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中央在君相对军国大政进行决策的前提下,尚书省兵部主要的职责就是对政令的如何制定和怎么推行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的军队统帅的相关机关都是负责指挥军事行动的。这些组合起来就是唐代的军事领导体制。这篇文章主要针对唐代的中央的军事决策及其特点上加以详细的论述。
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
在我国古代时期,唐代的军事制度可以说在军事制度史上的意义是特别重要的,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兵制专史就是《新唐书》卷五十《兵志》。但是这本《兵志》由于自身编攥过程中有一些缺陷和体例的限制,在它的书中是并没有完全的资料是关于唐代军事的决策和领导方面的。之后,由于他的资料没有能够完全的体现出唐代的军事,所以就很少对它进行探讨了。这篇文章主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唐代的军事决策以及它的特点。
1 唐代的中央军事行政机关的决策
在唐代,军事的决策问题就是国家的权力运行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一个国家,它的行政机关的一个主管单位就是军事行政机关,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制定和推行政令。不管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军队管理单位都要由军事行政机关来开始军事行动的。在唐代,中央的军事行政机关的决策中国古代的中央专制集权的政治制度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在那种体制下,皇帝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他是一个国家的军国大政的绝对决策者。同时,宰相也是有一定的权力的,他可以代表皇帝去参与决策。唐代的中央决策是以三省六部制为基础的,它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色。三省六部体制用现代的体制进行解释实际上就是一种决策权、审议权和行政权的一种结合制度。中书负责下达命令,之后就是在门下省审议,最后这些决定由尚书省去颁布。三省的负责人大多数情况下是宰相,他们要参与决策。“同中书门下三品”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称号的出现是比较早的,大概在太宗的时候就开始出现这些称谓,继高宗之后,他们便变成了宰相。在唐代,宰相们商量事情都是在政事堂,后改为叫做中书门下,其后又出现了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和刑礼房。对于这些唐代的中书门下后列置五房来说我们是有些陌生的,他们的具体建制我们知之不多,但是可想而知的是兵房主管军事方面的事务。
对于政事堂来说,在军事问题的决策功能上是可以用现代概念中的“最高国防会议”的。可是,不管是在宰相还是政事堂,都不会自己单独行动的,发布政令是以皇帝的名义来进行的。一般情况下,在皇帝和宰相讨论事情时应该有常朝和人阁等。所谓常朝,就是指那些官级在五品以上的官,他们每天或隔天在正殿朝见皇帝,去向皇帝回报政事。宰相和皇帝商量国家大事是在仪仗和百官退下之后。人阁是指皇帝接见九品以上的官员后,宰相和皇帝议事。在唐代的后期,皇帝大多数情况下是在延英殿办理公务和处理国家大事的,之所以有延英召对之说,就是由于皇帝有时专门就军国大政在延英殿召见宰相。假使宰相有事要与皇帝商量,称之为奏开延英。在唐朝的后期,常朝就不是经常举行了,大多数是由延英殿代替了,这就使得延英殿的决策十分重要。与此同时开延英就变成了一种决策形式。在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在《旧唐书》的《裴度传》中,我们可以找到延英的决策:首先就是当裴度被刺时,这时宪宗在拜相前宣布了不用宣政参假,也就是延英对来。还有就是在时任蔡州行营唐邓节度使的高霞寓吃了败仗之后,由于朝内外都十分的惊慌。这时,宰相们认为皇帝可能不想说关于兵败的事情,他们想在延英去见皇帝。还没有等到宰相开口,皇帝就先说出来胜败是兵家常事,不要放在心上。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延英”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了皇帝和宰们商量国家大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场所。不管是宰相要面见皇帝还是皇帝要接见宰相都是要开延英的。
在御前会议上,皇帝和大臣们讨论的是军事上的问题,假使遇到一些重要的军事决策必须要有皇帝的同意才可以实施。例如,早在会昌年间,李德裕出任宰相的时候,那时候他指挥对泽潞的战争,事情不管大小他都会禀报皇帝,只有皇帝批准了才可实施。在《请授王宰兼行营诸军攻讨使状》中,有这样的一个例子,臣子在延英商量事情,由于两个节度使在一个地方时不方便的,所以要面见皇帝,请皇帝下旨授予其中一个兼行营诸军攻讨使的职位,通过这个例子可以见证在延英的御前会议上,宰相对于遇到的事情是要在皇帝的批准之后才可以进行实施的。
2 唐代的中央军事特点
在中国古代,皇帝的专制主义特征就已经决定了他的权力运作是没有任何规律的。简单的说就是在一方面国家有比较完备的制度和规定,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制度之外由于皇帝的特殊情况和需要也可以不按照规则去办事。后者却是政治权力的正常运作的形式。在军国的大政上的决策可以看出,他表现就是皇帝是最高的决策者,所以极权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还有就是在皇帝身边的臣子们,由于皇帝的宠爱使得他们的权力也比较大。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极权,在它之下又开始孳生了一些政治的力量,他们使决策偏离了皇权,尤其是当皇帝要控制他的臣子或者皇帝认为他的臣子权力很大,不容易控制时,这种带(下转第253页)(上接第251页)有极权的形式是不容易得到控制的,很可能出现了决策权力的异化。
在古代的中国,往往是有三种势力,他们是宦官、外戚和在内廷的宠臣。在唐代,这些表现主要是在侍奉在内廷的学士以及宦官们。学士们往往是参与决策的,在唐朝的前期,有一个叫做北门学士的地方,而在唐朝的后期,还有一个叫做翰林学士的地方。宦官们的权利更是明显,在他们当中,有掌禁军的神策军中尉以及掌机密的枢密使。为什么这些人可以左右国家的军政决策呢,通常情况下,原来的权力中心并不是外戚、宦官和学士取代的,主要是他们可以垄断决策的资讯。不管是皇帝本人还是身边的宰相们,在对重大的军政事物进行决策之前都是要通过一定的消息进行决定的。在实际的运作中,有一些决策是可以进行讨论的,有一些是不可以公开进行商讨的,由于这是属于机密的,所以不可以公布。在决策时要有一定的理由,这时皇帝往往是比较信任自己的宠官们的,所以他们提供的情报和建议,往往皇帝比较容易采纳,这就是唐代宦官能够得到权力中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现代的政治体制中,影响决策的有社会上的舆论、情报部门的情报以及顾问班子的一些建议等。然而在唐代,中央军事决策的资讯和情报的来源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首先,就是在边疆的预警的方面,也是有一些问题的,早在玄宗年间,就有安禄山的军队直接侵入到潼关,由于平安火没有到而匆忙的逃出了长安。其次,在情报方面,往往采用的是监军的制度,由御史和宦官担任监军,他们可以随时向朝廷报告前线的情况,这样可以方便中央的军事决策。然而,监军的情报和前线传来的军事情报是有不同的,前者是把情报报告给皇帝,而后者则是上报到兵部的。最后,在情报分析系统方面,宰相、宦官和学士们通过情报来提出意见,这些都会对皇帝的军事决策有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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