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古代的劳动人民遭受着压迫、剥削，内心深处渴望着一种自由、平等，有饭吃，有衣穿的幸福生活，这种思想体现在各类民歌、各种典籍、小说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乌托邦思想是异常丰富的，这就为激进主义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思想土壤。鸦片战争后，中国就开始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在追求这两大目标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过激的倾向，要求在短时间内实现绝对的平均、公平，打破了先前的均衡，给社会带来了灾难，一些事实深刻地表明，激进主义的产生深受中国传统社会中乌托邦思想的影响。
[关键词]乌托邦；激进主义；影响
“乌托邦”是外来词，十六世纪英国的托马斯・莫尔著《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其书简称《乌托邦》，按希腊文解释，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思，一个意思是“福地乐土”，另一意思是“乌有之乡”。从中就可看出，乌托邦本身具有的矛盾，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追求时是“福地乐土”的崇高，但结果却是“乌有之乡”的徒然。正如莫尔所说的，乌托邦社会是“我所憧憬的，但并不期待它随后就能实现”[1]他并不号召人们采取政治行动去按照他煞费苦心设计出的理想社会改造社会，但在中国历史上，却不断有人把它作为一个可实现的理想社会的模型，进行政治运动，结果造成了一个个悲剧的发生。
一、中国古代的乌托邦思想
中国古代乌托邦萌生于“周易”时代，在春秋战国秦汉之际形成一种思潮。在阶级社会，人们遭受奴役、战争、剥削带来的痛苦，渴望没有剥削、压迫的自由与平等的“乐土”。中国的阶级社会长达几千年，乌托邦思想可谓是异常丰富，据吴雁南先生的说法，在中国古代史上出现了四次乌托邦高潮。
依据目前的资料，最早的乌托邦思想反应在《诗经》中的《硕鼠》篇中，《硕鼠》是春秋魏国的一首民歌，诗中的“乐土”、“乐国”、“乐郊”，反应了劳动人民憧憬幸福生活的乌托邦思想。
《礼记》作为儒家的经典，其中一篇《礼运》也提出了“大同”一词，“大同”可说是“乌托邦”的代称。《礼运》一文中描绘了“天下为公”的情景：当天下安定的时候，天下为人们所共有，人们就把德才兼备的人选出来为大家办事，这时人人都讲究诚信，追求和睦，人们都尊老爱幼，使年老的人能安度晚年，使儿童能健康快乐的成长，使年老丧妻、丧夫的老人，幼年丧父的儿童，年老没有孩子的父母，以及残疾人都可得到供养。人们都把财物收藏起来供大家享用，而不是随便地仍在地上；人们都会尽心尽力为集体劳作，这样就没有人搞阴谋，没有盗贼，没有战乱，人们可以夜不闭户，达到了一种和谐状态。这种祥和的生活状态就是人们所向往的乌托邦社会。
道家的早期代表人物老子、庄子，都远离权力中心，在社会的角落里思考着通向幸福的途径。老子追求着“小国寡民”的社会，庄子对社会组织更为冷漠，追求着人类个体、族群与自然万物的融洽关系。他认为：老百姓都有自己的本性，他们遵从自然法则，自给自足，吃饭、穿衣都通过自己种田、织布来获得；他们顺乎自然，没有偏心，说一就是一。在有高尚道德的社会里，人们可以安逸地行走，专心地看东西。那个时候，山里没有路，河上没有船舶、桥梁，万事万物都生长在一块儿，没有冲突，没有战争，各类禽兽可以结伴而行，各类草木可以随意生长。所以人类可与飞禽走兽一块儿玩乐，可去瞧看树干上的鸟巢。在有崇高道德的社会里，人类与自然万物都生活在一块儿，没有所谓的君子、小人，人类和世间万物都没有知识，人类保持天然的德行，本性朴素，无欲无求。
中国道教的早期经典《太平经》也反应了劳动人民追求乌托邦的愿望，它反复强调：“物者，中和之有。”[2]“中和有财，乐以养人”[3]“天地乃生凡财物可以养人者。”[4]认为，天地间的一切财物，都是由“无地和气”所产生，属于公共的东西，应为大家所共享，不应为少数人所独占、为少数人据为私有，这都透露出乌托邦思想的光芒。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向人们描绘了一幅“世外桃源”的图景，无君无臣、无压迫、无剥削、共同劳动、人人安居乐业的社会。
《水浒》描写了一百零八个好汉劫富济贫，“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攒得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抬上山。”这种“替天行道”的做法，实际是在追求一种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财产公有，人人劳动，权利均等，互爱互助的社会。
两宋时的“等贵残，均贫富”的口号；明清之际涌现出的各种主张如：“爱无差等”、“天下为主，君为客”、“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等，这都是乌托邦思想在当时的生动反映。
丰富延绵的乌托邦思想，可谓是古代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历史文化中透露的乌托邦思想大体上表达了人们对自由、平等、幸福生活的向往，要求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自由、平等的理想王国。若仅仅把乌托邦作为一种理想，一种历史的动力，则可以促进历史的发展，正如韦伯指出的：“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5]但若把它当作一个可以实现的理想社会，不断地进行社会改造，则会造成悲剧。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上演的一出出悲剧证明了乌托邦是不能实现的。
二、激进主义
所谓激进主义，余英时认为，激进就是对现状的不满意，就是要改变、打破现状。姜义华的观点是，认为“致力于将中国从古代文明引向现代文明”，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规范与结构等方面改造传统，并建立新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规范与结构，并使之与现代文明相适应[6]。在现代化进程中，激进主义是一个不断出现的现象。
（一）激进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开始面临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双重任务。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倡导“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企图建立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理想社会。没有超出传统农民战争“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更是儒家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反映。采取暴力手段废除了商品交换，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历史的反动，结果注定是失败。这场运动不仅没有挽救民族危机，反而破坏了江南的经济，造成了更大的灾难。任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激进主义革命主张，都会导致社会的混乱、民族和国家的灾难。 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康梁领导了戊戌维新运动，号称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虽说是“改良”，实际是“激进”。康有为在他的代表作《大同书》中提出了充满极度空想色彩的“人理至公”的“太平世之道”，提出了消除人民苦难的方法即“九去”，就是要消灭国家、等级、家庭与私有制，要同化人种，解放妇女，取消各级的行政区划，在全球设立大同公政府，提倡众生平等，达到极乐，去除苦痛。他曾先后六次给光绪皇帝上书，其政治改革方案、措施一次比一次激烈。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方面，措施过急、过快，触及了清王朝统治的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提出了“设议院”的主张，远远超出了当时人民的认识范围，国人几乎还搞不清“议院”的具体内涵。司员士民的上书大多脱离了实际，只是把上书，支持维新作为晋升，谋取政治资本的手段[7]。改革需要循序渐进，统筹规划，这种疾风暴雨式的运动只能归于失败。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提出了“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作为其社会革命的口号，要求“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消灭私有，平均财富，人人劳动，没有剥削和压迫，成了革命党人的目标。以暴力方式推翻了清王朝，打破了中国的均衡局面，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这场革命并没使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其仓促发动的起义打断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二）激进主义的后续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民族独立目标的实现，由于乌托邦思想的根源深厚，在国家重建的过程中，对激进主义的影响，非但没消失，反而有增无减。
儒家的大同思想，影响深远，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天下为公、人人有高尚道德的社会。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人，内心有着各种激进的乌托邦思想，有着追求完美理想社会的强烈冲动。
三、结语
广大人民群众对平均主义有着深深的依恋。中国长期存在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人们的经济意识偏于保守，没有经历过现代经济中无情的竞争。对现代市场经济，当人们还未看到其进步一面时却早已发现了其造成的社会不平等问题，20世纪初孙中山等人就指出了西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弊病，因此，人们对市场经济一直存有偏见与恐惧，在竞争和公平中首先选择了公平。
人们对乌托邦社会的追求和渴望，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一个社会得以发展、进步的精神动力。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从太平天国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激进主义可谓是一浪高过一浪，但在当时，不仅不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反而因措施过激，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当今正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就需要我们以史为鉴，解放思想，以科学发展为指导，采取符合中国实际的稳妥措施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