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唐庄宗灭梁后，河南等地朱氏所任命的节度使势力仍较为强大，李存勖不得不全面接纳他们成为新朝的统治者。庄宗时的统治集团主要有“代北集团”、后梁降人与河北藩镇将领，权力分散削弱了李存勖的统治。他意图加强皇权，所采取的激进措施侵犯了地方节度使的利益，终于导致其失败。李嗣源则利用兵变之机借助个人所组织的军事集团夺取了皇位，他广泛任用各集团人员担任节度使，恢复其全面治理藩镇的权力，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最后本文还提出政治集团分析方法对于解读中国古代政治史仍具有较大效用，不应过分质疑。
关键词 后唐 节度使 选任 政治集团
〔中图分类号〕K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1-0078-06
后唐庄宗明宗皇位嬗代为五代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这段历史的解读，宋人欧阳修认为庄宗灭亡是因宠信伶官之故，欧阳修：《新五代史》卷37《伶官传》，徐无党注，中华书局，1974年，第397～400页。此说因其生花妙笔而影响久远。王赓武简略论述了李存勖对藩镇的控制；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胡耀飞、尹承译，中西书局，2014年，第123～124页。李鸿宾《沙陀政治与贵族汉化问题》李鸿宾：《隋唐五代诸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0～172页。一文中提出庄宗多采取唐末政治的腐败阴暗方面终致灭亡，明宗一方面继续仿唐，一方面照顾沙陀贵族利益；樊文礼则提出了代北集团的概念，并从整体出发考察此集团在后唐庄宗明宗两朝的兴衰；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毛汉光采用了地域集团与出身相结合的视角切入，认为后唐是河东军人集团逐步联合河北军人集团建立并实施统治。毛汉光：《五代之政治延续与政权转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一本第二分册，1980年，第233～280页。上述成果创见很多，但却对当时影响政局甚巨的节度使及政变具体过程研究较少，本文拟从以上两点出发，通过分析李存勖、李嗣源对节度使选任、管理政策的变化，以及明宗个人军事集团形成并夺取、巩固政权这两个问题，以期加深对五代史的认识。并由此个案出发，对于政治史的研究方法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李存勖的节度使任用政策
李存勖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灭亡后梁，参见方积六：《五代十国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10～114页。这时他所控制的区域为河北、河东，而河南等后梁统治的核心区域，仍在朱氏所任命的藩帅管理之下，且保存着较为强大的军事实力。为了尽快取得这些地区的归附，在灭梁后所下的制书中庄宗宣称“应伪庭节度、观察、防御、团练等使及刺史、监押、行营将校等，并颁恩诏，不议改更，仍许且称旧衔，当俟别加新命。”《旧五代史》卷30《唐庄宗纪第四》，中华书局，1976年，第415～416页。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暂时承认后梁所委任的节度使是一项较为现实的政策，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胡耀飞、尹承译，中西书局，2014年，第121页。这项政策也确实收到了理想的效果，“帝遣使宣谕谕诸道，梁所除节度使五十余人皆上表入贡”，⑦⑨《资治通鉴》卷272，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十月，中华书局，1956年，第8902、8901、8904页。表示接受后唐统治。
此外，李存勖也任命代北集团中的亲信充任节度使。如同光元年（923年）十月甲午以郭崇韬兼任真定尹、成德军节度使，⑧《旧五代史》卷30《唐庄宗纪第四》，中华书局，1976年，第416页。戊戌日正式任命李嗣源为天平军节度使。⑥《旧五代史》卷30《唐庄宗纪第三》，中华书局，1976年，第417、417～418页。郭崇韬为他的得力智囊，李嗣源孤军深入后梁腹地，战功赫赫，二人都为灭梁立下了汗马功劳，故有此任命，诸如此类还有以李存渥为滑州节度使⑥等。但当时这样的任命并不多见，占据主要的还是留任后梁藩帅以及改任后梁降将为节度使。时后梁“诸藩镇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帝皆慰释之。宋州节度使袁象先首来入朝，陕州留后霍彦威次之。象先辇珍货数十万，遍赂刘夫人及权贵、伶官、宦者，旬日，中外争誉之，恩宠隆异。”⑦此外后唐也接收了后梁的降将如段凝等为节度使。⑧袁象先、霍彦威、段凝等可称之为后梁降人集团。
如果说以上接收仅为个别事例，那么随着“郭崇韬上言：‘河南节度使、刺史上表者但称姓名，未除新官，恐负忧疑。’十一月，始降制以新官命之”，⑨表明新朝全面接纳了后梁节度使群体。郭崇韬即言：“今河南藩镇皆梁之旧臣，主上之仇雠也，若拒，其意能无惧乎！”《资治通鉴》卷273，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二月，中华书局，1956年，第8914页。由此可见后梁节度使势力的分布状况。除代北集团与后梁降人外，庄宗时统治集团构成中还有符习、毛璋、高行、乌震等河北藩镇将领，以及张全义、朱友谦等旧藩镇。
笔者根据朱玉龙先生所编著的《五代十国方镇年表》朱玉龙：《五代十国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97年。统计了后唐庄宗朝的节度使任用情况，其结果为：在37个藩镇中，除去定州、延州、夏州、凤翔、泾州、灵州六个世袭藩镇，~州有三年为高万兴所控制外，四年共150人次任节度使，其中由后梁降人担任的达50人次，唐朝藩镇经后梁延续至此的节度使及其子弟担任者达18人次，指张全义、朱友谦，其子弟中张继业、李令德、李令锡在庄宗灭梁前已担任节度使或留后。二者相加为68人次，占总人次比例的45%，甚至雍州、邓州、安州的节度使一直由后梁人员担任，后唐势力始终未得进入。由河北幽州、沧州、镇州将领担任者达15人次，指符习、毛璋、赵德钧、高行。其余皆由“代北集团”人员出任，共有66人次，在此之中又有庄宗之弟、之子及姻亲27人次，李存霸、李存渥、李存V、李存确、李存纪为庄宗之弟，李继笈为庄宗之子，见《旧五代史》卷51《宗室列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689～691页；孟知祥为李克用女婿，见王溥：《五代会要》卷2《公主》，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2页。庄宗亲信21人次。如卢质曾参与除去威胁李存勖地位的李克宁，后为其节度判官，见《旧五代史》卷93《卢质传》，第1227页。朱守殷在庄宗就学时“以厮养之役给事左右。及庄宗即位，为长直军使，虽列戎行，不闻战攻。每构人之短长，中于庄宗，渐以心腹受委”（《旧五代史》卷74《朱守殷传》，第971页）。元行钦（李绍荣）曾救过庄宗，“庄宗因流涕言曰：‘富贵与卿共之。’自是宠冠诸将”（《旧五代史》卷70《元行钦传》，第926页）。史敬F曾将李克宁阴谋夺位的消息告知庄宗之母贞简太后（《旧五代史》卷55《史敬F传》，第747页）。郭崇韬已如上述，李绍宏即马绍宏，为庄宗家养之阉官，曾任中门使（《旧五代史》卷72《马绍宏传》，第955页）。张宪曾任魏博推官，当其死亡的谣言传来时庄宗为之“垂涕求尸”（《旧五代史》卷69《张宪传》，第911～912页）。李存敬为李克用假子，曾参与诛杀李克宁（《旧五代史》卷27《唐庄宗纪第一》，第368页；《资治通鉴》卷266，后梁太祖开平二年二月，第8691页）。亦即代北集团除庄宗亲从外仅有18人次出任过节度使，他们是李嗣源、刘训（李绍珙）、夏鲁奇（李绍奇）、康延孝（李绍琛）、李继韬、李存贤、李存审和安元信。李继韬叛降后梁，经贿赂后暂保平安，但他为求归镇，“潜令纪纲书谕继远，欲军城更变，望天子遣己安抚。事泄，斩天津桥南”；《旧五代史》卷52《李继韬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707～708页。李存审、李存贤为李克用义儿，相继镇守幽州且都病死在该地；《旧五代史》卷56《李存审传》，第755、758页；卷53《李存贤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721～722页。夏鲁奇虽曾奋力保护李存勖，但他迟至同光四年方被授予河阳节度使；《旧五代史》卷70《夏鲁奇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928页。康延孝同光二年任保义军节度使，三年即率军参与灭蜀，《旧五代史》卷74《康延孝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967页。四人担任节度使的时间都较为短暂。李嗣源则因功高震主，备受庄宗猜忌。《旧五代史》卷35《唐明宗纪第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478～479页。总体来讲，在庄宗一朝的节度使选任中，跟随他长年征战的代北集团人员所占比例极低，大部分职位皆被其亲从及所接纳的后梁节度使与降将占据。 在五代的政治观念之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赏郡”，即军事将领可凭军功换取入仕的途径，到地方出任州镇长官。如光化二年（899年）三月，“汴将氏叔琮率众逼太原，有陈章者，以勇知名，众谓之‘夜叉’，言于叔琮曰：‘晋人所恃者周阳五，愿擒之，请赏以郡’”，《旧五代史》卷56《周德威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749页。此例即可反映当时社会一般之观念。这实际是军功入仕问题，为皇帝与军功集团的一种利益分肥方式。赵冬梅：《试论勋赏与文武分途背景下的宋代武官制度》，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3～83页。当庄宗要任命两个伶人为刺史时，“郭崇韬谏曰：‘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赏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为刺史，恐失天下心。’……时亲军有从帝百战未得刺史者，莫不愤叹”。《资治通鉴》卷273，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中华书局，1956年，第8920页。这说明李存勖灭梁后不遵守“赏郡”这一约定俗成的观念，违背了他所属的“代北集团”的利益。
李存勖还向藩镇派驻监军，这些监军“恃恩与节度使争权”，《资治通鉴》卷274，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三月，中华书局，1956年，第8968页。使地方节度使对其严重不满。李克用时即已向所属藩镇派驻监军，如宦官张居翰原为唐廷派往幽州的监军，“天v三年（906），汴人攻沧州，（刘）仁恭求援于武皇，乃遣居翰与书记马郁等率兵助武皇同攻潞州，武皇因留之不遣。李嗣昭节制昭义，以居翰监其军，以燕军三千为部下。俄而汴将李思安筑夹城以围潞州，居翰与嗣昭登城保守，以至解围。自是嗣昭每出征，令居翰知留后事”，《旧五代史》卷72《张居翰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954页。这与唐代由宦官出任的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的权力极大的监军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9～113页。如出一辙。
李存勖灭梁后将这一体制移植于全国，作为其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种措施，史称“时庄宗用唐朝故事，以黄门为监军，皆恃恩暴横，节将不能制。”《旧五代史》卷125《孔知F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1642页。如“同光中，符习为青州节度使，宦官杨希望为监军，专制军政”；《旧五代史》卷37《唐明宗纪第三》，中华书局，1976年，第509页。太原也任命有内官吕氏与郑氏，“一监兵，一监仓库”。《旧五代史》卷56《符彦超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759页。这样的监军制已然有别于唐朝藩镇监军，而变质成为李存勖以自己的亲信直接统治藩镇的手段，各地藩帅有被架空的趋势，甚至李存勖“诸弟虽领节度使，皆留京师，但食其俸。”《资治通鉴》卷274，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二月戊申，中华书局，1956年，第8963页。王正言于同光三年冬“代张宪为兴唐尹，留守邺都。时武德使史彦琼监守邺都，廪帑出纳，兵马制置，皆出彦琼，将佐官吏，颐指气使，正言不能以道御之，但趑趄听命”，《旧五代史》卷69《王正言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915页。史言史彦琼“以伶官得幸，帝待以腹心之任”，《旧五代史》卷34《唐庄宗纪第八》，中华书局，1976年，第469页。显然他才是邺都的真正统治者。青州监军杨希望在符习从魏州退军归镇时“遣兵邀之，习惧而还”。《旧五代史》卷37《唐明宗纪第三》，中华书局，1976年，第509页。监军还在藩镇之间相互调动，同光二年冬十月“辛卯，天平军监军使柴重厚可特进、右领卫将军同正，充凤翔监军使”，《旧五代史》卷32《唐庄宗纪第六》，中华书局，1976年，第442页。正是他在凤翔节度使李从蠓ナ窆槔春蟛挥肫洹胺印，促令赴阙”。《旧五代史》卷132《李从蟠》，中华书局，1976年，第1741页。这批人实际是庄宗委任至各地的统治者，他们借庄宗亲信的身份，依靠强大的中央势力凌轹节度使，全面代理其军政权力，这也是李存勖本人的实际用意。
上引太原吕、郑二宦官及史彦琼之例中已提及由其控制藩镇财政，但这只是个案，由中央直接控制地方财政则是庄宗的普遍做法。同光二年“冬，十月，辛未，天平节度使李存霸、平卢节度使符习言：‘属州多称直奉租庸使帖指挥公事，使司殊不知，有紊规程。’租庸使奏，近例皆直下。敕：‘朝廷故事，制敕不下支郡，牧守不专奏陈。今两道所奏，乃本朝旧规；租庸所陈，是伪廷近事。自今支郡自非进奉，皆须本道腾奏，租庸征催亦须牒观察使。’虽有此敕，竟不行。”《资治通鉴》卷273，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中华书局，1956年，第8925页。租庸院是类似于三司的财政机构，符习等所言反映由该机构直接指挥地方财政事务，庄宗明知此举不合河东藩镇惯例，且明下敕令禁止，但由于这样做严重剥夺了节度使的财权，有利于中央集权，实际上在背后仍行此制。
总之，代北集团的利益受到李存勖及其亲从的极大侵害，故而在河北发生连锁性的动乱后，他们抛弃了李存勖，转而拥立李嗣源，以为其利益维护和协调的代理人，后者也是当时少有的皇位的有力争夺者。同光“二年三月，幽州李存审疾笃，求入觐，议择帅代之。方内宴，庄宗曰：‘吾披榛故人，零落殆尽，所残者存审耳，今复裹疾，北门之事，知付何人！’因目存贤曰：‘无易于卿。’即日授特进、检校太保，充幽州卢龙节度使”。《旧五代史》卷53《李存贤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722页。实际上在与后梁、河北、契丹鏖战之时，后唐大将损失极多，庄宗又不提拔培养中下级将领，致使李嗣源是当时仅存的军功累累的人。李存勖的做法致使其政权缺乏牢固基础，一旦有大的变动便会立即崩塌。
二、明宗夺取皇位的基础及其节度使选任政策
李嗣源血战为庄宗打取天下，但他于李存勖在位时却极不得志，曾被其怒斥、监视，《旧五代史》卷35《唐明宗纪第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487页。备受猜忌。他虽无直接反抗之心，却在私下发展自己的势力，并借机组织了一个听命于自己的小集团，其中人物以军事实力派为主。
河北发生军变后，符习率军进讨，“明宗自邺赴洛，遣使召之，习不时而至。既至，谒明宗于胙县。霍彦威谓习曰：‘主上所知者十人，公在其四，何犹豫乎！’习乃从明宗入汴。”《旧五代史》卷59《符习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792～793页。由此可见，明宗在即位前也存在着类似于赵匡胤“义社十兄弟”见李攸：《宋朝事实》卷9《勋臣》，中华书局，1955年，第157～158页。的组织，符习为第四，霍彦威也当属其一。这一组织似是李嗣源南征北战尤其是在防御契丹时结成的。其中霍彦威与之关系最为密切，他在同光二年“从明宗平潞州，授徐州节度使。契丹犯塞，庄宗以明宗为北面招讨使，命彦威为副。彦威善言论，颇能接奉，明宗尤重之。赵太叛于邢州，奉诏讨平之。”《旧五代史》卷64《霍彦威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852页。二人随即得到封赏，天成元年（926年）五月初一，“青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符习加兼侍中，徐州节度使、检校太傅霍彦威加兼侍中，移镇郓州。”⑦B17《旧五代史》卷36《唐明宗纪第二》，中华书局，1976年，第496页。此后明宗仍常念及二人佐命之功，天成二年“十一月乙卯，平卢军节度霍彦威、天平军节度符习入觐，召升殿命乐，举酒语及佐命决策之事，欢话移时。”王钦若等编：《宋本册府元龟》卷172《帝王部・求旧门第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399页。 同光末年，李嗣源讨伐河北叛乱受挫后“退守魏县，未知趋向。安重诲将征兵于四方，（郑）琮在帐前，历数诸道屯军及主将姓名，附口传檄，相次而至。”《旧五代史》卷91《郑琮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1209页。应召之人自属李嗣源旧人。王晏球在同光二年时曾与霍彦威北上抗御捍契丹，“邺之乱，明宗入赴内难，晏球时在瓦桥，遣人招之。明宗至汴，晏球率骑从至京师，以平定功授宋州节度使。”《旧五代史》卷64《王晏球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854页。此外这一集团人员当还有李绍虔、李绍钦、李绍英、安审通、王建立、李从珂、石敬瑭、李从璋。《资治通鉴》卷274，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三月，中华书局，1956年，第8969～8970页。李绍虔即王晏球，李绍钦为段凝，李绍英为房知温。⑦司马光似认为霍彦威、符习、王晏球、段凝、房知温、安审通、王建立、李从珂、李从璋、石敬瑭为“主上所知者十人”。其中段凝虽有防御契丹、屯戍瓦桥关的经历，但他随后即任邓州节度使，《旧五代史》卷73《段凝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963页。并未担任北部边防职务，自无从瓦桥应招之理。石敬瑭为其女婿，《旧五代史》卷75《晋高祖纪第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978页。李从璋为其从子，李从珂为其义儿，《旧五代史》卷46《唐末帝纪上》，中华书局，1976年，第625页。王建立为明宗旧将，庄宗欲“收之，为明宗所护而免，由是知名。明宗历迁藩镇，皆署为牙门都校”，明宗即位后“以功授镇州节度副使，加检校司徒，旋为留后。未几，正授节旄，继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旧五代史》卷91《王建立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1198页。可见其升迁之速，这应与他为李嗣源亲信且助其取得皇位有关。当时随明宗南下的还有孙璋，《旧五代史》卷61《孙璋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825页。他或许属于上述十人之一。可见明宗之集团是由其亲属、亲信与昔日部将组成。其中多镇戍北疆者与地方藩帅，拥有强大的兵力，他组织这样的势力似不仅仅为自保，而在于借机夺取皇位。庄宗同光四年二月六日，贝州屯驻兵士突入魏州剽劫坊市《旧五代史》卷34《唐庄宗纪第八》，中华书局，1976年，第469页。事件正给其提供了机会，之后李嗣源在随从劝说之下进入洛阳，此时庄宗亲卫军溃散，西征军未归，才成就其帝业。《旧五代史》卷34《唐庄宗纪第八》、卷35《唐明宗纪第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471～477、488～490页。
时叛军拥赵在礼为帅，变乱结束后他非但未遭诛杀，反而官运亨通，连掌大镇，《旧五代史》卷90《赵在礼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1177～1178页。在欧阳修记载天成元年五月“戊辰，赵在礼为义成军节度使”后，徐无党注曰“在礼始乱宜诛，而明宗因之以反，命以方镇，报其功也”，[宋]欧阳修撰，徐无党注：《新五代史》卷6《明宗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56页。其评论可谓一针见血。而上文提到的庄宗亲信如张宪、B17朱守殷、《旧五代史》卷38《唐明宗纪第四》，中华书局，1976年，第528页。元行钦、《旧五代史》卷35《唐明宗纪第二》，中华书局，1976年，第492页。李存敬《资治通鉴》卷275，后唐明宗天成元年四月，中华书局，1956年，第8981～8982页。等却先后遭到屠戮，这也可从侧面证实明宗确为借兵变之机夺取庄宗遗留的皇位，并残酷清除李存勖势力。
李嗣源一方面清除庄宗亲信出身的节度使，安抚其他节度使，另一方面也开始大规模起用代北集团人员。此年五月 “壬戌，以前相州刺史、北京左右厢都指挥使安金全为安北都护、振武节度使、同平章事”，③④《旧五代史》卷36《唐明宗纪第二》，中华书局，1976年，第497、498、501页。该任命是为奖励其守卫晋阳之功，而此功正因“庄宗性矜伐，凡大将立功，不时行赏，故金全终庄宗世，名位不进”；《旧五代史》卷61《安金全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815页。“壬午，以前蔚州刺史张温为振武留后，以左右厢突阵指挥使康义诚为汾州刺史，以左右厢马军都指挥使索自通为忻州刺史”；③六月“甲寅，以晋州留后符彦超为北京留守，以镇州副使王建立为镇州留后，以右龙武统军安崇阮为晋州留后”④等等，大批长期跟随李克用、李存勖征战的代北集团人员得到了提升，但其中不乏李嗣源的故知旧将。明宗积极笼络各集团人员，极大地扩大了他的统治基础。
李嗣源任监国后就“罢诸道监军使”，《资治通鉴》卷275，后唐明宗天成元年四月，中华书局，1956年，第8981页。努力改变庄宗时的政策。他登基后，由“中书门下上言：‘请停废诸道监军使、内勾司、租庸院大程官，出放猪羊柴炭户。括田竿尺，一依朱梁制度，仍委节度、刺史通申三司，不得差使量检。州使公廨钱物，先被租庸院管系，今据却还州府，州府不得科率百姓。……今欲晓告河南府及诸道准此施行。’从之”，《旧五代史》卷35《唐明宗纪第二》，中华书局，1976年，第492页。才正式予以废除，恢复节度使的相应职权。这些举措调整了庄宗时的过激政策，重新调整了中央与藩镇的权力划分，取得了各镇节度使的支持，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基础。
三、余论
划分政治集团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曾被广泛采用，其集大成者即为陈寅恪先生，近来有学者对该学说提出反思，质疑这种研究范式“遮蔽了政治人物生命历程的复杂性”。仇鹿鸣：《魏晋易代之际的石苞――兼论政治集团分析范式的有效性》，《史林》2012年第3期。学术研究的进步确实需要反思。若我们的研究仅仅针对一个个政治人物，那么就会有见树不见林的危险。就本文而言，若不按照出身、地域等因素进行政治集团的分析，那么后唐庄宗的权力基础将无法进行总体考察。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通过统计分析了李存勖所任用节度使中“代北集团”人员的的身份问题，得出他多任用亲从以加强个人集权的结论。针对该问题而言，政治集团学说无疑是具有较强解释力的，不同问题有相应适用的方法。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划分时不仅需要观察人员之间的相互认同，还应由边缘看核心，考察其区别于其他集团的特征。因此，我们应当更多地考虑政治集团分析范式适用的“有限性”，而非其“有效性”。
综上所述，后唐庄宗李存勖迫于形势全面接纳后梁降将及节度使，数个政治集团的并存削弱了他的权力，但其却利用监军等控制藩镇以加强中央集权，这些措施极大地侵害了各地节度使的利益，致使其统治瓦解。明宗实为利用其所组织的武将集团借兵变之机夺取皇位，即位后改变庄宗时的过激政策，全面任用代北集团、后梁降人势力及其他集团人物，扩大了统治基础，从而实现了统治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