种，他们是受过一定的知识教育，但是生活条件达不到预期的这样一些失败的青年，“失败的青年”形象的集体的出现，是我们当代文学中具有症候性的现象，也是很值得关注分析的。
另外一个是关于新工人诗歌、草根诗歌的问题，最近引起了比较大的关注。许立志的自杀;最近比较火的余秀华，被称为农民诗人或者脑瘫诗人，她的出现当然有具体的媒体的原因。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以前我们的文学界对这些诗人基本上很少关注，谈打工诗歌谈了很多年，像这样引起集中的全国性的关注很少。最近有两场活动，一个是在皮村举行的“我的诗篇――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在网上跟媒体上报道得很多。前段时间作协有一个活动研讨余秀华和底层诗歌的研讨会，题目叫“草根诗人与诗歌新生态”，这个研讨会去了一些诗歌界比较重要的人物，他们从他们的角度对这些现象，对底层者写的诗歌进行了一些分析，但我觉得缺乏一个整体性的研究。底层写作诗歌其实面临一个困境，就是怎么样把底层经验生成诗歌的美学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很多打工者的诗歌其实写得还不错，但是处于一个需要提高的层次。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现在关于诗歌的美学的规范或者是美学的观念本身束缚了这些诗人的写作，这又涉及我们怎么来反思1980年代或者是新时期以来我们对诗歌的观念，这些观念最早是“三个崛起”塑造的。“三个崛起”我们知道是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这些文章在新时期早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1980年代一直到今天塑造了诗歌界的一些基本的观念，但我们现在重新看也有问题，那就是诗歌具有精英化的、西方化的和现代主义的审美标准这样一种倾向。我发言的时候提到在我们面临草根诗人的崛起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反思诗歌中精英化、西方化和现代主义审美标准的倾向。当然我们反思也不是完全否定，他们也带来一些新的东西。我们现在关注底层文学，可以看到这两个新的层面的一些进展。
另一个是非虚构文学，大约是从2010年的时候，《人民文学》专门开设了一个栏目叫“非虚构”，把非虚构这样一个门类带入到我们的文学当中，“非虚构”是比较有针对性的。我们当代文学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文学比不上我们的现实精彩，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1980年代以来文学的传统，尤其是先锋小说更加注重形式、技巧、叙事的传统面临一个危机，我们作家的想象很难适应我们中国剧烈的变化。所以在这样两层意义上非虚构的提倡还是有道理的。非虚构文学代表性的作品像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这两本书文学界有较大的影响。《中国在梁庄》主要是梁鸿回到河南老家做的社会调查，采访了一些人，主要是对农村中二三十年的变化有一个梳理，总体呈现出我们农村从198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的状况。《出梁庄记》同样写他们村子里的人到全国各地打工，她到不同城市寻找打工的人，采访他们打工的经验，做一个整体呈现出来。这两本书确实给我们呈现出1990年代以来，我们中国乡村，留守乡村里面的和外出打工的人群，他们的经验和变化。
乔叶写了一本书叫《拆楼记》，写农村拆迁的一个故事。她写拆迁但是跟一般的人写拆迁不一样，她整个介入到拆迁里面，不是像我们经常在报纸看到的，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新闻或者事件。她在写作之中把乡村的政治或者是伦理的逻辑，包括乡村跟拆迁方乡政府和拆迁公司之间犬牙交错的矛盾，乡村政治生活的原生态表现了出来，这是比较突出的特点。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很值得讨论，因为这个小说发表的时候用了一个新名字非虚构小说，所以非虚构与小说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小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它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我”介入到姐姐家拆迁的过程中，因为“我”的介入然后得到了比较高的赔偿。但我们从作品叙述中可以看到，其实在理的一方是要拆迁者。所以作为叙述者“我”的这样一个形象，并不像五四以来文学传统中的形象代表着“公理”或“正义”，这对叙事伦理造成一个困境，一个问题。这个作品没有展开比较深入的讨论，其实很值得展开的。另外还有一些作品，像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是写传销的作品，写作者打入到传销内部，冒着生命危险，了解传销的各种规则和潜规则最后他逃出了传销的圈子，然后把整个的过程写了出来。还有写打工的，肖相风写了一本《南方工人字典》，把打工生活的种种的经验用词条的方式把它写出来。 非虚构也存在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比如它和我们经常说的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什么关系，到底什么样才是虚构和非虚构，这样的一些理论问题，或者非虚构的传统问题，它与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直录精神，或者与西方的非虚构作品之间的关系，这样的问题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也是一个比较热的点。去年阿来的《瞻对》写的是他对云南一个地方的历史的梳理，因为他评鲁迅文学奖终评时得了零票，成为一个事件，这涉及评奖的机制，其实也涉及非虚构的定位问题。他当时报的是报告文学组的评选，但是非虚构与报告文学是什么关系，跟报告文学有没有明确的界限，这样关于文体的一些问题也值得思考。
最后我介绍一下官场小说和科幻小说，这也是我们新世纪以来比较发达的两个小说类型。应该说底层文学和“非虚构”是纯文学或严肃文学内部的一些变化与进展，而官场小说和科幻小说则超出了我们新文学的范围。官场小说我写过一个文章，基本梳理了1990年代以来到新世纪发生的变化，有一些代表性的作品，王跃文的《国画》、《梅次故事》，阎真的《沧浪之水》是最早的代表作品。前两年比较火的是《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我那个文章梳理了官场小说从阎真和王跃文到《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的变化。我们看阎真和王跃文的作品，其实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他们故事的核心情节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个主人公，怎么放下清高融入到世俗或者官场之中。他们的问题是说，他决定放下的时候他很快成功了，而后来的小说呈现了更加真实的官场经验，当你决定放下你的身份和清高的时候，这其实才是刚刚进入官场的开始。里面有很多比较精彩或者比较细致的描写，确实挺值得我们关注的。如果我们追溯官场小说源头的话，可以往前追溯到1980年代的改革小说。1980年代的改革小说《新星》、《沉重的翅膀》、《花园街五号》这样的作品，其实小说中也存在两种不同势力的斗争，但在改革文学中，表现为两种不同思想观念的斗争。是改革还是保守，像《乔厂长上任记》一样，当改革派掌握主导权，大刀阔斧的改革一切都很顺利了，但是这些小说中也存在权力斗争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依附于思想观念斗争的因素之下。但是从官场小说以后，包括后来的《二号首长》发生了很多变化，小说中其实很少再涉及思想观念的斗争，而是围绕权力本身的获得、分配、交易编织故事，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反映了我们社会本身对待思想观念，包括对待权力态度的一个变化。为什么官场小说值得研究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它确实提供了我们中国最现实、最直接的社会经验，另一个方面是呈现了中国人很微妙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是以权力为核心，但也有现实的意义。
与此对比的是科幻小说的兴起。科幻小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是很发达，五四以前我们有一些人写科幻小说不是很成功，梁启超写过《新中国未来记》他其实写得很简单。科幻小说真正兴起并且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就是最近几年，尤其是刘慈欣《三体》的发表，确实把中国科幻小说的水平提高到一个跟世界科幻文学相媲美的高度。不光刘慈欣一个人，还有其他别的作家，如韩松、王晋康等等。科幻小说主要是是科幻小说界在研究，很多科幻迷他们在做。我们从社会思潮或者文学思潮这样来看科幻小说在新世纪的崛起，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可以思考的点，看《三体》我就想到了一些问题。对我来说其中有两个问题，可能确实跟整个中国社会、时代的变化有关系。当我们看科幻小说的时候，因为我们以前大多数都是看西方的科幻作品，这与在科幻小说里面看到中国人出现的时候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人作为主人公参与到宇宙事物之中，你会想到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人确实是可以代表人类的，他可以代表人类的某一个方面，我觉得这和我们民族新世纪以来整体的自信有很大的关系。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我们中国人也可以想象并把握一种未来，不只是作品内部，背后有我们中国人整体在世界上变化的投射。文本的分析更值得深入地去做，但是就这两点来说，确实科幻小说在它的崛起背后，也有我们文学，包括我们社会思想整体变化的一个投影。
以上，我简单谈了两个大问题――“新文学的终结”与“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以及四个小问题――底层文学、非虚构、官场小说与科幻小说，这都是我们当前中国文学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也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新发展与新变化，希望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