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音色与中国传统文化间的关系
二胡作为一件古老切传统的民族乐器，在历史舞台上已经存活了至少几百年，不论是在民间作为流浪者的谋生工具还是华丽转身后登上专业的音乐舞台，二胡始终是最能表达人们内心感情最具有表现力的民族乐器。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二胡特殊的音乐气质所决定的，包括材料的天然性、音色的类人声性、表现力的多样性以及社会因素等。
中国传统艺术最高境界追求的是“韵”，音乐尤其如此，陆时雍曾说“有韵则生，无韵则死；有韵则雅，无韵则俗；有韵则响，无韵则 沉；有韵则远，无韵则局。”上面短短32言将“韵”在中国艺术中的重要性论述的全面而透彻。中国音乐中的“韵”是一个抽象而又具体的概念，说其抽象是因为“韵味”表达的灵活性和不可量化性，而说其具体是因为用来表达“韵味”的手段和方式的客观性和可操作性。二胡作为民族乐器的代表其优势正在于此。中国传统乐器分为拉弦乐器、吹管乐器、弹拨乐器、打击乐器四大类，而其中的拉弦乐器是最具有表现力的，也是最富有“韵味”的乐器，这种“韵味”主要源自于拉弦乐器的制作材料和发声原理与演奏方式。 首先从制作的材料来看，二胡自始至终都以天然的材料为主，从古到近皆如此。蒙皮、琴筒、琴杆、琴码、弓子等都取自于天然的材料，在制作的过程中只是改变其物理属性，而没有改变其原来的天然属性，这一点首先保证了二胡音色的“原生性”。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审美相关联的，中国是个以农耕文化为主的古老国度，农耕文化的特征就是依赖自然并尊重自然，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主张人要与自然和谐相处，顺应自然，所以人们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发现了某些天然的材料可以发出动听的声音，并慢慢创造出比较具体的乐器，这样的乐器材料来源于生活环境，方便而熟悉，人们对其的属性了然于心，所以从源头上就与之有亲近感。这一点也是二胡或者说中国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和西洋音乐的本质区别，中国民族乐器从根本观念上就是追求“自然”的，音乐的审美标准就是“和”，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还包括人与社会的“和”，以及人与自然的“和”，因此是一个宽泛而深刻的审美追求，这一点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观念也是保持一致的。恰恰相反，西方哲学的根本最求是人要与自然分离，西方哲学首要的问题就是认识自然，而认识自然地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改造自然，改造自然则是为了被人所利用，所以，西方哲学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对立。这一核心观念延伸到西方的乐器也是一样，西方乐器的材料大多都是经过现代科技进行合成或者加工的新材料，也即非自然的材料，乐器都最求个性与独立。另外西方乐器由于是科技的产物，所以就有精准的标准可寻，所以乐器很早就完成了标准化和统一化，音乐相应的也高度的抽象和具有体系。而像二胡这样的中国民族乐器，不论怎么改进，但是中共保留了其原有的基本音色，声音没有远离自然，始终停留在“人声”的层面，或者说接近“人声”，正如唐代段安节在其《乐府杂录》中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二胡的音色是很接近人声的，所以才可以演奏的的“如泣如诉”，产生口人心弦的效果和感染力。 从演奏的方式来讲，二胡是用马尾做的弓子摩擦琴弦而发声。这种演奏方式在中国的其他民族弓弦乐器中也早已有之，如轧筝和奚琴均为此。这种摩擦演奏的方式极其接近人们的生产劳动，可以做一个大胆的设想，弓弦乐器摩擦式的演奏方法，很有可能就是起源于某项劳作中的不经意之举，然后人们得到启发创造了这样的发声方法。二胡的“韵味”除了本身的制作材料外，演奏方式是重要的原因，通过弓子和琴弦的摩擦可以有音色、力度、速度的各种变化，如在乐曲《江河水》中，使用的扣揉、压揉的技法，还有模拟管子的“涮音”，以及“滚揉”等等，形象的描写了一位妇女失去丈夫，在寒风凛冽的江边嚎啕大哭，绝望无助的凄惨景象。再如《二泉映月》中的各种揉弦，把作曲家心中苦闷无奈悲凉的内心世界描绘的真真切切，二胡远远超越了器物，放佛是演奏者内心与之在交流，使听着无不为之动容。还有《空山鸟语》中的啾啾鸟鸣和《赛马》中的万马奔腾与雄壮的嘶鸣，这些效果都是通过二胡的弓子变化而来的。不管是鸟鸣还是人声，还是万马奔腾，二胡总是表现了自然界最原始和简单的声音，因此听起来有亲切感，使听着很容易就产生画面感，走进音乐。所以二胡正是体现了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 综上所述，二胡本身的制作与声音以及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哲学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胡音色是人声的模拟与表达，所以二胡是最富有人情味的民族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