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清代桐城派作家中，戴名世不可忽视。他生活坎坷，最后命丧于文字狱中，一生充满了浓厚的悲剧色彩。戴名世虽不喜好时文，但没有放弃对科举的追求。他曾多次参加乡试和会试，在科举上最终获得了巨大成功。由于在科举上屡试不售，加之家境贫寒，因此戴名世只得授徒卖文，过着困顿而无奈的羁旅生活，备尝人生的酸楚和艰辛。从戴名世所作的一些序跋来看，尽管他对科举不得真才愤愤不平，对科举中的一些恶劣现象强烈批判，但他并没有否定科举，而是对司教者、衡文者以及应举者提出建议，寄予希望。戴名世与科举有着不解之缘，他的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人生与科举有着紧密联系。可以说，是科举贫困了戴名世，成就了戴名世，并最终毁灭了戴名世。
关键词：戴名世；序跋；科举
桐城派是清代重要的古文流派，影响清代文坛二百余年。在桐城派作家中，戴名世一生命运跌宕起伏，在清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可忽视。梁启超认为：“桐城派古文，实应推他为开山之祖。”①柳亚子认为：“戴氏与方苞齐名，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开山鼻祖，论者谓其才学实出方苞之右。”②之后，王树民③、周中明④、杨怀志⑤、王镇远⑥等先生也认为，戴名世是桐城派的“先驱者”；而魏际昌⑦、许总⑧、俞樟华、胡吉省⑨等先生将戴名世、方苞、刘大、姚鼐并称为“桐城派四祖”。戴名世勤奋好学，志向远大。他效仿汉代史学家司马迁，也有志撰修一部能“成一家之言”的《明史》。可惜戴名世未成名前屡举不中、贫困潦倒，生活坎坷；科举成名之后又很快遭人谗贼，最后命丧于文字狱中，一生充满了浓厚的悲剧色彩。戴名世虽不喜好时文，但没有放弃对科举的追求。他曾多次参加乡试和会试，终于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中举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中进士（榜眼），在科举上获得了巨大成功。若研究戴名世，就不能撇开他在科举上的心路历程。有鉴于此，本文结合戴名世的序跋作品来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一、科举途中的困顿生活
顺治十年（1653），戴名世出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门第。祖父戴宁在明代末期曾任江西等地县令，父亲戴硕以授徒为生。戴名世年少时就尝受了贫困的滋味。其《自订时文全集序》云：“余少而多病，家又贫，未尝从塾师学为时文也。”⑩当时塾师地位低下，收入微薄。戴硕做塾师时，“束之入不足以给餐飨”B11。为了给父亲减轻负担，给家庭添点收入，戴名世20岁时也开始授徒谋生。由于科举对生徒而言颇为重要，因此传授时文即举业之文是塾师的基本职责。这对于不好时文、也很少接触时文的戴名世而言，并非一件易事。既然选择授徒谋生，就得认真对待时文。没有办法，戴名世只好先下功夫学习时文，再将学习时文的经验和方法传授给生徒。其《自订时文全集序》云：“余亦谋授徒以养亲，而生徒来学，惟时文之是师，余乃学为时文……余本多忧而性疏放，尤不好时文，既以此教授，则不当以苟且之术贻误生徒。”B12寥寥数语，便道出了戴名世在时文上的无奈心情。
康熙十九年（1680），戴名世参加府试，补县诸生。后来曾多次参加乡试，但路途不顺。据戴廷杰《戴名世年谱》记载，戴名世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二十九年（1690）、康熙三十五年（1696）参加乡试，都以落第告终B13；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三十八年（1699），由于处于服丧期，未能参加乡试。为了养家糊口，戴名世除了授徒外，还得卖文。其《北行日纪序》云：“余之游四方，以卖文为生。”B14《刘退庵先生稿序》云：“余以卖文b口游于士大夫间区区一二十年。”B15可惜在当时，卖文并非易事，真文并不一定能售出。其《方百川稿序》云：“余亦卖文燕市，未有过而问其值者。”B16加上当时文风败坏，很多人不愿意学习真文，“里巷穷贱无聊之士，皆学为应酬之文，以游诸公贵人之门”B17。尽管戴名世的名气不小，他在远游时，“所至必有主人延掌书记，或遣子弟受学”，但这些主人在给付薪酬时，往往斤斤计较，因此自己所得薪酬，“大抵皆出于耳食计日蛄薅已，未有行度外之事，以给余养亲隐居读书之费者”B18。戴名世在《南山集》中屡屡声称隐居著述，由于授徒卖文所得薪酬在养家糊口上捉襟见肘，因此很难为他后来的隐居著述赢得重要筹码。
明清时期，科举命中率低，竞争激烈，而乡试竞争尤为激烈，素有“金进士、银举人”之说。明清时期的读书人参加科举，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脱颖而出并非易事。在明清时期的乡试和会试中，屡屡受挫者司空见惯，场场告捷者凤毛麟角。不过，很多落第者不愿意抛弃读书应举这一旧业而转向他途。不少落第者家境贫寒；落第后，他们还要寻求谋生之道，由此深陷于困苦之中。戴名世《种杉说序》云：“余惟读书之士，至今日而治生之道绝矣。田则尽归于富人，无可耕也。牵车服贾则无其资，且有亏折之患。至于据皋比为童子师，则师道在今日贱甚，而束之入仍不足以供俯仰。”B19既不能务农，又不能经商，授徒谋生又难以养家糊口，这种窘境实在令人悲哀！在中国古代，很多仁人志士感叹过贫困的悲哀。如子路叹曰：“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B20陶渊明叹曰：“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B21戴名世在《北行日纪序》中对先贤子路、陶渊明的叹贫言辞得到了深刻体会：“以余之狷隘忧愤满怀而仆仆于朝市之间，所往而辄踬，固早自知之。然而不能不为此者。诵子路之言与渊明之诗，其亦可泫然而流涕已矣。”B22明知“所往而辄踬”，可还是“不能不为此者”，可见谋生之艰难、心情之忧伤！由于长年累月客游四方，内心经常被谋生问题所困扰，因此戴名世意识到，在著述上难以建树。其《困学集自序》云：“况余才质鲁钝顽然，无所得于心。就令专精思虑，无他间杂，犹无以望其成；而加以辛苦拂乱神志荒惑，又奔走求食，时人既不皆信，余徒教授童子章句，日不暇给。如此，岂复能有所成就哉？”B23《自订时文全集序》云：“余自年二十以来，于时文一事耗精敝神。虽颇为世所称许，而曾无得于己，亦无用于世。回首曩昔之志，辗转未遂，必有高人逸士相与窃笑于穷岩断壑之中者矣。”B24上述言辞既流露出戴名世被贫困生活所折磨的忧伤心情，又显示出戴名世对昔日志向付诸东流的有力嘲讽。
戴名世曾将多年谋生所得的一些钱财存于友人赵良冶处。赵良冶后来替他在家乡南山冈购地五十亩，并置建宅室，名为“砚庄”。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已五十岁的戴名世从江宁回到家乡，准备摆脱羁旅之苦，过上安稳的生活。可惜的是，“家众凡十余人，皆游手惰窳，不谙种植。岁收菽稻，仅足供税粮及家人所食，而余遂不能常居砚庄。”B25由于家人好逸恶劳，因此戴名世又不能久居砚庄，还得继续客游四方，赚钱谋生。
二、对科举不得真才予以批判
戴名世客游过不少地方，也结交了不少友人。同戴名世一样，一些才华出众的友人也屡屡失意于科举。如戴名世《汪武曹稿序》中所说的汪武曹“所自为之文，要自横绝一世”，但“抑郁不得志，第以举业教授生徒”B26；《徐贻孙遗稿序》中所说的刘言洁、汪献其“文章学问皆卓卓过人，而赍志以没”，而徐贻孙“死不以正命，尤可悲而叹也”B27；《梅文常稿序》中所说的梅文常、沈元、王次云以及刘氏诸子等人，“久为有司之所斥弗收”B28。世俗之论往往以为：科举中第者，其文必工；科举落第者，其文必拙。不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戴名世《李潮进稿序》云：“其得之者，未必其文之皆工也；其不得者，亦未必其文之果不工也。而特君子之所以为之者，必不肯卤莽灭裂以从事，而得失之数不以介于心。”B29他认为，在科举中，高文不一定能得到衡文者的欣赏，只不过君子会看淡得失。后生赵传舟盛赞戴名世的文章，以为必传于后世。不过，赵传舟在乡试上获得成功，而戴名世在乡试上屡试不售。赵传舟的叔父赵骖期是戴名世交往多年的友人，其文深得戴名世的欣赏，不过，赵骖期久困于会试。戴名世在《赵传舟制义序》中感叹道：“文愈高则知者愈少，岂不然乎？”B30桐城派另一位重要作家刘大也曾感叹道：“信乎高远杰出之文，非世俗之所能知，古今同然乎？”B31刘大所言与戴名世所语相似，都对文高而知音少这一不合理的现象进行了批判。刘大应乡试数次，仅在雍正七年（1729）、雍正十年（1732）两次中副榜。科举上的长期压抑也使刘大发出诸如此类的愤慨之辞。
戴名世目睹了不少才华出众者屡败于科场，而一些浅陋之人反而得意于科场。于是，萌发了一种对科举公平性进行质疑的思想。他认为，衡文者的有眼无珠，导致科考中经常出现是非不分、贵贱不别的现象。其《储礼执制义序》云：“贵者贱之，贱者贵之，而所举之士，其中遂多有为世所嗤笑鄙夷而不足齿者。”B32戴名世在序跋中屡屡采取类比的方法来阐述这种思想，使得论述效果具有很强的形象性。如《徐文虎稿序》以燕人不爱闽南荔枝这一美味和衡文者由于偏好不识高文作类比分析：“闽之南有荔枝者，丹囊绛膜有‘皱玉星球’之称。剖而食之，其甘芬浸齿。举山海之珍，皆莫之能敌也。燕人贾于闽，闽人饷之以荔枝。燕人食之，唇敝舌裂，咯咯然吐之于地，瞠目熟视而叹曰：‘呜呼！是安能及吾乡之枣栗乎？’……文虎之文乃闽之荔枝也，不幸而遇燕人之唾弃。”B33在科举时代，很多应举者将中第希望寄托在衡文者身上，“惟愿朱衣一点头”，从而改变自身命运。与众多应举者不同，戴名世不仅没有盲目地尊崇衡文者，反而把科举不得真才的原因归结到一些是非不分、贵贱不别的衡文者身上。从其批判言辞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存在的缺陷。
八股文是清代科考主要文体。八股文题目源自四书五经，写作八股文需要研读四书五经。就学理的角度而言，八股文写作与学识培养有着紧密联系。可惜在利禄的驱动下，很多应举者不愿意在研读四书五经上花费很多时间，他们往往寻求捷径、追求速效，诵读八股成文而忽视学识培养，出现了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戴名世《四家诗义合刻序》云：“士当大比之年，辄取其所治之经，删而阅之。择其可以命题者为雷同腐烂之文，彼此抄袭，以为不如是，不足以入格。”B34为了便于指导考生写作八股文，明清社会出现了一些讲解经书的作品，名为“讲章”。讲章与训诂有别：训诂是为了探求经书原意，对经书的解释重视求真；讲章是为了便于考生应举，对经书的解释往往失真。姚鼐宣称自己年少时，就“不喜观世俗讲章，且禁学徒取阅”B35。戴名世《春秋正业序》（代作）云：“举业家有所谓讲章者，曰：‘吾非有背于宋儒也，吾以阐明宋儒之绪言云尔。’是犹以日月为借光于爝火而挹潢污之水注之于江河，而曰：‘吾以壮其澜也。’亦惑之甚矣。然其说则曰：‘经之旨浩博，士不能遍观而尽识焉，为之汰其繁而标举其大略，期利于场屋而已。’于是场屋命题之所不及者，士或终身而未尝举其辞，而苟且之见、谬悠之说、穿凿破碎之论深入于肺腑而不可救药，名为便举业，而于是乎举业亦亡，不但亡经而已也。呜呼！亡举业可也，亡经不可也。”B36戴名世从尊经的角度，对以学习讲章为能事而不顾经义的现象进行了强烈批判，其中“亡举业可也，亡经不可也”一语直接点出，科举固然重要，但学术比科举更重要。戴名世的古文做得好，然而他的终极关怀在于学术。他想撰修一部可以传世的《明史》――“留心先朝文献十余年，网罗散轶，次第略备，将欲成一家之言”B37，并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
朝廷通过科举选拔人才，应举者借助科举实现理想。应举者中第为官后，应造福于百姓，这就需要掌握与民生有关的实用之学。不过，在利禄的驱动下，很多应举者沉湎于时文，而对时文外的实用之学等各门知识置若罔闻。戴名世《己卯墨卷序》云：“举业而外，如古文辞；又由古文辞而上之，至于礼乐、制度、农桑、学校、明刑、讲武之属，凡圣人之大经大法而怅怅焉一无所知。”B38戴名世曾劝诫友人重视实用之学。其《吴七云制义序》云：“予向与贻孙言，欲天下之平，必自废举业之文，始因劝之从事于性命与用世之书。”B39此处戴名世所言“欲天下之平，必自废举业之文”，与明代张岱所语“八股一日不废，则天下一日犹不得太平也”B40如出一辙，均道出了时文对社会产生的恶劣影响。很多应举者视时文为猎取富贵的敲门砖；一旦将富贵大门敲开，便将这一砖块抛弃。戴名世《宋嵩南制义序》云：“夫得鱼者，忘筌；得兔者，忘蹄。时文者，科第之筌蹄也。收鱼兔之利而遂置筌蹄不顾者，岂少哉？”B41可见，在科举上利禄熏心者不乏其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B42谋利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现象，各行各业都有谋利。戴名世在《书货殖传后》中论及百姓谋利时便指出：“俗之渐民久矣，岂不诚然乎哉？”B43不过，士业谋利与其他行业谋利不同。士业谋利若蔚然成风，结果不堪设想：就微观而言，是将士子引入歧途；就宏观而言，是有损国家根基。戴名世进而指出，明代灭亡就与科举谋利有关。其《三山存业序》云：“卒亡明者，进士也。自其为诸生，于天人、性命、礼乐、制度、经史、百家茫焉不知为何事，及其成进士为达官，座主、门生、同年、故旧纠合蟠结相倚为声势，以蠹国家而取富贵。”B44戴名世既对明代科举不得真才而最终导致朝代灭亡的惨痛事实深表惋惜，又对明末那些唯利是图而不学无术的进士给予批判。
三、对科举考试提出建议和希望
尽管戴名世对科举不得真才愤愤不平，对科举中的一些恶劣现象强烈批判，但他没有否定科举。毕竟，科举是朝廷选择人才的重要考试，也是寒门之士实现理想的重要通道。科举还是有着存在的必要。戴名世希望，科举要能真正发挥选拔人才的功能，将真人才选拔出来。
师之所教，生之所率。很多应举者寻求捷径而忽视学识培养这种现象的形成，多与庸师的不当指导有关。安徽学政汪廷珍曾指出：“为之师者本从此途而来，舍此无以为教耳。”B45要改变这种现象，须从司教者身上着手。戴名世《课业初编序》云：“苟司教者之不得人，因循怠废溺于世俗腐烂雷同之习，则士无以发其、开其Z，愈益汩没败坏，而文章之事遂至于举一郡一邑而失其传。”B46司教者的教育观端正了，科考之风才能净化。科考试卷由衡文者审阅，衡文者的评判直接关系到应举者的命运。应举者精心备考固然重要，衡文者得当评判也很重要。戴名世《壬午墨卷序》云：“主司所恃以衡文者，其道有二：曰公，曰明。斯二者，不可一之有缺者也。公者，是是非非无所或偏也；明者，是是非非无所或淆也。”B47他在《浙江试牍序》（代作）中进一步指出：“明之为道更难于公，不明之为祸更烈于不公。”B48针对有些人提出的“其得之者，命也；其失之者，亦命也”的观点，戴名世不以为然。他认为，不要将科考的得失与命运的好歹联系起来，衡文者就应得当评判，让佳卷中第而让劣卷落第。戴名世提出的建议从理论上说是合理的。不过，与客观题的评判不同，文章的评判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文章的好坏有时并不容易辨别。戴名世好友方苞就认为，文章的评判有时会有失误。方苞表弟鲍季昭的时文得到很多人的欣赏，不过方苞开始并没有感到其文精妙；阅读数遍后，才认为“其文亦亲切有味”。因此，方苞告诫道：“夫以亲戚亢弥文，再三审视，犹几失之。世之司文章之柄者，未必有过人之明，而一不当意，遂弃如遗迹，他人善之，转生u妒，何其用心之不恕也？”B49为了降低主观性，当今高考作文阅卷时，同一篇作文往往安排几位老师来评判，求取平均值。如果有评分悬殊过大的作文，还会提交到小组作进一步的讨论，最终给出一个合理的评判。
除了对司教者和衡文者提出建议外，戴名世还对应举者寄予希望。他认为，应举者不要把得失看得很重，更不要把科举与功名紧密地联系起来。其《狄向涛稿序》云：“以从事于场屋之文为读书，以科第富贵为功名，是故世之无功名者，由世之无读书者也。当此之时，苟有卓然自立于其间者，必去其富贵科第之见而后可与论功名也，必罢去场屋之文而后可与语读书也。”B50《蔡瞻岷文集序》云：“时文之外有学，而时文非学也；制科之外有功名，而制科非功名也。世俗之人第从事于时文，以期得当于制科。久之，果得当焉，则众相与贤之，以为是人也读书，于是乎为有成矣。殊不知，其人虽登高科、跻仕而不可谓读书之有成也。”B51戴名世认为，科举中第者得到的是富贵而不是功名，功名应属于读书有成者（这种人可能中第，也可能落第），而不属于利禄熏心的中第者。将功名与科举剥离出来，而将读书有成作为判定人才的重要标准，此举打破了历来以科举得失、为官大小来定人才等级这一陈见，有利于思想的解放，也有利于人才的发展。通览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历朝很多状元往往不为后人所知，而为后人所知的一些著名人物不一定获得很高或较高的科名。
戴名世没有否定科举，对科举没有绝望。他在《马宛来稿序》中指出，尽管“（衡文者）往往去其良金而惟锡与铜与铁之是收，且俨然名之曰‘是良金也’”，但是“吾未见夫良金者之终委弃于泥涂也，彼夫锡与铜与铁之得意以去而为良工者之所窃笑久矣”B52。他认为，真才实学者，即使一时失意于科场，也终究会遇到“伯乐”；而浅学之士，即使侥幸获得科第，也只会令人耻笑。戴名世通过阅读各地乡试中的一些时文后发现，虽然这些时文良莠不齐，但毕竟还有一些佳作。其《己卯墨卷序》云：“己卯秋，当乡举之期，凡得当于场屋之文，余皆次第观览。而江南浙江则主司亲授余以全卷，山东、江西亦有全卷流布；至于顺天以及他省所见，或三之一，或五之一，最少或十之一。余就所见排缵为一书，凡得文三百二十篇，其中岂无有志君子见理也明、择言也精而不可苟焉以同于众人者？”B53针对应举者追逐时风这一现象，戴名世不予苟同。他认为，不追逐时风者并非一定失意于科举。其《李潮进稿序》云：“李君潮进所为制举之文，不肯苟且雷同，其法无不具，而要皆以古文之旨为之者。使卤莽灭裂者见之，必将举而弃之，以为非时文之法度，而岂知李君正不屑为时文之法度者乎？李君既举于乡，遂复举于礼部。”B54从李潮进应举时不趋时风，重视以古文为时文，并在乡试、会试中频频胜出的事例中可知，以古文为时文对应举有益无害。桐城派作家的整体科考结果喜人，取得进士和举人的作家较多。在徐雁平整理的执教书院的79位桐城派重要作家的资料中，进士33位，举人21位B55。可以说，这些科考成功的作家大多在以古文为时文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就此而言，以古文为时文既有助于增强桐城派作家的应举能力，也有助于促进桐城派古文的发展。
四、申论
戴名世与科举有着不解之缘，他的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人生与科举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说，是科举贫困了戴名世，成就了戴名世，并最终毁灭了戴名世。下面具体谈谈这些认识。
第一，科举贫困了戴名世。说“科举贫困了戴名世”，这是就应举屡屡失利对戴名世生活所带来的影响而言。众所周知，在科举时代，读书人大多看重科举。在人生的四大喜事中，“金榜题名时”就名列其中。科举得意者，易于得到社会的认可；科举失败者，即使才高八斗，有时也难招惊鸿一瞥。科举像幽灵一样纠缠过历代很多读书人，尤其是死死纠缠那些屡战屡败者，令他们求之不得而又欲罢不能，深深陷入两难的境地。同农民耕地、工人铸器一样，举业也是读书人谋生的重要手段。对于家境富裕者而言，应举屡屡失利对生活没有很大影响；但对于家境贫穷者而言，应举屡屡失利就会举步维艰。清代学者戴震四十岁时才中举人。他在中举人前，“家中乏食，与面铺相约，日取面为饔飧。”B56桐城派其他一些在科举上屡屡失利的作家也是如此。如姚鼐的一位得意弟子方东树，应乡试十次均告失败，道光八年（1828）以后不再应举。由于长期失意于科举，方东树只得客游四方授徒为生。他在《书妻孙氏生志后》中指出：“余久客于外，不能裕所入，而室不毁者，妻之力也。”B57方东树晚年还主讲于祁门东山书院，最后客死他乡。姚鼐的另一位得意弟子刘开，科举也不顺。为了生计，也不得不客游四方。他在临终前不久，还赴亳州修志贴补家用。刘开在《复陈编修书》中对自己的怀才不遇以及穷蹇辛酸的生活发出了喟叹：“不幸制举之学败之于其中，时俗之累扰之于其外，而又身遭困厄，凡人世所称险阻艰难者无不备历。”B58这种遭遇，在中国古代不得志而又贫穷的读书人身上具有普遍性。戴名世生活的环境也很重视科举。方苞《南山集序》云：“自科举之法行，年二十而不得与于诸生之列，则里正得而役之，乡里之吏鞭笞行焉。”B59在当时，年轻的读书人如果不专心于科举，简直就是“另类”。尽管戴名世参加科举的目的并非希冀大富大贵，但科举成功可以解决衣食之忧，又有助于实现著述宏愿。由于科举屡屡失利，因此戴名世只得授徒卖文，过着困顿而无奈的羁旅生活，远大的理想也由此化为泡影。
第二，科举成就了戴名世。说“科举成就了戴名世”，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其一，戴名世多次应举但屡试不售，理想远大但难以实现，长期处在社会底层，生活于困苦之中，对世态炎凉和社会丑相感触良深；于是发而为文，写出了不少鞭挞时风、愤世嫉俗的文章。唐代韩愈认为，“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B60；宋代欧阳修也认为，“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B61。由于道路坎坷，胸中有诸多的不平和郁结，因此戴名世借助作文以浇胸中块垒，从而成就了他在文学上的一番事业。有鉴于此，后来一些学者在评价桐城派古文时，都积极为戴名世争得重要的一席之地。其二，戴名世虽然屡试不售，但在科举上最终获得了巨大成功。对于众多应举者而言，戴名世是属于“大器晚成”者。布衣出身的戴名世在科举的天梯上一步一步艰难地攀登，并最终到达光辉的顶点，成为康熙四十八年（1709）会试中的会元、殿试中的榜眼。这一殊荣的获得，既是对他时文成就的充分肯定，也是对科举公平性的充分肯定。不怕不被别人发现，就怕自己没有才能。在科举的征途上，只要是“千里马”，还是很有可能被“伯乐”所发现。戴名世《马宛来稿序》云：“吾未见夫良金者之终委弃于泥涂也”B62。这本是勉励同道的一句言辞，而这句言辞在他后来的科举生涯中终于得到有力的印证。
第三，科举毁灭了戴名世。说“科举毁灭了戴名世”，这是就戴名世最后命丧于文字狱而言。戴名世中榜眼后的第二年，即康熙五十年（1711），左都御史赵申乔――其子赵熊诏是戴名世的同科状元，在读了戴名世之前所写《南山集》中的一些文章后，感到他“恃才放荡”“肆口游谈”，于是向朝廷进行了告发B63。刑部在审理这起案件的过程中，将罪名变得越来越大，最后指证戴名世大逆不道。由于戴名世在科举上功成名就，这才引起了赵申乔的注意，并进行了告发（徐文博、石钟扬《戴名世论稿》B64以及霍省瑞《戴名世研究回顾与展望》B65等论著，对赵申乔告发戴名世的原因进行过详细梳理）。尽管戴名世愤世嫉俗，甚至有时也间接流露出民族主义的思想，如上文探讨的，他对明代科举不得真才而最终导致朝代灭亡的惨痛事实深表惋惜便隐含有民族主义的思想，但他本人应没有反抗清廷的意图。梁启超论及这一问题时便指出：“集中并无何等奇异激烈语，看起来南山不过一位普通文士，本绝无反抗清廷之意。”B66与明末清初一些反抗清廷的遗民不同，清代后来的一些知识分子没有亲身经历过那番刻骨铭心的亡国之痛。尽管他们对明代灭亡也有过忧伤，但随着清代政权的逐渐巩固，社会生活的日益太平，他们对清廷往往采取顺从与合作的态度。戴名世多次参加乡试和会试，便足够说明他拥有这种态度（明清鼎革时期一些有着民族气节的遗民，是拒不仕清的；戴名世的曾祖父戴孟庵在明代灭亡后，就削发为僧）。然而不幸的是，戴名世处于朝廷大兴文字狱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只不过是这个特殊时期的牺牲品。戴名世的死固然与他孤傲愤嫉这一秉性有关，与他在科举上获得巨大成功也应该有所关联。如果戴名世后来不应举，而是同先秦庄子所说的那样――“曳尾于涂中”B67，那么他之前所写的一些“恃才放荡”“肆口游谈”的文章不会引起赵申乔的注意，保全性命就不是一件难事。虽然戴名世“时时著文以自抒湮郁，气逸发不可控御。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B68但是在中榜眼之前，并没有哪位忌恨者要了他的性命。戴名世好友方苞后来在《送左未生南归序》中写道：“余每戒潜虚（笔者按：戴名世触忌被杀后，人讳言其姓名，而以‘宋潜虚’称之，此处‘潜虚’便指戴名世）：当戒声利，与未生归老浮山，而潜虚不能用，余甚恨之。”B69方苞谙熟戴名世的秉性，他深刻地认识到，如果孤傲愤嫉的戴名世安心过上隐居的生活，后来就不会有杀身之祸，更不会殃及很多无辜者。
注释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6页。
②戴廷杰：《戴名世年谱》，中华书局，2004年，第1144页。
③戴名世：《戴名世集》前言，中华书局，1986年，第5页。
④周中明：《桐城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8页。
⑤杨怀志：《桐城文派概论》，安徽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25页。
⑥王镇远：《桐城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页。
⑦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序目，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页。
⑧许总：《论戴名世及其在桐城派中的地位》，《江淮论坛》1984年第2期。
⑨俞樟华、胡吉省：《桐城派编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3页。
⑩戴名世：《南山文集》卷3，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27页。
B11戴名世：《南山文集》卷3，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27页。
B12戴名世：《南山文集》卷3，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27―29页。
B13戴廷杰：《戴名世年谱》，中华书局，2004年，第115、149、204、342页。
B14戴名世：《南山文集》卷2，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32页。
B15戴名世：《南山文集》卷3，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33页。
B16戴名世：《南山文集》卷3，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4页。
B17戴名世：《南山文集》卷2，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32页。
B18戴名世：《南山文集》卷2，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33页。
B19戴名世：《南山文集》补遗下，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1页。
B20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1310页。
B21陶渊明：《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48页。
B22戴名世：《南山文集》卷2，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30页。
B23戴名世：《南山文集》卷2，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35页。 B24戴名世：《南山文集》卷3，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28―30页。
B25戴名世：《南山文集》卷11，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30页。
B26戴名世：《南山文集》卷3，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9―10页。
B27戴名世：《南山文集》卷3，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11页。
B28戴名世：《南山文集》卷3，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40页。
B29戴名世：《南山文集》卷3，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16页。
B30戴名世：《南山文集》卷3，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26页。
B31刘大：《刘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4页。
B32戴名世：《南山文集》卷3，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31―32页。
B33戴名世：《南山文集》卷3，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8―9页。
B34戴名世：《南山文集》卷3，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48页。
B35姚鼐：《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8页。
B36戴名世：《南山文集》卷4，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8页。
B37戴名世：《南山文集》尤序，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1页。
B38戴名世：《南山文集》补遗下，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14页。
B39戴名世：《南山文集》卷3，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20页。
B40张岱：《石匮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2002年，第420页。
B41戴名世：《南山文集》卷3，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25页。
B4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256页。
B43戴名世：《南山文集》卷4，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38页。
B44戴名世：《南山文集》卷4，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21页。
B45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88页。
B46戴名世：《南山文集》卷4，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32页。
B47戴名世：《南山文集》补遗下，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16页。
B48戴名世：《南山文集》补遗下，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6―7页。
B49方苞：《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10―811页。
B50戴名世：《南山文集》卷3，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7页。
B51戴名世：《南山文集》卷3，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45页。
B52戴名世：《南山文集》卷3，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44页。
B53戴名世：《南山文集》补遗下，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15―16页。
B54戴名世：《南山文集》卷3，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16页。
B55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68―74页。
B56戴震著，杨应芹、诸伟奇主编：《戴震全书》第7册，黄山书社，2010年，第142页。
B57方东树：《考集文录》卷11，光绪二十年刻本，第28页。
B58刘开：《刘孟涂文集》卷3，道光六年刻本，第3页。
B59戴名世：《南山文集》方序，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1页。
B60韩愈：《韩愈集》，岳麓书社，2000年，第255页。
B61欧阳修：《欧阳修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59页。
B62戴名世：《南山文集》卷3，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44页。
B63戴名世：《戴名世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483页。
B64徐文博、石钟扬：《戴名世论稿》，黄山书社，1985年，第32―48页。
B65霍省瑞：《戴名世研究回顾与展望》，《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B6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6页。
B67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4年，第604页。
B68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年，第13370页。
B69方苞：《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