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与《硃卷》皆源于杨守敬本人之手，白纸黑字，言之凿凿，似乎不容质疑，但又确有一年之差，这不免有些匪夷所思。针对于此，已有文章进行了探讨[5]，不过，似乎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那么，为何杨守敬当年参加举人考试填写“履历”时会写为“道光庚子年四月十五日”呢？究其缘故，当与封建科举、职官中的“官年”现象有关。
“官年”现象由来已久。南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三“实年官年”条记载：
士大夫叙官阀，有所谓实年、官年两说，前此未尝见于官文书。大抵布衣应举，必减岁数，盖少壮者欲籍此为求昏地；不幸潦倒场屋，勉从特恩，则年未六十始许入仕，不得不豫为之图。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正在童孺，故率增抬庚甲有至数岁者。然守义之士，犹曰儿曹甫策名委质，而父祖先导之以挟诈欺君，不可也。……于是实年、官年之字，形于制书，播告中外，是君臣上下公相为欺也。[6]
洪迈这段话反映出五点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一，官年现象在南宋初期已非常普遍，其起源当起码上溯至北宋；其二，官年有减岁和增岁之别，减岁之人多为以平民身份应试者，增岁之人则多为官宦子弟；其三，官年的出现主要是封建知识分子为在科举进仕的道路上争取更多、更好的机会而虚报年龄造成的；其四，官年只是在应试举子中通行的一种约定成俗的俗例，而且在当时也并非被所有应试举子所认同；其五，对于这种虚报年龄的作法，当时的统治者是默认的，并且在官府的公文中也不刻意地隐讳。
宋代之后这种惯例似乎一直在延续，至少尚未见历朝对此严加取缔过[⑦]。事实上，直到清末科举制度被废除为止，这一俗例始终绵延不绝。近人朱彭寿所著《安乐康平室随笔》记载的一件事足以引为佐证，其文曰：
文人为士大夫撰墓志传状，于生卒年岁最宜详考，稍不经意，即易传讹。犹忆光绪壬辰八月间，寿阳祁文恪师世长，卒于工部尚书任内，时年六十有九，实生于道光甲申。然旧时所刻乡、会试硃卷，则皆作乙酉生，盖循俗例，应试时少填一岁耳。迨接讣告，乃云生乙酉，卒壬辰，享寿六十有九。以生卒干支与年岁计之，殊不相应。……后读王益吾祭酒《虚受堂文集》，其所撰《文恪神道碑》则云生乙酉，卒壬辰，年六十有八。殆仍据讣告所载，而以年岁推算不合，遂减去一岁，俾与生卒干支相符。然文恪实年，则竟遭改削矣。[8]
朱彭寿所谓“应试时少填一岁”的说法与洪迈“官年”之说可谓一脉相承，这无疑说明“官年”俗例直至清末仍在流行，而且从朱氏用“俗例”一词表述来看，清时官年可能仍未成为科举、职官制度中的正式则例。
此外，朱氏这段话中还涉及到一个更值得重视的问题，即由于许多参加科举考试的人虚报年龄，他们一旦中举，往往按惯例将硃卷刊刻传世，硃卷“履历”上填写的官年与其实际生年就会出现差异，很容易造成生年、享年记载上的错误。与此相类，封建科举的“登科录”中也应该存在着官年问题。因为“登科录”所记载的中式者姓名、籍贯、年岁、家庭等情况，都是主要依据登第者应试时填报的“履历”的。
针对上述不同记载，已有学者作出研究，认定《宋史》有误，甚至认为《陆氏宗谱》是“伪作”。而其主要论据就是“《登科录》应为确定陆秀夫生年的第一手资料”。[13]显然作者这里没有把“官年”现象考虑进去。
为了进一步印证“官年”现象的存在及其演变，笔者查阅了顾廷龙主编的《清代硃卷集成》[14]，从中选出30位既有硃卷“履历”，又有年谱的清人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发现有17位硃卷“履历”上所填的官年与年谱所记生年是不同的。兹先列表如下：
姓 名
硃卷履历所记生年
年谱所记生年
相差年数
崇 实 嘉庆二十五年（1820）
1
李钟珏
咸丰四年（1854）
咸丰三年（1853）
1
唐文治
同治五年（1866）
同治四年（1865）
1
钱世铭
嘉庆二十二年（1817）
嘉庆二十年（1815）
2
孙家鼐 道光七年（1827）
2
吴大澂
道光十七年（1837）
道光十五年（1835）
2
许景澄
道光二十七年（1847）
道光二十五年（1845）
2
王仁堪
咸丰元年（1851）
道光二十九年（1849）
2
沈曾植 道光三十年（1850）
2
陈 虬
咸丰三年（1853）
咸丰元年（1851）
2
高觐昌
咸丰八年（1858）
咸丰六年（1856）
2
王祖畬
道光二十五年（1845） 3
江仁徵
（乡试卷）咸丰五年（1855）
（会试卷）咸丰七年（1857） 咸丰二年（1852）
3
5
曾 朴
光绪元年（1875）
同治十年（1871）
4
蒋 萼
道光二十年（1840）
道光十五年（1835）
5
史恩培 道光二十七年（1847）
5
缪荃孙
道光三十年（1850）
道光二十四年（1844）
6
需要说明的是，上表中崇实、李钟珏、唐文治、钱世铭、吴大徵、高觐昌、王祖畬、缪荃孙等八人的年谱均为自订，而其与硃卷“履历”所记官年竟有一至六年差异，足见杨守敬自订《年谱》与乡试《硃卷》“履历”相差一年并非特例。
从上表中还可以看出，年谱与硃卷“履历”所记生年相差年数尽管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硃卷“履历”所填官年都比年谱所记生年要小，而没有出现洪迈所说的“增岁”现象。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仍有增岁官年现象，但从朱彭寿只强调“应试时少填”岁数的作法，至少说明官年发展到清代时减岁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即以朱彭寿本人为例也是如此，根据相关文献记载，朱氏出生于同治八年（1869）[16]，而他参加的光绪乙未（二十一年、1895）科会试硃卷“履历”中所填的生年却是“同治十年（1871）”[17]，比他的实际生年整整少填了两岁。可见，应试时少填岁数是当时通行的官年俗例，至于少填几岁，则因人而异，并不固定，一般以一至二岁为多。
如上所论，硃卷“履历”上所填的往往是应试者虚报的一个生年，而一旦他通过科举考试最终进仕的话，这个生年也就往往成为他今后官员履历表上官年（履历表称为“现年”）的起算之年，官年的作用由此从科举延伸到职官之中。由于硃卷上的官年是虚报的生年，也就必然导致官员履历表上的官年是一个不真实的现年，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清代官员的履历表中清楚地看出来。
还以江仁徵为例，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被铨选为江西吉安府永新县知县，其上报的履历上明确写道：“臣江仁徵，浙江进士，年五十岁。”[18]五十岁是他当时的现年，从光绪三十二年上推五十年，正好是咸丰七年（1857），即他光绪十六年会试硃卷“履历”上所填的生年。而实际上1906年他已经五十五岁了。
可见，不论是科举试卷上的生年，还是官员履历表上的现年都属于官年的一种，鉴于其产生及发展的特殊背景，其中不真实的成分明显大于按编年写成的年谱。由此我们也就可以做出一个明确地结论：杨守敬在乡试《硃卷》上填报的“道光庚子年四月十五日吉时”生，正是按照官年俗例少填了一岁，从而造成了《硃卷》与《年谱》所载出生年不同的后果。
由于“官年”一直未成为封建科举、职官制度中的正式则例，加之这种虚报年龄的作法及用心也的确并不光明正大。因此，尽管起码自宋代以来，官年俗例就长期流传，但在官、私文献中却少有记载，也未见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虽然官年现象对于科举、职官制度的整体而言并无大碍，但鉴于唐宋以来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几乎走的是都这条科举进仕的道路，因而在涉及到这一时期历史人物生年、享年等问题的研究上，官年现象应该得到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