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寺院的组织规范和行事制度，禅宗清规可谓是寺院僧众的日常行为准则。而步入宋元时期，这套管理制度则逐渐趋于完备与规范，其中的诸多条例也传入日本并为其僧寺所纳，其影响力可谓不言而喻。目前我国对宋元禅宗清规的研究学者主要有：净慧法师、谢重光、苏军、黄奎、远尘、王月清、王永会、刘淑芬等人，而国外及港台则以忽滑谷快天、释能融以及YiFa（依法）等人为代表，这些研究成果虽有一定的分量，但多数还是站在各种规则、名相的角度对之进行探讨，至于清规的产生缘由以及与世俗社会的互动效应则鲜见明确剖析。不过，最近王大伟博士的《宋元禅宗清规研究》（2013年9月，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一书则是站在微观的角度，对清规中的制度、礼仪、秩序等方面做了相对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作者在此书中既重视宏观的历史史料，又将禅宗清规发展中的诸多细小影响因素展现地淋漓尽致。整体来讲，全书所用材料丰富，立论公允，耳目一新，可谓极大地推进了国内宋元禅宗清规研究。
一、逻辑清晰，问题意识强
全书由导言及十二章正文构成。在导言中，作者简述了宋元禅宗清规的研究意义并大致梳理了我国在此方面的研究现状。对于目前所存在的疏漏之处，作者给予了大胆的解读，进行了开放性的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在具体的每一章节里，作者在章首首先介绍了本章的研究对象及意义。正文则以此为思路，分析现象―整理依据―深究细琢―得出结论。例如第一章对丛林的考察，作者对其认识已经超越了器物性这个特征，而是在诸多材料中挖掘出了它的物质性与生命性，从历史与宗教的双重角度对“丛林”这一词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并进一步对丛林是如何被禅宗专属化以及“丛林”这个概念是如何被扩展的过程作了细致的考察。文章的分析可谓逻辑清晰，循序渐进，很大程度地避免了入题的僵硬与突兀。
又如在第七章对禅寺建筑与器物的探讨，作者在此章的入手角度可谓独辟蹊径，在具体的分析中，作者并未墨守成规地从建筑学角度出发，而是在宗教学的意义上给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在对佛殿、法堂以及僧堂的描述里，读者可谓一目了然地知晓了禅寺建筑在功能上的实用性与生活性。而作者在对钟、鼓等器物方面的剖析中，不仅梳理了它们在佛寺中的使用历史，同时也阐述了其主要功能与象征意义，为读者展现了耳目一新的历史画面。此外在本章节中，作者还对前人的观点提出了大胆的质疑，比如在探讨寮元与首座是否对等的问题上，对无著道忠的观点持有了保留意见并给出了相关依据。由此也不难看出作者对文献材料的整理归纳能力及思考问题的深度。
而在第
八、
九、十这三章里，作者分别考察了“”、禅寺中的慈善制度以及葬礼活动。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可谓涉及了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这三章的内容也与世俗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作者在对具体的礼仪制度进行分析时，也尽可能地挖掘了禅宗寺院与世俗社会的联络与异同，并在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双重结合下，揭开了寺僧生活的独特面纱。
最后一章虽为余论部分，但也是全书的点睛之笔，作者通过对一些细枝末节等问题的反思，更加完善地展示了宋元禅宗清规的源流及意义。
二、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以历史学为主，社会学、人类学为辅
该书的研究视野开阔。作者在导言中提及：“以宋元禅宗清规为研究对象，实际并不是一个小问题，它跨越了两个朝代，两种民族统治，社会生活习俗都有变化……所以我们对大问题的解答，就应建立在对小问题进行观察与解释的基础上。”（第8页）在作者看来，研究宋元禅宗清规，首先应当站在两个朝代的大背景下看历史。宋代社会的组织化、严密性以及元代社会的重乐享乐既有一定的相似性，又体现了不可忽视的差别，这也就导致了宋元禅宗清规融合了整体性与个体性的双重风格。若想了解这两重性是如何更好地包容交织在一起，从社会学与人类学这两条线索入手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任何一种宗教的产生都不可能脱离其社会背景，而二者的互动又传达了人的情感、心理以及行为。作者对宋元禅宗清规的考究也正是站在了多方面的角度。例如第三章对“茶汤礼”的研究中，其视角不仅落于宋元禅寺，同时也花了大量笔墨关注了世俗社会中的茶宴，通过诸多材料，很好地分析了禅宗寺庙与世俗社会是处于如何的互动状态并相互影响，比如茶汤礼对秩序生活的要求，再比如为何禅宗会选择“茶筵”而非“茶宴”，茶宴作为世俗社会中的常见习俗，在融入于禅寺文化中也必然会产生异化，这一系列的现象都是禅宗与世俗社会互动而又不可避免的结果。
同样，作者在解释诸多问题时也将人类学作为其辅助工具，因为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可能回避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联系。宗教通过人的种种行为来展现其教义教理，而人又必须借助宗教礼仪、宗教活动来传达其宗教情感，只有深入地了解人的精神特质及信仰生活，才能更好地梳理出宗教中的种种现象。例如此书第六章中所探讨的宋元禅宗行事秩序中的“挂牌”问题，挂牌是通知僧众的常见方式，不过在作者看来，挂牌的意义绝非仅限于此，对于禅师而言，是否具有资格“挂牌”就成为了认同该禅师地位、修行层次的一种方式。此外，通过挂牌这个简单的仪式，不仅预示了该禅师的地位已稳定，达到了堪为人师、随意传法的水平，同时，这样的仪式也使得他们获得了“晋升”的机会，预示了他们在禅林行事秩序中的位置转换。（第1
6
7、168页）
又如第六章作者在论述“状”和“榜”时提到：“‘状’与‘榜’之间似乎并无特别本质上的区别，从表面上看，禅寺中的‘状’不过是被封皮‘包装’过的‘榜’而已。状最主要的功能也许是表尊重和礼敬……但‘状’所传达的‘情意’却丰富起来。”可见，“状”作为通知寺僧参加活动这一功能必然是无可厚非的，但它所蕴含的尊敬之意亦不容忽视。当礼仪通过这类工具彰显出来的同时，它也使禅僧完成了日常生活与世俗生活之间的身份转换，并使他们更加深化了对自身地位的认知，也就是作者所说的“心理围墙”。在此意义上，“这些工具所树立的礼仪观念，已超越了人事制度中上下尊卑的范畴，更给禅僧在心理上增添了地位认定意识”。（第186-188页）
三、视角独特，以小见大，深入浅出
禅宗清规作为一套成功的寺院管理范式，在经历了宋元两个时期的演化后，可谓是融合了社会变迁、政治改革以及民族特色而逐渐丰富起来。作为一套清规制度，它为人们带来的首先应是现实需求性，这也是其创立的初衷。同时，作为一种民族宗教的特有文化现象，它也不可避免地被涂抹了本民族的色彩，并以充斥着本土特点的面目展现给我们。对于这样一种变革，以往的某些学者多倾向于站在“思想性”的角度对之进行研究，由于他们把握问题的立足点通常较高，论述难以深入又缺乏宏观驾驭的能力，因此，这些论证往往显得粗糙与单薄。此外，还有部分研究成果动辄喜欢对某些规制的制定原因冠以“中国化”为其依据。而在作者看来，“中国化”实际是个结果，它是佛教褪去外民族色彩换上本民族装扮时展露给我们的面目。因此，作者并未用“中国化”来笼统地说明宋元禅宗清规中各种现象出现的原因，而是立足于解释的角度，努力阐释了佛教艰难“变装”的这样一个过程。（第7页）例如第二章中对“无相戒”观念的论述里，作者认为此观念的提出必然会引发源于佛教戒律思想的一场革命。因为在当时，传统的戒律已不能完全适应禅宗的寺庙管理模式，一方面它面临着找到自身修正方式与戒律之间的平衡点，另一方面还要保障整个禅宗团体的稳定生存与健全发展。迫于传统戒律与实际需求的相互张力，体现中土方式的清规被创制出来。清规的出世打破了传统佛教戒律的生活方式，反倒多处彰显出浓郁的民族气息。其创世虽然带来了对传统戒律的冲击以及自身神圣性降低的危机，但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戒律的完全摒弃。在作者看来，戒律中无清规的记载，但清规却将戒律“纳入”了自己的叙事范畴。（第32页）不难想象，清规只是在传统戒律中“取其精华”，依据实情自行创新，因此，它也必然会与世俗生活纠缠在一起。又如作者在论述“香礼”这一章节中，作者并未将眼光仅限于香礼的“如何使用”上，而是站在佛门礼仪的角度，从香的喻意、供养以及相关的法事活动等方面揭示了佛教历史中独特的香文化。如此独特的视角不仅揭示了香礼的特殊象征涵义，同时也阐明了它在禅寺活动中的实际用途。
由此可见，作者笔下所展现的宋元禅宗清规已不是一种单一的规章制度或文化符号，而是实用性与象征性的相互交融。清规的创立，不仅是对传统的继承，同时也饱含了树立自身神性权威的味道于其中。纵观全书不难看出，作者的研究并不是僵硬的过去式的分析，而是站在历史与发展的双线轨道上进行了全面的探索。该书的出版不仅为读者打开了宋元禅宗清规的新视野，同时也填补了其在学术界的一块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