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厌选：中国选举真的患上“冷漠症”吗? 据了解，少数选民之所以流露出厌选情绪，除主观原因外，主要是受三方面因素影响：第一，县乡选举不同步，导致选举频繁。关于基层政权的任期，究竟是长一点好，还是短一点好，多年来一直存有争议，观点不一，理由各异。如果单从理论上说，基层政权任期短一些，有利于发扬民主，有利于加强对政府官员的监督，使他们不致于因为任期过长而产生懈怠情绪。但问题是，对基层政权任期的设定，不单要考虑到它的理论意义，而更要着眼于它的实效果，着眼于选民的心理感受，以及社会发展对它所能接受的程度。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由于县、乡两级政权任期不同步，再加上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使得农村的选举过于频繁，这不仅给选举的组织者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也让选民不胜其烦。如此一来，参加选举成了例行公事，这势必会降低选举的质量。因此，对于基层政权的任期，不能仅就长短论事。如果将乡镇人大的任期改为五年，与县级同步，至少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选举的厌选情绪，这也同样有利于发扬民主，增强选民的实际效果。第二，在有些地方，选举的作用尚未得以完全发挥。一位选民朋友说得好：“我们普通百姓参加选举，就是觉得它有用，它能给我们带来实际利益。”的确，对专家而言，选举是一个理论命题；对选举的组织者而言，选举是一项制度设计和程序运作；而对普通百姓而言，选举则意味着实际利益。绝大多数选民总是从关心自身利益的角度来参加选举。最近几年，一些地方的村委会选举搞得有声有色，这是因为许多农民朋友从这种村落视野里的“草根民主”中感受到了种种实惠和好处。因此，更有效地发挥选举作用，是吸引选举参加选举的一个根本性措施，也是消解厌选情绪的一剂良方。第三，选举的运行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一些地方人大的同志反映，有些选民不愿意参加选举，主要是对选举的民主性、公正性缺乏信心。他们对我国选举制度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框架是认同的，但对选举制度的运行情况不满意。这说明我国选举的运行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当前，完善选举运行机制，着力点是减少“黑箱作业”，增强选举过程的民主化、程度化程度。这样才会强化选民的认同感，提高他们参选的积极性。
二、流动人口，你将怎样找回失落的参政权
在北京市宣武区牛街，有一位姓陈的中年人。1987年，他一人怀揣3千元钱，从老家浙南山区来京城闯天下。十几年过去了，由于他肯吃苦，脑子活，交际广，从早点干起，生意越作越火，越作越大，现如今已拥有三家餐馆。前几年就在南城某旺地购置了一套住宅，前不久又买了一辆名牌轿车。在很多人眼里，这位陈老板和地道的北京人没有任何区别。但是，生活上的安逸，生意的成功，并不能掩盖他浓浓的思乡之情。与思乡之情相伴而生的，还有政治上的失落感。回想当年，陈老板是一个活跃人物，曾当过村官，对村里乃至乡里的一些大事小事情，他都喜欢参与。现在虽然衣食无缺，但和身边的北京人相比，总感觉少了些什幺。其实，陈老板也许没有完全意识到，他所缺少的正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参政权。 三、违法行为防治——让选举成为民主的净土
对选举中违法行为的惩治，选举法及相关的法律都作了规定。最近几年，在换届选举实践中，违法行为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有关专家专门作了列举；如选区划分失当，错登、漏登选区，公布选民名单时漏掉了选民，误将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列入选民名单，漏发或者遗失了选民证、选票，未经选民同意删去或者减少选民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对候选人介绍失实，候选人拒不同选举人员见面，委托三人以上投票，计算错了选票，不搞秘密投票，因一时情绪扰乱选举秩序，因情况不明举报违法行为失实等。再如不慎制定、出台有悖法律和党纪规定的选举文件，法律已有明确规定的又再提出一些新的要求，指令被提名人退出提名，限制、淡化代表联合提名，不允许代表跨团提名，控制发提名表，协商中搞操纵，更改选举的法定时间，限制流动人口参加选举，搞指选，不尊重选举结果等。这些违法行为与选举法所列举的违法行为相比，虽然行为人主观过错要小得多，但其危害性同样不可抵估：第一，这些违法行为大多因未合勤勉与未合谨慎所致，故容易被忽略；第二，它所造成的危害后果有时甚至比选举法列举的违法行为还严重，发案数量也多于后者；第三，由于相关制度的缺失，现有的法律对它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应对办法。
如何加大对违法行为的防治力度，使选举真正成为民主的净土，是时下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许多同志都提出了具体的方案。着眼于选举工作的实际需要，记者认为，以现有法律规定为基础，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选举诉讼体制，是一个比较可行的选择。我们知道，实体权利总是对应于特定的诉讼程序，并以其作为最终的救济手段，两者总是相伴而生，没有诉讼便没有权利。选举权作为公民一项最重要的政治权利，也毫不例外地要受到诉讼保护。为了对选举权实施保护，选举诉讼制度必须具备三项功能：其一，惩治功能。通过对各种违法案件的受理，惩治各种破坏选举的犯罪活动。这一功能主要适用于选举法所列举的几种恶性违法行为。其二，救济功能。当公民的选举权受到损害时，可通过特定的程序获得救济。其三，调节功能。对选民之间，选民和组织之间，组织和组织之间因选举而发生的纠纷进行调解，并作出最终的裁决。
也有同志提出，是否能够借鉴国外的一些作法，设立具有一定公信力、独立性的机构，专门受理选举诉讼案件；或者在司法部门设立选举法庭；建立选举观察员制度等。从理论探讨的角度看，由于这些设想涉及到对国家政权体制作出重大调整，因此，至少从目前看，是不可行的。
四、逆反情绪——一个值得注意的心理倾向
日前，记者在与一位地方人大的同志交谈时，听他讲了这样一件事：这位同志所在的地方有位政府官员，平时政绩突出，为人十分正派，替百姓作了很多实事，在群众中口碑也不错，换届选举时，被组织部门推荐为候选人。从投票前的舆论看，他当选的呼声非常高，但最终却落选了。这一结果令组织部门感到意外。后来经过了解，才得知有相当一部分选民之所以没有投他的票，就因为他是组织部门推荐的，属于“内定”人选，地位特殊。据讲，像这样的事，在其它一些地方也发生过。’因为你是组织部门推荐的，所以我就不投你的票。”这折射出一些选民的逆反情绪，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单就法理而言，只要程序合法，选举中出现任何结果，都是公正、合理、有效的。但关键是我们的一些不适当的作法，可能会给一些选民心理带来负面影响，使他们在投票时不能保持常态。
如果对选民的逆反情绪人更深层次上去分析，还要涉及到党的领导这一重大原则。在这方面，有些问题需要我们很好的反思。其一，党的领导方式问题。在选举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点上上下下已达成共识。问题是党的领导不仅是一句政治口号，一项政治原则，它更需要一套衔接细密的程序设计使其规范化、制度化，也就是说党的领导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才能实现。过去，我们对党的领导从原则上讲的多，从方式上讲的少。而选举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又恰恰都和方式有关。据一些选民反映，他们对党的领导是衷心拥护的，但对个别地方党组织负责同志在选举中的一些“非程序化”作法表示不满意，正是这些“非程序化”的作法，诱发了他们的逆反情绪。其二，舆论导向问题。当前，有个别媒体在进行宣传报道时，虽然从大的原则上并没有否认党的领导，但由于没有把握好尺度，从而产生了相反的宣传效果。例如，某地在进行换届选举时，被差掉的候选人中，由组织提名的约占大多数。这应该说是一件平常的事，但有媒体甚至把它作为选举中发扬民主的成功范例加以推介。如此一来，势必会在部分选民中形成一种错误的导向：组织提名的候选人有没有被差下来，是衡量选举是否民主的一个重要标志。差下来的越多，选举就越民主。其三，理论研究问题。应该说，党对选举工作如何实行领导。在理论层面上还是一个尚未完全破解的难题见诸文字的，在多讲一些大的原则和道理，发表一些空泛的议论，很少有人做一些深入的实证性的研究。其结果使得党的领导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难怪有的选民对党的领导不理解，及至误解。党的领导这一原则固然政治性很强，但在坚持这一原则的前提下，对其中的一些具体环节和方式问题，依然可以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五、政治创新、底线在哪里
近年来，地方人大在进行换届选举时，不断通过实践，探索和创造出许多新的经验和作法，其中一些经验和作法，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对完善我国的选举制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有个别地方所推行的新作法，突破了现有法律的规定，有人称之为“政治创新”。这种“政治创新”虽属个别，但通过少数媒体的炒作，产生了联动效应。有些地方甚至表示，要把选举作为民主的“试验田”，要在未来的选举中推出更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对于选举的组织者推行“政治创新”的初衷，我们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但问题在于：“政治创新”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界限?它的底线在哪里?我们知道，依法办事是我国选举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则。宪法、选举法对选举的基本要求，运行机制和操作规则都作了详尽的规定，这些规定是选举工作必须遵循的准则，也是“政治创新”的底线。突破了这一底线，就是违反了依法办事的原则。选举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种伤害。当然，我国的选举制度远非尽善尽美，有的规定比较原则，也有的规定不够成熟，但我们只能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使之更加成熟和完备。而对于一些涉及到体制性或原则性的问题，任何意义上的“政治创新”都只能通过制度设计来完成。其实，“政治创新”和依法办事并不矛盾，关键需要我们把握好尺度。从宪法和选举法的规定看，它已成为“政治创新”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和资源。我们只要在现存的制度空间内，善用已有的法律资源，依然可以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选举制度，找到一条有效的途径。所以，当务之急，是要严格依照宪法和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办事，尽量减小法律规定和实际操作的“落差”，并通过工作中的不断创新，为今后的选举改革作好理论储备和经验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