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溺婴弃婴，尤其溺弃女婴是旧中国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之一。在宋代和清代，溺婴问题更加突出，形成的社会影响更加巨大。本文从现象、原因、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和解决措施四个角度进行分析，通过比较揭示这两个朝代溺婴问题的异同，从溺婴问题这一特殊的视角了解宋、清两代的社会情况，从而全面地认识处于这两个时代人民的生活境遇、心理状态和社会背景，丰富了社会史研究的内涵，这也对解决当今存在的社会问题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宋代溺婴; 清代溺婴; 社会问题; 解决措施;比较研究
【黑龙江史志2015.4（总第341期）】
宋、清两代，商品经济繁荣，但经济发展的背后，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溺婴现象，形成了宋、清两代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社会现象都对本朝，甚至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辈学者对于此两朝的溺婴现象给予高度的重视，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学术成果，但由于研究较为分散，对于此问题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本文以宋、清两代为代表，对已有学术成果介绍的同时，侧重两时代溺婴现象之比较，为溺婴问题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野。
一、宋、清溺婴现象比较
二、宋、清溺婴原因比较
三、宋、清溺婴社会问题比较
宋、清由于溺婴产生的社会问题具有相似性和一致性。首先，溺婴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口的减少和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溺婴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人口的增长，对于政府而言，减少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差役徭役的摊派，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溺女现象的严重性导致了男女比例失衡，从赵建群对清代嘉兴府人口性别比例简表中可以看到，其比例能达到130：100的程度，性别比例的失衡又衍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同时，男女比例的失衡造成了婚配困难，男性终生不婚者众多，同样也造成了后代人口的减少。
其次，基于男多女少产生的婚配难又必然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包括：婚姻纠纷案、童养媳妇、拐卖妇女、传统宗族关系及婚姻制度的破坏、性侵犯、娼妓乃至社会秩序不稳定等。张建民认为，童养媳的盛行有正负双方面的影响。其积极意义在于缓解了溺婴现象，使得一部分女婴存活下来，也是贫困人家自发的解决婚姻艰难的“曲线”举措，缓解了溺弃女婴的矛盾。但是，童养媳之制又对少女的身心有所摧残。旧制度下的童养媳会遭受泼悍的公婆的虐待和凌辱，造成了家庭地位的缺失，其命运是十分悲惨的。
再次，溺婴问题造成了道德的沦陷与缺失。中国传统文化讲求的是仁义礼智信和伦理道德，溺婴现象与这种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格格不入，更与传统“多子多福”的理念大相径庭，这必然会对传统文化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形成道德沦陷的局面。
四、宋、清溺婴应对措施比较
和宋代相比较，清代所采取的措施无疑是明智的。张建民提到，清代朝野反溺弃的对策包括舆论、法规、和育婴措施三个方面。其中，舆论是前提，法规是保障，育婴措施是解决方案，政府和民间共同努力，取得显著的成效。谭志云和刘曼娜所著的《清代湖南溺婴之俗与社会救济》（船山学刊2005年第1期），侧重地方官员和乡绅对溺婴危害的广泛宣传，从公众舆论、社会心理和因果轮回等角度来进行劝诫。并介绍湖南育婴组织的完善并形成育婴网络，使慈善育婴事业达到了新的高峰。但同时也看到了育婴组织的种种弊端，如婴儿死亡率高、经费不足和部分贫民囿于成俗不讲婴儿送往育婴堂等，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汪毅夫对童养婚俗进行了详实地探讨，官方采取“严谨溺女”、“董行育婴”和“劝抚苗媳”三种相结合的手段，将“童养”与“育婴”相配套，在原有传统风俗的基础上劝诫抚育幼婴，贫民易接受此做法，缓解了溺婴现象。但童养剥夺了女婴的婚姻自主权，是侵犯女权的陋俗。刘昶重点强调士绅在遏制江南溺婴恶俗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其中包括呼吁婚嫁从俭、提倡多元道德规范和建立民间保婴会等，对于溺婴恶俗的消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总体而言，清代针对溺婴的措施是有效的，其成功的原因在于充分调动了民间士绅的力量，由于溺婴现象存在隐蔽性，故法令的效率不能足够深入。只有在思想上的宣传教育和切合实际的物质帮助，才能缓解这一社会问题。同时，解决溺婴现象的最根本途径在于发展生产力，只有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之逐步普及的社会教育，才能从根源上消除此现象。这对当今局部贫困地区存在的溺弃婴儿的现象有借鉴意义，政府在注重效率的同时，更应该重视公平，更为全面的搞好社会救济，这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指导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