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的文学教育，我想讲两个问题。一个是知识教育和通识教育。我觉得通识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文教育，但我们现在高校里没有达成共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通识教育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以前没有这个概念。尤其是杨叔子校长提出来的“华科大要搞人文教育”，这在全国影响非常之大。但是，什么叫通识教育？往往很多学校都把它变成一种知识教育，就是说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或者讲些方方面面的人文知识，让工科同学多掌握点文化。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呢？我谈谈自己的想法。
复旦大学进行通识教育也有十几年，我每年都开课，有一半时间都在上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复旦大学一年级新生进校就上这个课。这个课和本系的专业教育是没有关系的，中文系的学生是不准听我在通识教育里开的课的，我的课主要是给理工科、医科、社会科学的学生讲，如果是历史系的同学，就不能在历史系课程里选课，它是这样规定的。为什么要上这个课？我一直是讲文学史，或者讲文学作品选读的课程，后来我慢慢地有点体会。我发现我们的文科教育其实有两种教育。所谓的知识教育就等于中文系的专业课程，这些专业课程与人文教育课程应该是不一样的。它是传授一种知识，就是说学生不来上课就不知道，比如我教阿拉伯语，你不来学就不知道，我教了你，你才会。当然自学是另外一回事。我这里要强调的知识教育，就是需要老师在课堂上讲解某种知识，而学生听课是经历从无到有这样一个过程，听了课之后，学生的知识体系就慢慢建立起来了。这种课程是我们大学主要的课程。
但是，近二十年来我们开创了另外一种课程，就是所谓的素质教育、通识教育，或者就是人文教育。我认为应该把它统一为人文教育。什么叫人文教育？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教育，这种教育对学生来说，不是从无到有的接受知识。就是说，就算你不来上课，我讲的所有东西都是你自己具备的。我们作为人，都具备人性的素质，具备各种各样的心理元素、感情元素，只是我们没有把它特别划分出来，或者有些人对此是不自觉的。人文教育，尤其是在大学的课堂上，就是要老师通过各种人文的途径唤醒学生的人文自觉性，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自觉的人，走出这个课堂就和走进来时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自觉的人。这种力量数学老师没法教你，物理老师也没法教你，他们教你的都是知识。所以我觉得杨叔子校长是非常伟大的校长，他就看到了这一点，我们要培养国家各个岗位上的合格的接班人，就不能只给你技术，也不能只给你知识，我还要给你做人的自觉，一种人文的力量。
这个人文教育，我是很长时间在第一线上课时获得的一点体会。我一直感觉到，这是一种很难上的课，比如在通识课里讲现代文学，我不需要告诉你鲁迅生平是怎么样的，有什么代表作。因为这门课不是知识教育，知识教育就到中文系去上。人文教育就要求你通过阅读鲁迅的作品，或者讲解鲁迅的故事，或者你讲文学史的某一个问题，你要让学生从这里面得到一种人性的丰富，人性的力量。让他们觉得上完这门课，读完这本书，感情变得丰富了，原来以前还不理解自己是这么复杂的一个人，这么丰富的人。我觉得这是人文教育的基本特征，通识教育实际上就是一种人文教育。
那我这样回过来说，作家进大学，作家要担负的不是知识教育，如果你讲的是小说怎么写，诗歌怎么写，这只是一种专业的讲课。某种意义上说，写作、文学都不构成知识，它是人学，这是过去钱谷融先生说的，文学是人学。文学就是一种关于人的学说，它最接近人性和人的生命本体。从教育来说，最接近人的生命本体的是艺术，比如音乐、绘画、舞蹈，或者是体育的肢体语言;再往上就是语言、文学;再往上还有历史、哲学;更高的是宗教。人文教育是有阶梯的。但是我觉得，一直往上走，就变成走专业的路了。如果停留在人文教育的基础上，我觉得文学艺术是最接近生命本体、最低层次的教育，它专业性不强。我们法律系每年接待新生，就可以说“你是未来的大法官”;物理系欢迎学生，可以说“你是未来的爱因斯坦”;中文系就没有这个说法，说“未来的文学家”不大可能，我们中文系过去接待新生时树了个黑板，写着：“你跟着我走吧”，走到哪里谁也不知道。文学这个专业是个很宽泛的内涵，不能与职业紧密联系，也不能与未来安身立命、升官发财联系在一起，它就是一种人的教育。但是我觉得中文系的学生教育出来就要比别人内涵更丰富、人性更复杂，对人的体谅、洞察更深刻、更灵活，我觉得这就是状况。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讨论作家进大学的问题。当一个作家走进大学课堂，他肯定不会到物理系去教书。他是到中文系来，一般是在通识教育层面上进行教学。但王安忆不一样，她是作为教授来安排的课程，她也在核心刊物上发论文，也上研究生有学分的课。我们学校为了她，通过教育部特别设置了创意写作（MFA）的专业学科，她是学科带头人。她和我的情况完全是一样的，是某一个学科的带头人，也讲授知识教育课程。但是我们读王安忆的《小说家的十三堂课》，原来题目叫《心灵世界》。为什么叫《心灵世界》？我觉得比《小说家的十三堂课》要好，因为它讲的是心理的问题，不是分析作品的知识，而是讲文学怎么把人的心理勾勒出来，文学展开的世界是怎么把我们的人性拉扯在一起，我觉得这是最独特的。
我看还有一些作家在课堂上讲课都是这样的，基本上不是知识性的，而是感受性的， 是用文学提高整个的审美性。所谓的人性是个复杂的概念，但我们上课讨论人性问题，无非是提高审美，提高文学的鉴赏能力，也提升人的自觉，提高对人性的洞察。我在上课的时候，比如讲鲁迅的小说，我一定不会像知识学科那么讲，谈论的一定是人的问题，而不是知识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是不是学生本来就不懂呢？你讲人性的问题，只要点出来，学生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本来就是他自己心里的东西，只不过没有把它激发出来。所以往往我们举行讨论课，给以学生充分参与的机会，学生就会自觉地提升自己。所以我就想起过去作家上课，与一般学者上课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闻一多怎么上《楚辞》，但我看到人家回忆，当时上课的都是男同学，他到课堂上来先要大家抽烟，然后自己点燃一支烟，开始望着窗外的黄昏，然后开始讲屈原。我想他讲的屈原一定与我们现在的屈原专家讨论版本什么的不一样，他肯定有他自己的解读。然后俞平伯上课呢，听说读完一首古诗，就说“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文教育，它不是一个知识教育。当他说“好”的时候，生命能量随着声音是传递出去的，那时全场肯定是很安静的，大家都会来领会俞平伯这个“好”的概念，每个人唤起的对美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唤起人性的爱好，当他以后再读这个书的时候，他连俞平伯的“好”都容纳到心里去了。 这和我们现在考试，老师要学生背记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作家进大学是加强人文教育的非常好的渠道。因为作家在这方面会比我们一般的教师要更贴近感性的东西，贴近人性。当然这也不一定，通识教育也有其他方面的知识，但我觉得围绕着的核心问题是人文教育，是人性的自觉，这是最主要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当代文学课程。我也是教当代文学的。但复旦大学没有当代文学教研室，一开始就是和现代文学合在一起的，复旦的老师大概比武大的老师少得多。人只有这几个，我们上课从来都是从现代讲到当代，对我们来说，“现当代”是一个概念，不是分裂出来的现代或者当代，因为不是这样一种教学机制。我一直对现当代文学这个学科的合法性有怀疑。现当代文学可以构成二级学科，我们现在的地位很高，与古代文学的地位一样，但是我们都明白，这个学科的含量比古代文学、外国文学要小得多。现代文学只有三四十年，从近代到现在当下的文学，也就是一百多年，所以这个含量与古代文学去比，与西方文学去比，与语言学去比，是无法相比的。
正因为有这个问题，很多当代文学老师心里就焦虑，一定要把自己的专业变成一个学科，要强调这是科学，因为认识到我们这个学科太薄弱了。一般古代文学培养研究生，就是要研究生先做个年谱，古代年谱很难做，等到你把年谱做完，你的学问、查资料都会了，因为这是个难度很大、比较高深的东西。但当代文学做一个年谱，做王安忆的，你不了解，去问王安忆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年谱不难，只要学生不自说自话，就不会错的。所以我觉得当代文学的难度，比古代文学难度要低得多。但问题就在这里，对现当代文学那么小的研究对象，我们还要把它分很多三级学科，有的研究现代，有的研究当代，比如说研究新世纪的文学，研究鲁迅巴金等等，自己把自己的研究范围划得很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提高这个学科的含金量，提高学科的学科能量。所以也有人开始做当代作家年谱，资料长编等等。但我个人的理解（这个理解可能是错的），我始终认为当代文学的方向是在未来。
在这个意义上说，作家进大学是非常好的事，因为它使当代文学学科和当代文学现实结合在一起了，是我们必须要观察现实、参与现实的一个重要环节。我认为一个好的文学研究者应该和作家携起手来，一起创造、解释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就像当年俄罗斯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那样。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也不完全是研究文学，更多的是研究文学背后的生活，研究者和作家一起面对当今的社会生活，一起来解读生活，甚至影响生活和改变生活。这个时候，作家用形象表达他对生活的看法，如果他表达得不对，学者、批评家可以批评，但是他表达的和批评家是一致的，我可以利用他的创作，更深入地对生活进行解剖。我们批评家和作家应该共创当代文学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