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意义的生成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浩大的中国当代作家群体阵营中，作为在小说界有着较高声誉的张炜就是深受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影响的作家，他不仅富有非常浓厚的“正统”向度的文化精神和思想内质，兼之特殊的地理环境、个人阅历、生命体验及其生存现实等诸多因素的共和作用，他所受到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便更大，这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张炜对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不仅表现出情有独钟的喜爱，而且在文学创作的同时还致力于对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及其所富含的精神意义、审美价值进行具有现代性意义的精神探索。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正在脱离传统的某些倾向，他深感“传统文化之核”在当下社会的严重偏离，或是被现实功利主义、唯科学主义等进行无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情解构，以致消弭、遗失；也曾满怀忧虑地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分析、批判以及痛彻心扉的呼吁。与此同时，张炜小说创作中民间文化的存在，离不开对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精神价值判断和审美观照。从文化的内涵上说，民间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区别，但三者之间亦存在着某些重合与关联，而且民间文化中最核心、最稳固的部分应该是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其中，以“仁”、“义”思想为内核的儒家文化，基于儒家文化之上的地域文化齐鲁文化；主张“天人合一”、“师法自然”的道家文化；开放浪漫、哀乐无极的荆楚文化，等等，这些从古代传承下来的宏浩绚烂的哲学思想、文化精神，不是以零零碎碎的形式散落在民间，而是从上到下在不断冲击、改造民间的同时，被世人作为世俗价值吸纳、接受，进而成为民间思想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部分。“与八十年代文化精神相比，更深入张炜之心、并更坚固地据有他的文化立场和情感的，是传统的民间文化。”①对小说家张炜来说，它们像一些纵横交错、繁复相织的精神脉络，既渗透在其具体的小说创作，又延伸于他的整个文学世界的建构之中。 儒家文化促成了张炜小说伦理思想的内在结构 作为一个植根于齐鲁大地的作家，张炜的小说创作始终高扬着人文精神和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这首先来自于儒家文化对他的积极而直接、持续、深沉的影响。儒家文化（即通常意义的孔子哲学）的基本观念是“仁”，内在的仁具有伟大崇高的道德价值。儒家认为，人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成就和完善道德人格；仁者爱人，即是一种博大的同情心、恻隐之心，是一种宽容忠恕的精神；儒家精神要求人不仅有道德勇气，有强烈的正义感，敢于担当，甚至不惜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而且要求人能够超越世间各种境遇，超越本能欲望。儒家文化的这种“仁”、“义”精神穿越古今，激荡天地。对于从小就受到齐鲁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小说创作又扎根于齐鲁大地的张炜，当然会自觉不自觉地欣赏齐鲁文化，更无不对之有着极为深刻的领解与透析，并自觉地将之纳入到自己小说世界的建构中，从而赋予自己的小说以浓厚的儒家文化意味和深刻的传统文化精神特质。这从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便可见一斑。张炜在其小说中塑造了许多闪烁着儒家人格理想的“理想人物”，比如《古船》中的隋迎之、隋抱朴，《柏慧》中的导师，《家族》中的宁周义、曲予，《外省书》中的史珂、鲈鱼，《能不忆蜀葵》中的桤明等一系列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尽管在性格上存在着某些软弱，也未免过于保守，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却表现出了鲜明的立场，不仅有所坚守，而且特别隐忍，有的甚至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价。即便是其小说中对某些“小人物”形象的塑造，比如《一潭清水》中的老六哥、《秋天的愤怒》中的老得等，作者也极力赞颂他们的美好品格和人文德性。在作家看来，这些人物虽然憨厚淳朴，但爱憎分明、勇敢忠义，具有民间人物特有的性格特点和精神内质。所谓“礼失求诸野”，张炜在民间大地上寻找这种正在失落的理想人格，自有其独特的精神价值蕴示和审美理想追求。 从另一个角度看，张炜小说中的山川风物、生活场景、人物故事，其多情重义、温柔敦厚的仁义精神、忧患意识和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齐鲁文化的特质。齐鲁文化的核心是沉稳厚重，是带有济世思想的儒家文化。然而长期以来，儒家文化曾受到无数诘难，对此，张炜的文化立场是非常坚定的肯定其价值，并辩证地去看待儒家文化。“儒学本身不具有虚伪性，操作儒学的过程中可以产生虚伪。”他认为，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是充满文化辩证法思想的。张炜反对纯粹化的物质主义和单质意义的技术主义，认为它们不利于世界的持续发展，更会对人们的思想情感、文化意向、精神本质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人们一旦丢掉了儒学文化，也就丢掉了“诗意”，浮浅和极端化、片面化的认识伤害了人类的根本利益，威胁了人类的明天。②正是这种极力倡导、宣扬儒家文化精华的行为，让张炜的小说创作更具有“纯文学”的特征，而这也正是我国优秀的主流文学传统的本质。 道家文化幻化为张炜小说创作的精神品格 儒家理想是把仁爱精神由己及人、由己及宇宙万物，主张把人的精神提升到超越人与我、物与我的“天人合一”之境。但是儒家的“天”与“人”的关系，“其主调仍然是宗法伦理，所以天人谐调终要归结为人际谐调。道家则有所不同，它既以超脱社会伦常为目的，于是把复归‘自然’当作寄托身心的不二法门”③，“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道家文化主张自然、无为，返璞归真，倡导个性自由，歌颂生命自我的超脱飞越，成为世俗人生的一种选择模态和精神存在方式，因而道家文化与民间伦常是血肉相连的。
民间是相对于上层庙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堂的下层指向，对知识分子而言是另一个精神家园，当游离于政治中心或者主流意识形态的时候可以将其作为退守之地。事实上，古代文人崇尚自然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寻求某种精神寄托；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而言，由于远离了政治权力，亦趋边缘化，济世思想得不到实现，不得不沉到更为深层的民间“起自民间，通往的终点仍然是民间”。张炜有自己的入世情怀，甚至一度高扬着道德理想主义的大旗。但是传统价值体系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功利社会的侵扰，知识分子的思想价值观念变得较为尴尬、举步维艰。知识分子如何安身立命？民间便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之一。张炜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寄寓了个人的民间理想，表达了深深的忧虑。他固守葡萄园，踯躅于脚下的大地，要在纸上建筑一个精神的自由王国。于是我们看到，张炜固执地在文学创作中书写孤独的“自己”告别喧嚣，逃离现实，融入野地，更在现实中建立起了一座封闭的现代书院，并试图用微薄之力来挽救正在跌落的人文精神。即使是小说中那些仗剑行走天涯的人物，他们的传奇经历和放荡不羁、逍遥自在、超然物外的胸襟情怀、精神气性，也体现着作者苦苦追寻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理想。更不消说那些苟活于大地上的生生不息的人们，他们安分守己，甘于穷苦，淡泊名利，完全是自由自为的生命状态。作者说，我想我受过道家思想的影响，但“我对大地的情感是自然的，因为我生活在大地上，我依赖它犹如生母。”“没有对一片土地痛苦真切的感知和参悟，没有作为一个大地之子的幻想和浪漫，就永远不会产生那种文学。”④因此，张炜是以一个大地之子来看待自己与自然世界的各种关系及其关联的，这又与道家的思想一脉相承。在《古船》中，一些人物的命名竟然来自老子的《道德经》，比如“迎之”、“不召”、“抱朴”、“见素”，甚至是“其生”；而“含章”出自《周易》，《周易》虽被列为儒家经典，但也属于道家的经典文献，与道家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据此我们不妨“断章取义”，从名字上判断小说人物的性格特征，实际上两者是基本吻合的。其实在张炜心底有自己的一片葡萄园，他说：“登州海角……类似的葡萄园当然是很多的，但完全相似的一片也没有。它只能是作者心中的田园。”⑤张炜做不到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做不到像大文豪托尔斯泰一样在庄园里躬耕劳作，出世的情怀萦绕在侧，又无法在现实面前彻底实现，只好根据自己有限的生活体验和细致的观察付诸于笔下的文学虚构和想象。晴耕雨读并不容易，抵御外界的纷扰和世俗的诱惑，且战且退，张炜“得道”却没能“成仙”。
荆楚文化生发为张炜小说精神意蕴的超然品质 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根基在于老子、庄子的思想，老子和庄子大概可以划归楚文化圈，接着楚国又出现了一位影响后世的人物屈原。屈原思想的核心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了寻求真理九死未悔、有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这与主张无为的道家文化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两者在宣扬自然和浪漫主义格调上却如出一辙。浪漫主义是屈楚文化的思想精髓。浪漫主义也是张炜小说创作的基本风格特征。纵观他的所有小说作品，无不充溢着一种超然之气和精神浪漫，小说中的生活或许是沉闷的，但是人们的心底却是自由的、张扬的，在精神上是不可压抑的。因此我们看到，张炜的作品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充满神奇的想象，非常注重抒发个人的内心感受和生存体验，或是作者直接在作品中呓语倾诉，或是借小说中的人物宣泄自己的情感。 张炜对屈原有着一种特别的好感，甚至是向往和崇敬之情，这 也是古代文人爱慕、追求高洁人格普遍具有的一种情结。张炜始终保持着与古人精神上的沟通感应，而与两千年前的屈原更为靠近，因为两者具有很多先天的相似性。或者张炜在后来受到屈子的影响很大，不自觉地与自己的精神“导师”惺惺相惜，学习仿效。屈原在《楚辞》离骚篇中开首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屈原对于自己的高贵血统非常自信，而张炜在小说中也常常在追索自己的家族历史，叩问自己的身份，追记过去家族的荣耀以及所受到的历史苦难，这在《家族》一书中得到了体现。屈原是一个喜欢美好事物的人，《楚辞》中的他身穿奇伟的服饰，浑身缀满鲜花，披挂着香草，饰物闪烁，散发出兰馨的香气；他不仅在身上装饰奇异的花草，还以它们自比，映衬自己高洁的性格和完美的人性，同时也寄寓了作者的理想主义。张炜对此由衷叹赏，更将其视为伟大人格操守的必然修为，还列举出了爱兰的孔子，爱菊的陶渊明，梅妻鹤子的林逋……虽然张炜的手脚上沾满了泥土，因为他热爱这片土地，但他也喜爱美好的自然事物，花草树木，山水，动物，作者都以平等的姿态去看待芸芸众生，去关怀身边的巨细。1998年秋天以来，张炜常常去一座山中的老屋，在那里耕地翻书，这次看的只有屈原，“我被淘洗被冲刷，接受着真正的神启与惊愕”，“然而我在午夜的寒冷或温煦中，在经受生命之水的洗涤中，却能自信地感知他的声音”。⑥作者写道，“我沉浸陶醉的时刻，大山之外正泛着‘全球一体化’的喧声。这喧声几可淹没我们的白天和夜晚。但我融入的一片时光属于另一个天地，人类历史上至为绚烂的一章就写在这里。如果连她也被‘一体’化掉，那么末世之哀又将疼过几千年前。”⑦真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由此，张炜写下了《楚辞笔记》。他用审美的眼光去把握《楚辞》与屈原，应和着两千年前屈子的行吟，一唱三叹。屈子的不朽辉光映耀着张炜，张炜也在解说着屈子。 阴阳家、方士文化和“聊斋文化”等 丰富着张炜小说创作思想的血脉 其实早在先秦，楚文化与齐鲁文化在不同时期就有过此消彼长的相互交流和影响，即使在各地方文化特点消失、全国统一文化形成之后，楚文化在齐鲁文化里还留有很多深刻的遗迹。齐、楚两地在艰苦创业、追新逐异、兼收并蓄、尚武爱国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点，一直到今天，这种文化渊源仍不可能完全消解。灿烂多样的古代哲学文化在当代民间仍有余续，甚至成为人们骨子里不可更易的东西，仍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乃至性格气质。 同样的，张炜还受到齐国邹衍、淳于髡、徐福等阴阳家和方士文化，以及“聊斋文化”的影响，这让其小说创作涂上了“怪诞”色彩。怪诞一词是相对于当时的历史情境来说的，由于邹衍等人其特长是“深观阴阳消息”，运用阴阳消长模式来论证社会人事，从时间、空间的流转变化中去把握世界，思维方式与儒道不同。早期的神仙观念，以及《聊斋志异》的鬼仙神怪，让张炜的创作也越来越蒙上了魔幻色彩。尽管张炜对蒲松龄的志异小说评价不太高，但在创作实践中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影响。考察一下明清以来在齐鲁大地上生活过的小说家，他们都离不开传统文化、齐鲁文化，具有地方色彩的民间文化的熏陶浸淫和影响，齐风鲁韵，成了他们不可抛却的共同的历史文化思想源泉。张炜曾经说，其小说创作借鉴过《聊斋》的“山野精神”、“民间精神”，比如《九月寓言》和《刺猬歌》。但对作者来说，或许这不是刻意的杜撰，因为在民间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形态。人们立身天地，崇拜自然，笃信天命，敬畏鬼神，相信万物是有灵性的，信奉生命轮回，因果报应，因此与其说是张炜在故弄玄虚，不如说这是对民间大地做出的最真实的反映，是民间大地的慷慨的精神馈赠。 张炜对传统文化的精髓不仅自觉吸取，还在极力坚守和维护，站在一个文学家的角度，面对人们的误解和非难为之声辩。张炜反对脱离传统，尤其是传统中的文化精神，“乡土观念包括对于传统的固守，对于昔日事物的留恋，对于一种文明的断断续续的追溯和衔连；显而易见，它同时也包括了久长思之的、小心翼翼的甄别。”“文学的自主和自为，表明的是一个民族的资质、体量、蕴含，她的精神和文化的厚度及其储备。”⑧可见，传统文化是构成张炜文学气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其文学创作富有精、气、神的根本底力所在。 探讨张炜小说创作中的民间文化意蕴及其所富含的传统文化精神价值，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对传统文化做出理解和分析，这也是理解其他作家的文学创作时必须进行的一项重要的精神探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