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道教音乐研究的重心都集中在汉族地区。发端于本世纪50年代的近现代道教音乐研究，即是始于汉族地区的，这从50年代中后期进行的几项对道教音乐的搜集、整理工作均可以反映出来，例如：50年代以中国音乐史学家杨荫浏等学者组成的湖南音乐普查小组，对湖南地区的民间音乐进行了普查，其中对湖南衡阳地区的道教音乐等作了调查，并与以文字、记谱方式和佛教音乐等的调查结果一起登载于《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之一 宗教音乐》中；其后，相继有《苏州道教艺术集》、《扬州道教音乐介绍》等汉族不同地区道教音乐资料问世（注：《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之一 宗教音乐》民族音乐研究所编，该所1958年油印，音乐出版社1960年出版 《苏州道教艺术集》 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1957年油印 《扬州道教音乐介绍》 扬州市文联编，1958年油印）。自70年代中后期，中断了20余年的道教音乐的收集和整理又重新复苏和兴起（仍主要集中于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
上海音乐学院研究者陈大灿等开展对上海及其临近地区道教音乐的录音录像工作；武汉音乐学院部分师生对武当山道教音乐的收集整理；中国音乐学院等音乐院校的一些学者，分别对北京白云观、沈阳太清宫、四川青城山等宫观的道教音乐进行的收集整理等。此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音乐资料馆先后与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香港圆玄学院和《人民音乐》编辑部等联合，分别于1983年和1989年在香港召开了“国际道教科仪及音乐研讨会”和“第一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1990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道教协会等单位在北京白云观召开了中国道教音乐学术研讨会；1991年香港圆玄学院、人民音乐出版社、《音乐研究》编辑部和沈阳音乐学院在香港联合召开了“第二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这一切促使以收集整理为基础的对道教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局面正式形成（注：参见曹本冶、史新民《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现状与展望》 载《音乐研究》1991
(4)，页65～66）。 以上所述的各项研究成果反映出当今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与汉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不尽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与汉族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产物，既蕴涵着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质，也不乏汉族传统文化风貌，内涵甚为丰富，颇具学术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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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80年代中后期以来，有关洞经音乐的调查和研究逐渐增多，专门介绍和研究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文章时有出现。这些发表的有关文章主要涉及白族和纳西族的洞经音乐，其中有关白族洞经音乐的主要有李崇隆和熊中流等调查、宋其华执笔整理的《元江白族洞经简述》（注：见《民族调查研究》1987
(1)，页49～50），文中简略地介绍了云南元江县因远区白族洞经音乐的运用、曲名、乐器等，是目前所见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专门介绍白族洞经音乐的文章。之后，《大理洞经古乐》和《白族音乐志》相继出版（注：《大理洞经古乐》 下关文化馆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白族音乐志》 伍国栋主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出版），前者是一本洞经音乐曲谱集，辑录了270余首大理洞经乐曲；后者有白族洞经音乐的志略式介绍。而见于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专门论述纳西族洞经音乐的文章是崇先的《丽江洞经音乐初探》（注：见《民族艺术研究》1989
(1)，页32～39,31），该文从历史概况、乐曲种类、音乐特点、乐队组织、音乐传承等方面初步探讨了纳西族洞经音乐。继之，有杨曾烈的《丽江洞经音乐调查》、何青的《云南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桑德诺瓦的《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的传说、曲牌及形态》等文先后见于发表（注：杨曾烈《丽江洞经音乐调查》 载《丽江文史资料》1990第九辑，页114～138；1991第十辑，页30～47 何青《云南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 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
(2)，页60～63 桑德诺瓦《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的传说、曲牌及形态》 载《民族艺术研究》1996
(2)，页17～25）。其中桑文通过传统称谓及其异变、民间传说、丽江洞经音乐溯源、丽江洞经音乐的分类及曲牌等方面的论述，揭示了汉文化对纳西族洞经音乐的深远影响，从而补证了纳西文化具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特征。此外，现任教于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的李海伦(Helen Margaret Rees)博士，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就读时，于1989年至1993年期间先后三次赴丽江，对纳西族洞经音乐等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实地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纳西族洞经音乐进行了研究，最后以“音乐变色龙”(A Musical Chameleon:A Chinese Repertiore inNaxi Territory)为题，于1994年完成其博士论文。
作为首位系统研究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西方学者，她与其他研究纳西族洞经音乐的中国学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并非仅从纳西族洞经音乐的历史源流、曲目、乐器与乐队、表演方式等入手进行研究，而是将纳西族洞经音乐置于丽江的民族、政治、社会和经济历史，丽江纳西族音乐世界，云南的洞经音乐及洞经会等较广泛的背景中进行系统研究，探寻了纳西族洞经音乐与汉族音乐文化的关系及其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关系。
尽管学术界对白族和纳西族的洞经音乐研究已有了一定成果，但这尚不足以全面认识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洞经音乐虽然具有道教性质和道教色彩，而且是云南白族等少数民族道教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道教科仪音乐。在民间，它多以洞经会谈演洞经的方式存在或其他方式存在，不完全等同于道教音乐，况且洞经音乐亦非所有少数民族道教音乐的组成部分。
要真正认识和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除了洞经音乐外，还需对不同少数民族的道教科仪音乐进行研究。对此，尹祖钧等人曾作过有益尝试，90年代初其对河口瑶族道教音乐进行了调查研究。而1994年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更为拓展少数民族道教音乐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
该计划中专门列有瑶族道教音乐以及白族道教音乐等少数民族道教音乐的子项目研究。杨民康和杨晓勋参与了其中有关瑶族道教科仪音乐的研究，他们以“云南瑶族道教科仪与科仪音乐研究”为题，对云南瑶族道教科仪音乐进行了考察和系统研究。罗明辉则在其博士导师曹本冶教授的具体指导下，参与了其中有关白族道教音乐的研究，并以“云南剑川白教仪式音乐研究”为题，于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完成其博士学位论文。
该论文在笔者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将剑川白族道教仪式音乐与其赖以生存的仪式视为一有机整体，并同时关照其所置身的地理与人文环境。该文还以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从道教在云南大理地区的传播和影响，白族固有的“本主”崇拜与道教的关系，剑川白族道教音乐的体裁形式与形态特征，剑川白族道教仪式及其音乐的生态环境，剑川白族道教仪式的应用与进行程序、其音乐的地域性特征及其与剑川民间音乐的关系，龙虎山道教音乐的关系及其跨地域性特征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此外，该论文还从剑川白族道教仪式音乐的考察与研究中，引发了笔者对洞经音乐的思考，并结合不同洞经音乐概念，就如何认识洞经音乐进行了探讨。
这两项有关瑶族道教音乐和白族道教音乐的研究，为拓展少数民族道教音乐的研究领域作了进一步的有益尝试；为认识道教在一些少数民族中的传播与影响、且道教又是这些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有机组成部分提供了有力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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