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匪夷所思的“天书封祀”
《宋史・真宗本纪》结尾云：“真宗英晤之主……及澶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
由宋真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被元朝的史学家视为“如病狂然”的一系列运动，绵延十多年，旧史上常称之为“天书封祀”。主要包括：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天书两次降临在皇宫大内，一次降临在泰山；同年十月，真宗登泰山封祀；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真宗赶赴山西万荣县，西祀汾阴；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被真宗尊为赵姓始祖的赵玄朗，降临皇宫延恩殿；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朝谒亳州太清宫；在此期间，为了纪念天书下降，圣祖降临，分别设立节日，并大兴土木，建立宫观崇奉。此外，还有对五岳的尊奉等。作为整个运动的尾声，天禧三年（1019年），天书再降于乾v县。这次的天书，是朱能伪造、寇准奏上的，并且“中外成知其诈”，这些神神鬼鬼的运动此时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乾兴元年（1022年）初，真宗去世，继位的仁宗以“殊尤之瑞专属先帝，不可留于人间”为理由，将天书殉葬在真宗陵寝，给这场运动画上了一个不圆满的句号。
天书屡降、神仙降临到底是怎么回事？宋真宗为什么一次次不惮劳苦地举行各种祭祀活动？是不是像后来一些人说的，这完全是一场闹剧呢？
宋真宗何以“病狂”
蒙蔽契丹
上述《宋史》中“如病狂然”的评价之后，编修者对“天书封祀”运动的动机进行了揣测。他们觉得，宋朝自太宗雍熙北伐失败以后，就放弃了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打算，甚至想起战争就心有余悸。而契丹人很迷信，“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他们猜想，应该是宋朝的臣僚了解到契丹人的虔诚态度，又揣摩出真宗的“厌兵之意”，所以怂恿真宗通过“神道设教”，证明上天对北宋皇帝赵恒眷顾有加，进而震慑契丹人，以期达到打消他们侵略宋朝的念头。
这个解释合理的一面是，天书第一次降临之际，契丹使者“恰巧”在开封，得以目睹了全过程，并且以后的历次重大活动，宋廷都会遣使将相关情况知会契丹。连这个解释的提出者也不得不承认，如果真的是出于这个原因，那只能说是“计亦末矣”，实在并不高明。
证明政权神圣性与合法性
因为“夷狄唯知畏天”，所以宋真宗“引天命以自重”，这揭示的是“天书封祀”运动对外发挥的作用。而同时，这一运动亦有着对内向臣民宣示政权神圣性的目的。
第一次降临在皇宫的天书，外面的帛上有文日：“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里面“其书黄字三幅”，“始言上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第三次降临在泰山上的天书，内容是：“汝崇孝奉吾，育民广福。赐尔嘉瑞，黎庶成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国祚延永，寿历遐岁。”圣祖下凡时，除对真宗说明自己的身世外，重要的一句嘱托是：“皇帝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从仅知的这三次神谕中，我们感受到的，分明是一以贯之地对赵宋受命于天的肯定，是对真宗赵恒即位合法性的确认，是对北宋国运长久的福佑。
对政权神圣性的迫切证明，源自对自身合法性的深深忧虑。“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身为周世宗托孤重臣的赵匡胤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得了天下，不论怎么讲，也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当次第削平中原割据政权，对外战争也暂告一段落之后，当朝廷的重心愈来愈倾向于内部建设之际，要培育臣民对新政权的认同感，不得不重走神道设教的老路，祭起“天命所归”的大旗。
天有二日的冲击
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两国虽然偃兵息甲，不再干戈相见，达成了和平，但却是以宋每年要向辽交纳岁币为条件的。虽然免去了“昭君出塞”的凄凄惨惨，但事实上的“年年纳贡”，也让北宋君臣颜面无光。这样的难堪，在外交文书中，还可以堂而皇之地粉饰为“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在国内，还可以宣传为是天朝上国对夷狄的“赐予”，但在双方礼仪往来时，两国对称南、北朝，大宋的皇帝赵恒要称契丹君主为“皇帝”，并且，双方约为兄弟之国，虽然真宗以年长的关系占了便宜，成为辽圣宗耶律隆绪的兄长，却不得不认健在的契丹太后萧燕燕为叔母。凡此种种，非但与传统中国万乘之尊君临天下、莫与伦比的皇权观念有所违背，也冲击了古来“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世界秩序理想。这对于信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传统观念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在这种新局势下，“该如何证明自己才是那唯一至尊的真命天子”，如何维护宋真宗赵恒岌岌可危的威严，维护北宋朝廷的“体统”，是北宋君臣不得不面对与回答的问题。
说是为了在威信下降的情势下证明自己的神圣性也好，说是为了宣示华夏源远流长的文化优势也好，“天书封祀”运动无疑离不开澶渊之盟这一背景。但是，这并不是说该运动完全是被迫的，是不得已而为之。事实上，从历史脉络来看，宋初以来，封禅运动一直是君臣心中难以割舍的情结。
走出五代的阴影，对太平的确认
对封禅的渴望，不是在真宗的头脑中灵光一现突然产生的，而是自太宗以来，君臣经数次策划筹备，却始终未能实现的梦想。大中祥符元年东封泰山之后，真宗曾对宰相王旦说：“朕每念前代，虽有德之君，能行封禅者盖寡，朕乃克行，此盖由雍熙中尝有经度，制度已备，朕何力之有！”太宗雍熙年间，对封禅的筹备已经进入到实质性阶段，仅仅是因为天灾突降，才使得这一行动未能实现。
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封禅”与“太平”理想不可分割，即所谓的“致太平以封禅”。宋初几朝君臣对封禅情有独钟，源自对太平的企望。唐季五代以恚战乱频仍，百姓颠沛流离，乱极思治，人们普遍渴望太平安定的生活。而能否成功地走出五代，使赵宋王朝长治久安，不再成为短命的第六代，对于治国理政的君臣来说，无疑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鉴于之前“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历史教训，北宋实施了“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的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确实一举扭转了局面。迨至太宗统治初期，已经初步实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人们渴盼以一种具体的可见仪式“告别五代”，告别社会动荡，迈上康庄大道。虽然统治阶级内部离心离德，但是臣僚请求举行封禅的呼声仍然此起彼伏，经久不息。这种呼声，使得真宗的“天书封祀”运动有了“继述先志”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