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宋代;文集序跋;文以序传;影响
摘要： 宋代重视文人文集之编纂与整理，雕版印刷的发展又使文集传播更为方便通畅。这样的文化环境与条件促成宋人文集序跋意识的自觉，文以序传得到集体认同。文集序跋在这一时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不仅数量庞大，精品多见，而且出现了刊刻序跋、读后感式序跋等新形式的文集序跋，甚至在文人间还出现了序跋对话的独特文化现象。
Anthologies Relying on Prefaces：Consciousness Of Song Dynasty's Anthology Prefaces and Influence
MEI Hua （College of Liberal Arts，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0， China）
Key words： Song Dynasty; anthology prefaces; anthologies relying on prefaces; influence
Abstract： In the Song Dynasty， peopl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literary anthology of collection and codification. Anthologies' spread was convenient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block printing. These cultural conditions facilitated consciousness of anthology preface， thus resulting in collective identity of anthologies relying on prefaces. Anthology prefaces developed very fast not only in multitude but masterpieces. The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style， such as publication of th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reading notes as prefaces， but also made a new form of their mutual dialogue.
一、宋代文集序跋意识自觉的产生及其表现
文集序跋之出现与发展，必以文集之存在为前提和基础。先秦时期，世人尚未有著书立说以传后世的观念与意识，私人著述并不多见，故以文集为依托之文集序跋自然不可能出现。到魏晋时期，逐渐摆脱经学束缚的文学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地位不断提高，并最终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专门领域，许多文人雅士专务文学创作，从而带来了魏晋文学的大发展。同时，东汉以后，世人也有了编纂文集的自觉意识，这样文集序在魏晋时期得以迅速成长。隋唐时期是文集序的成熟期，尤其是到了中唐以后，文人撰序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文化现象，不过这一时期的文集序大多是在文集作者作古之后，由其后嗣子孙自序或请他人代序而成。迨至两宋，时人创作的文集序跋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种类繁多，既有一般的诗文集、词集序跋，还出现了奏议集、谏稿集、尺牍集、制诰集等新型文集序跋。有宋一代，文人们通过为本人文集自序自跋、请他人给自己文集代为序跋或受请托而为他人文集作序题跋，使得文集序跋这一文化现象不断得以强化，最终逐渐形成一种翕然从之的时代氛围。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和出现正是宋人文集序跋意识自觉的表现。
文集序跋之所以至有宋而空前繁荣，并就此一文体出现意识自觉现象，乃至出现了文以序传的集体认同，盖因两宋时期的文人对文集序跋的功能与意义有了清晰而明确的认识。南宋时期吕午在《义师求寄闲诗集序》一文中载述义师向其解释求序的动机时曰：“昔参寥未有闻，以‘藕花无数满汀洲’之句见赏于坡仙，遂以能诗称诸公。闻钱塘勤聪诗，亦皆得坡叙（序）以传。窃愿附此义。”[1]315册，71义师正是看到了参寥与勤聪两人诗集因为苏轼作序而得流传，才就自己的诗集要坚持向吕午求序。同为南宋时期的释道璨，在为其好友莹玉涧诗集作序时道：“予常谓惟俨诗不传于后世，而托名于欧阳一序;参寥诗可传者十数解，藉东坡一语而盛行。”[1] 349册，301在此，释道璨也强调了序文的重要性，乃至对于诗文集之流传关系甚大。
到了两宋时期，人们对于文集序跋的价值、功能及意义与前人相比，在认识上出现了根本变化。两宋以前，文人文集多是在作者去世之后由其故人或子孙整理结就，其序跋则由整理者自己或请人所作，文人生前请他人为其文集作序题跋的情况在宋代以前并不多见。据笔者管见，庾信请宇文为其文集撰序应是此一做法的滥觞。宇文《庾信集序》结语云：“凡所著述，合二十卷，分成两帙，付之后尔。余与子山，风期款密，情约缟，契比金兰，欲余制序，聊命翰札，幸无愧色。”[2]到初、盛唐时期，这种情况依然不多，直到中、晚唐以后，情况才有所变化。
根据笔者对唐代现存文献的查考，唐代文集作者生前请人撰序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文集作者生前亲自委托;另一种是文集作者临终以遗嘱相托付。笔者通过勾稽相关文献可知，有唐一代共有五篇文集序属于第一种情况，即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于E《释皎然杼山集序》、元稹《白氏长庆集序》、郑亚《太尉卫公会昌一品制集序》。另一类文集序尽管是受托者为他人之遗文所作，但也属于文集作者在生前所托付。元宗简在其弥留之际曾委托白居易为其文集撰序，刘禹锡也曾为柳宗元之文集作序，该两者大抵属于此类情形。由此可见，在宋代以前，文集作者生前请序于他人虽然已经出现，但并不普遍。 到了宋代，文集作者生前请人撰序题跋的做法逐渐流行起来。宋人多有一官一集、或一时一集的情况，每当一部文集结就，多会自序或请人撰序，甚至一部文集会请多人为其撰序。如北宋许大方在海陵为官期间整理自己的文章，结集为《海陵集》，曾先后请张耒和晁补之为其撰序。南宋刘才邵的《c溪居士集》，先请周必大作有《c溪集序》，后又请杨万里撰写《c溪集后序》。文集作者愿意请人写序题跋或谓如今多是托人写序，不见请人题跋，但在宋代确实存在请人题跋的情况，如周行己《晁元升集序》：“将与元升别，求元升近文。元升出此编，因使予跋，遂以此书。”杨椿《跋孝感诗集》：“士大夫纪其实而侈其事者，致盈编焉。其子嘉谋献可录示，且请为跋。”，而受托者也以此为荣，多愿意接受此种请托，甚至有人主动提出要为他人文集作序，如司马光曾在《吕献可章奏集序》中云：“今既没，其子由庚等搜求章奏遗稿，得二百余篇。光请而序之，俾后之人察其言，足以知献可之心”[1]56册，108。宋人对于文集序跋之认真与热情，由此可见一斑。
综上可知，在宋代文人中已产生了明确的文集序跋意识，人们认为一部文集若无序跋将无以传于后世，故一部文集结就之日，也即作序题跋之时，无论是自序还是他序都是郑重严肃，必不可少之事，此即为文集序跋意识之自觉。
宋代文集序跋意识的自觉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宋人对文集序跋之功能与意义进行了认真的辨析与探讨。有人认为序不必作，如姚勉在《秋崖毛应父诗序》中曰：
剑江毛应父以诗集来教予，求序之。予曰：诗不以序传也。三百五篇皆有序，朱夫子犹使人舍序而求诗，序不足据也，姑舍是。后世诗亦尔。杜子美、李太白、白乐天、唐诗人之冠冕者，各以其诗传，不以元微之、李阳冰序传也。东坡之诗，无敢序，山谷之诗，无敢序，近时诚斋之诗，无敢序，信乎诗不以序传，而以诗传也。[1]315册，449
有人认为“文以序传”，如黄廓《溪诗话跋》云：
经过广泛地争论，更多的人认同了后者，即相信“文以序传”。甚至有人认为，文集作者死后由他人来为其文集撰序与为其人作行状、写墓志铭一样重要。欧阳修《仲氏文集序》曰：
君之既殁，富春孙莘老状其行以告于史，临川王介甫铭之石以藏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于世。然则君之不苟屈于一时，而有待于后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邪！[3]
同样，晁补之在《书邢敦夫遗稿》中曰：
由此可知，北宋诗人邢居实在其弥留之际曾委托黄庭坚为其写行状，孙觉为其作墓志铭，晁补之为其文集作序。在两宋时期对一般士人来说，身后文集有人撰序题跋与由他人为其作行状、写墓志铭一样，不可或缺。
其二，宋代出现了文以序传的集体认同。宋人认为文集在进入正式流通之前，或每次刊刻出版之前，必得有人为其撰序或题跋，方可取信于世人，从而使序跋在文集传播中的价值与意义得以突显。刘挚之子刘路在函托刘安世为其父文集撰序时曰：“先人平生为文，方弃诸孤，仅存一箧，类次之，已成编集，念当有序引以信于后”[1]118册，175。刘路在此明确提出文集“当有序引以信于后”，说明时人对于序跋在文集传播中的价值已经有了充分认识。
既然文以序传得到普遍认可，那么通过何种方式方能使欲“取信于后”之序跋取得预期的效果呢？名人大家在社会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大多“一言九鼎”，因此如能由当世之名人大家出面作序，自可“取信于后”， 这也是大家名人之序跋较为常见的重要原因。黄廓《溪诗话跋》云：
两宋三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文学文化繁荣的时期，也是文学传播新方式和新媒介风行于世的时期。“文章行世与否，固然离不开其本身的内容含量与艺术价值，但如果没有有效的传播媒介给予传播，再好的作品也只会藏在深闺人不识，而序跋就是一种甚富功效的传播媒介”[4]，宋人正是认识到序跋的这一价值，才产生了文以序传的集体认同。
二、宋代文集序跋意识自觉之历史条件
文集序跋意识之自觉何以出现在有宋一代，透过纷繁的表象可知，此文化现象之产生于宋代，可谓良有以也。文集序跋的产生必须以文集的存在为前提，因此文集的整理与编纂就成为文集序跋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文集雕印出版时，为扩大文集之流通与传播也会请人或自行撰写刊刻序跋。可见，相当数量的文集编纂和刊印是产生文集序跋意识自觉必不可少的前提，而两宋时期大规模的文集整理与刊刻正好提供了相应的时代条件。
（一）由政府推动的图书整理与文集编纂工作
在两宋时期，国家不仅通过内府进行系统的图书整理，还曾多次诏令地方搜求天下遗书。整个北宋时期对文献的整理从未间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宋史・艺文志》总结云：
尝历考之，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两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钦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九卷。三朝所录，则两朝不复登载，而录其所未有者。四朝于两朝亦然。最其当时之目，为部六千七百有五，为卷七万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5]15册，5033 可见，经过七朝的努力，到北宋后期馆阁藏书量已达到七万余卷，远远超过唐代《开元四部录》所载图书。但惨烈的靖康之变使北宋官私藏书均遭遇严重损失，故南宋建立不久高宗就开始下诏搜求天下书籍，恢复国家的藏书。经过孝宗、宁宗等朝的努力，国家藏书量基本得到了恢复。
在宋代进行的数次图书整理工作中，政府对文人文集亦给予相当之关注，如宋徽宗曾命王安石的门人薛昂整理王安石的文集：“重和元年六月壬申，门下侍郎薛昂奏：承诏编集王安石遗文，乞更不置局，止就臣府编集，差检阅文字官三员。从之。”[6]许光凝在《华阳集序》中提到大观二年（1108）徽宗下诏对王文集进行整理：“大观二年正月甲寅，有诏故相岐国王公之家，以《文集》来上。”[1]138册，84在国家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工作中，对前代及当代文人文集进行的搜集整理，对文人文集的保存是极为有益的。
在两宋时期，各地方官不仅是当地文化建设的推动者与参与者，同时也是一地文化的传播者，他们在宦游各地时，常常将其所熟知的文化从一地带到另一地。因此，宋代各级地方官在文人文集的保存、刊刻、传播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亦不容忽视。
（二）民间自发进行的文集整理工作
余靖在此提到，宋贯之曾编纂自己的文稿为四编，均为一官一集，并且每结集之后都会请人为之作序，可见宋贯之对自己文集之重视。
此外，两宋文人还会对某个时间段内的作品予以整理，编纂成集，即一时一集。如郑刚中在其《北山集叙》中详细地介绍了自己按时间先后编纂文集的情况：
（三）宋代文集刊刻的繁荣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主要靠抄录传播。这种传播方式既影响书籍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同时也影响书籍内容的准确性。隋唐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及广泛应用，书籍的传播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
宋代是中国雕版印刷术的辉煌时期，其雕印书籍范围之广泛、雕印技术之精湛，是隋唐乃至两宋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法与之匹敌的。雕版印刷术的大量运用，带动了宋代刻书业的发达。宋代形成了官刻、家刻、坊刻三大刻书模式相鼎立的格局，此三种刻书模式之间相互补充，各有侧重。宋代刻书业繁荣发展，规模宏大，形成了以杭州、福建、四川为中心的三大刻书区域。宋代刻书业之三大中心区域各有所重，最终形成各有特色，相得益彰的格局。两宋时期多样的刻书模式、广阔的刻书区域以及精良的刻书队伍共同促使了宋代刻书业的发达[7]。宋代刻书业的繁荣自然为文人文集之刊印提供了便利条件。
北宋时期，由于严峻的国防形势，出于保密之需要，朝廷一度对当朝文人文集之刊印管控较严。到了南宋时期，因与金国长期处于南北对峙局面，局势相对稳定，战事减少，对文集雕印的控制也较为缓和。故文集尤其是本朝文人文集，在南宋时期终于迎来了雕印出版的新曙光。文人文集的刊刻出版，既是文集作者之所愿，又是嘉惠世人之事，同时文集的出售也会给书商带来巨额利润。因此对于刻书者来说，雕印文集是“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8]。
综观相关文献，两宋时期雕印文人文集的数量相当可观。宋人雕印前代文人文集多以唐时旧本为依据，因而在文字内容上接近旧时面貌，学术价值相对较高。对于宋人文集，则是当代人雕印当代作品，其版本价值更是不言而喻。两宋时期方兴未艾的文集整理与编纂为文集序跋之繁荣准备了必要条件，同时也为宋代文集序跋意识之自觉营造了时代氛围。雕版印刷的应用使文人文集可化身千万，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为了增加锓行文集文本的公信力，文集序跋的价值不断凸显，由此也对文集序跋意识的自觉也起到了相当大的刺激作用。
三、宋代文集序跋意识自觉之影响
如前所述，随着印刷术的发展，文集的传播不再仅仅依靠抄录或刻石，刊刻出版成为文集传播的一种新的重要途经。这种新颖的传播方式使得文人文集的流通更为广泛和频繁。在宋人文集序跋意识自觉的情况下，在宋代士人间产生了文以序传的集体认同，由此不仅推动了宋代文集序跋这一文体形式的重大发展，而且对当时的文人生活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一）文集序跋形式多样化
在宋代以前，所谓文集序跋主要是编纂序跋，到了两宋时期，文集序跋的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形成编纂序跋、读后感式序跋、刊刻序跋鼎足而立的局面。
在两宋时期，不仅出现了新形式的刊刻序跋，读后感式序跋也在这一时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使人们获得书籍变得更加容易，故有宋一代出现了众多的藏书家。这些藏书家少者数千卷，多者数万卷。费衮《梁溪漫志》记载司马光“独乐园之读书堂，文史万余卷。而公晨夕所常阅者，虽累数十年，皆新若手未触者”[10]。司马光不仅藏书丰富，且惜书如命。《宋史・胡仲尧传》云胡仲尧“累世聚居，至数百口。构学舍于华林山别墅，聚书万卷，大设厨廪，以延四方游学之士。”[4]38册，13390
（二）“序跋对话”成为文人雅事
宽松的政治环境、健全的科举制度、优渥的政策待遇等宋代特有的氛围，让宋代文人充分认识和享受到读书的益处，正所谓“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宋代士人的文化素质亦由此得以普遍提高。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文人雅事的形式也大为增加。宋代文人常常游宴唱和、赏亭题刻、品茶题画，他们在畅游美景、恣情山水的同时，常常豪兴迸发，多在风景胜地题名以作纪念。
宋代文人雅兴常发之处除了名胜题刻外，撰序题跋更是成为他们展显才情，标榜风雅的彬彬文事。宋代文集序跋意识自觉的产生，使得撰序题跋已内化为文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他们相互间对话的一种新形式。宋代科举取士至多，文人间唱酬交往更为频繁，而撰序题跋逐渐演变成为宋代文人沟通交往的一种新形式。宋代文人重视其文集的整理，每有新集结就常常会分送故旧亲朋，而后者也会通过序跋的形式对文集作者及作品予以品评和推挹，从而形成了文人间对话的一种方式。
在这篇文集序之题跋中，陈评价左纬之诗“词意清逸”，认为黄裳之序真实客观，非溢美之词。这种围绕文集及文集序而展开的品评，在某种意义上也形成作者之间的一种对话。
总之，有宋一代上至朝廷官署，下至纤儒黎庶，均非常重视对文人文集的搜求与编纂，并且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期，文人文集得以大量刊印，文集传播更为方便畅通，这些客观条件最终促成了宋代文集序跋意识的自觉，进而产生了文以序传的集体认同。宋代文集序跋意识的自觉不仅推动了此一文体形式的发展，而且还使得撰序题跋内化为文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他们相互间对话的一种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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