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学教授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代表作。获2000年美国历史学会东亚研究最高奖——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彭慕兰的核心观点是：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基本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和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此后距离越来越大。造成这种背离（即西方走向了现代化而中国却没有）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彭慕兰把这个东西方分道扬镳的过程称之为“大分流”。 一、学术界关于《大分流》的整体研究状况 二、主要从缺陷方面进行的研究
黄宗智[ix]从“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没有认真对待西方主要学术成就”、“依赖二手的学术文献”等方面进行批评。他认为，彭书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偏重理论和书面数字，以致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彭书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即对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等“五大变化”的证实，把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描述为发展型（即劳动边际报酬剧增）的变化，结果抹杀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其实，美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趋势及其与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偶合，而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中国后来进入的现代经济发展道路和英国完全不同：即首先通过社会革命来进行资本积累，尔后通过农村的现代工业化来降低农村（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彭著的证据基础很难评估。该书并非基于第一手研究，而主要是依赖二手的学术文献写成。要对这本书做系统的评估尤其困难，因为它跨度极大：不仅讨论中国，而且涉及印度、日本以至东南亚；不仅利用了有关英国（或者西北欧）的研究，而且论及法国、德国乃至东欧。此外，该书还囊括了覆盖面很广的许多论题。乍看起来，彭慕兰展示的证据似乎颇值得赞赏。他跨越了两大不同学术体的边界。对中国专家而言，该书显示了作者对欧洲研究令人敬畏的熟悉。那些认为彭著有关中国的观点有误的中国研究学者，对他使用的欧洲文献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而认为彭著有关欧洲的论述不确的欧洲专家，则可能原谅该书在有关欧洲方面证据的薄弱，因为该书毕竟不是出自欧洲专家而是一位中国研究学者之手，而这位学者似乎充分掌握了中国研究那个仍然相当孤立领域的十分困难的语言和材料。如此一来，这本书很可能既得不到欧洲专家也不得不到中国研究学者的严格评估。[x]
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的文章《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流：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xi]主要从理解经济体的结构方面提出批评。他们认为，英格兰与江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两者面临完全不同的限制与机会，因而各自采取不同的经济策略或经济再生产方式，从而导致不同的发展型式。英格兰经历的是斯密式经济演化[xii]。而同期江南经历的是马尔萨斯式经济演化[xiii]。他们认为在1500—1750年间，两个经济体的发展途径已经分流。1750年至1850年则是此前发展道路的延续。按世界史标准衡量，18世纪后期英格兰已是发达国家（1800年时英国已不再是农业国），而长江三角洲变得更穷。同时英国可以从欧洲大陆获得其所需要的原材料，而国内也不存在燃料危机。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彭的观点。[xiv]
葛以嘉从研究框架（“中心——边缘框架”）方面提出批评。他认为，彭慕兰关于中心及边缘关系的简明、精妙的论述，虽然对倾向于认为工业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欧洲中心论是个很有价值的矫正，但它并非无可挑剔。中心——边缘框架，从总体上来说，低估了国家、军队、以及由经济和政治精英形成的特定的文化和制度。彭慕兰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尤其是在着重论述这些论题的第四章，他经常提及还有一些相当重要的差异存在。例如，中华帝国，当时非常热衷于发展海外及远程贸易，但绝不会支持，至少不会推动殖民地的建立。那些愿意选择永远定居在远离国土的如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方的帝国子民，被视为不忠与背叛，而不是对帝国的延伸与扩张。在中国很难找到例如欧洲海盗商人、东印度公司这样受国家允可，混合了军事及商业活动的组织团体。总的来说，在李鸿章之前，中国军队一直不能实现经济上的充分自足，更不用说获取利润了。因此，彭慕兰虽然非常正确地指出了欧洲的海外贸易商永远不可能预测到他们所霸占的这些外围地区在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同时有一点也很明显，即没有特定的国家制度及政策，这个所谓的“大分流”则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xv]
张家炎主要从学风（“标新立异”）和史料（“依赖二手文献”）方面进行批评。他认为，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增长激发学者们去寻找其根源，而东亚研究又与其经济发展有微妙的关系，上世纪中后期当日本经济已走向世界前列时，有学者开始认为日本19世纪甚至更早就与西方一样了，所以它能成为非西方社会中唯一成功西化的国家。现在中国经济地位日益强大，也有人开始认为中国与西方原来其实也没有大差别。而标新立异、以提出新的理论为胜更是典型的美国学风，正是在这一风气的影响下，美国中国学（至少在解释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方面）新人辈出、新说纷呈，从冲击说到内卷化到分岔论代表了不同的阶段，然而越来越偏向理论的趋势却未能与重视生产条件更好地结合，所以引发大量对基本史实及由此派生出的解释的质疑。就学术发展而言，质疑、争论是好事。这也是保持学术活力的重要前提。彭慕兰对江南的理解主要是建立在二手文献的基础之上，因而出现被黄宗智认为属于无稽的硬伤，这些错误本不该出现。不过，彭慕兰其实是将中国史放在世界史视野中进行考察，进行这种欧亚大陆的大跨度比较也许只能主要依赖二手文献，或者因为研究者的某些个人原因而难以进行必要的一手调查而不得不选择依赖二手文献。[xvi]
史建云[xvii]主要从论证方式方面进行了批评。她认为，尽管我没有看到能全面驳倒彭慕兰观点的批评，但并不等于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彭慕兰的逻辑，在我看来是存在问题的。他论证的方式，表面上看起来颇有道理。他把西欧中心论的种种因素拿出来进行比较，凡是其他地方也有的，就不能算是西欧独有的内生优势，因而不是西欧能够独自优先现代化的原因。他的逻辑是，如果你具备的条件我也具备，这个条件就不是你独有，你成功了我失败了，这个条件就不是成功的决定性条件。假如英格兰的所有优势，江南也都具备，这种逻辑自然可以成立。但问题在于，他的比较并不限于英格兰和江南。他的比较方法是，首先拿江南与英格兰比较，假如英格兰的某个先进因素江南不具备，就与日本比较，日本也不具备，就去看印度、东南亚甚至非洲。拿英格兰与全世界这样比较的结果，英格兰就一项内生优势也没有了。在我看来，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18世纪的英国具备了最多的优势、最多的促进现代化的条件，江南略次于英国，日本更少，印度，非洲等只具备一两项。即使英国一个自己独有的内生的因素都没有，它的现代化仍然是顺理成章的。江南所不具备的那些优势很可能并不重要，单独看没有什么决定性可言，但与其他因素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英格兰的真正的优势。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英国具备了最多的条件这件事本身，视为英国独有的内生优势。当然，煤矿和新大陆的确是江南不具备的因素，把它们当作大分流的主要原因（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原因）也有道理，就这一点来说，彭慕兰的观点目前尚不能动摇。但它们能够起重大作用，是与其他因素（包括江南同样具备的那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分不开的。最后要说一点，这本书并不是一部纯粹的经济史著作，彭慕兰的比较不仅是经济方面的，里面也有部分内容涉及到了文化背景、社会观念等。[xviii]
王家范主要从缺乏制度分析进行批评，他认为，很多人都疏忽了一点：彭慕兰不仅是“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半截子“革命家”，而且还是个“假革命家”。他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时限只断到18世纪，19世纪后的中国依然是“欧洲中心主义”标准下停滞不前的“落后者”。此其一。其二，19世纪的中国，据说才是亚当·斯密式道地的“过密化经济”典型。因此他与黄宗智的争论，只是在时段的选定上，而从来没有放弃亚当公式和“过密化”是分析中国经济运行状态的铁定“范式”。从对19世纪后中国世界地位的评价方法和结论来说，彭慕兰仍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彻底坚持者。该书再明显不过的弱点，也是致命的软肋，就是完全排斥制度分析的重要。无论是对西欧、还是中国，坚持的是纯经济学的分析，大量使用计量分析的手段（尽管对中国，那种计量分析的数据大成问题），却把经济内外环境的制度背景视之为可有可无的“因素”，声称它们并非是必要的条件。由此，我对同行忽视这一点特别感到不解。[xix]假若“反欧洲中心主义”变成了否定中西历史比较的必要，就是矫枉过正。中西比较是必要的，而且不仅仅是经济的比较，还必须进行整体历史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的比较。以谁为“中心”这话本来就不妥，但相对的强弱优劣，在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不过是随时而变。我对《大分流》不满意的地方，也在这里。[xx]
陈昆亭分析了在英国和中国的江南地区的经济状况十分类似的情况下，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在英国爆发。在建立的农业和工业两部门模型中，将文化制度的影响体现在对资本和劳动的影响上，从而改变了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通过分析最终得出结论，文化制度是导致“大分流”的原因之一。[xx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