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女性文学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
摘要：五四女性文学被认为是中国新女性诞生的开始，是与传统割裂后受西方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女性创作的一部分，但细读文本却可以发现这些女性创作与传统文化无法割断的联系，本文就试图从这些女性的生活成长背景及她们的创作与传统文化，尤其是古典诗词的联系入手，解读五四女作家对于传统无奈的回归和她们创作的内在悲剧性。
关键词：女性 传统文化延续 古典诗词小说模式 五四作为中国现代文明的起点关注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女性问题作为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堡垒，自然成为一个引人注意的wWw.LWlm.com话题。作为社会一分子的女性，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她们的思想、精神状态被湮没在男权文化话语之下，她们对于社会的作用被简化为传宗接代和料理家事，五四的先觉者们为了将这部分潜在的巨大力量动员起来，提出了妇女解放问题，从翻译易卜生《玩偶之家》把娜拉这位个性解放的女性代表引入中国，到鲁迅笔下的子君高声喊出“我是我自己的”，都在为妇女解放摇旗呐喊。有学者认为“五四那个颠覆封建礼教秩序的时代，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的诞生期”。不仅有众多男作家创作的女性题材作品，还出现了一批在新思想影响下进行创作的女性作家：留学国外的陈衡哲、冰心、凌叔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求学的黄庐隐、冯沅君、石评梅等。这些女作家被冠以“这一新的精神文化母体孕育的第一批女性后代”的美称。 查阅现有的资料很容易发现多数研究者都认为这些女作家的创作是当时个性解放的先声之作，并认为她们虽出于封建的大家庭，但受新思想影响，把握住了五四个性解放的脉搏，是“从封建的图圄中冲杀出来的”，“她们的文化营养，虽然首先有中国传统文化，但是来自西方和‘东洋’的人文思维和科学观念，是她们思想中最主要的精神支柱，因此她们的创作，才有中国古代女性写作中从来没有的新精神。”这种夸奖使五四女作家的创作很有点“出淤泥而不染”的味道，然而“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观念、价值心理，绝非几个先觉者一厢情愿地要反就反得掉的，它已内化为心理积淀，成为人民实际的价值心理。”仔细阅读她们的作品会在她们个性解放的主题之下发现她们与中国传统文化无法割断的丝丝缕缕的联系，而这些联系已经内化成她们思想和生命一部分，如果不仔细加以鉴别常常会被那光辉灿烂的时代主题所掩盖。 一、无法摆脱的传统——封建家庭的女儿 五四时期的这些女作家的家庭普遍比较富有，这也给她们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出国留学提供了可能。考察五四女作家的生平：虽然冰心极力表明自己“是一个不识字、受欺凌的农民裁缝的后代”，但她书香门第的家世却是不可否认的，从祖父“教书匠”到父亲清朝海军军官的地位，与黎元洪的交好也说明她家的地位不低。陈衡哲的祖父、父亲都当过清朝的官吏，母亲也是当时的名门闺秀，从小的传统教育使她不仅能够熟读史书，还精于女红。凌叔华的父亲更是官居直隶布政使。1911年后曾任北洋政界约法会议议员、参政员参政。他本人就精于词章、酷爱绘画，与齐白石、陈寅恪等名画家，学者过从甚密，这也为凌叔华的绘画打下了基础。苏雪林的祖父在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在浙江已经做了二三十年的县令，她的父亲虽是捐的官后来成为了小公务员，但家中并不贫穷。黄庐隐的父亲也是读书人，并在她三岁时成为湖南长沙的知县。沉樱1907年生于山东潍县城里，她的祖父是清朝的学官，父亲读的是洋学堂，二舅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这些女作家的家庭都是书香门第或官宦世家，大环境的熏陶，使她们从小就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冰心四岁就开始认字，七岁就开始自己读《三国演义》，同时还看了《聊斋志异》，短篇的结构又是文言对她的作文课“很有帮助”，冰心自己说酷爱古典诗词，能从头背到尾的除了岳武穆的《满江红》，只有李易安的《声声慢》了，“她那几个叠字‘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写得十分动人，尤其是以‘寻寻觅觅’起头，描写尽了‘如有所失’的无聊情绪。”冰心在多年后写的自述中特意提出《声声慢》这样的诗词，足可见中国古代文化对她的影响之深，这种影响已经内化为生命的一部分，即使是多年之后回忆起来还是会非常清晰的。黄庐隐也是从《红楼梦》《西厢记》这种中国传统小说开始阅读，就此喜欢上阅读小说，并获得了“小说迷”的绰号。而从她的作品中还是可以读到《红楼梦》这种小说对她心智的影响，比如人物设置、人物心情的描写。《前尘》中伊与他因爱而互相折磨直至悲伤落泪、伏枕呜咽的场景让人不得不马上联想到《红楼梦》中宝玉、黛玉互试感情，要心计掉眼泪的经典描写。冯沅君也是夜听母亲口授《四书》《五经》和古典诗词，自己也常练习吟诗作赋。后来她对中国诗歌史的研究足可见出她的古典文学造诣之深。其他几位女作家的成长经历也大致如此。她们这样的书香家庭大都会让女孩子学点文化，而且出身于书香世家的她们从小就浸润在古代典籍的氛围中，就如陈衡哲所说“一般说来，中国孩子掌握《千字文》后开始背诵《四书》《五经》”。这种从小开始的中国文化学习势必会深深地扎根于她们的大脑，使她们即使在多年之后还是能不自觉地开口就可吟出古典诗词中的代表之作，而不是动情地朗诵外国诗歌，即使是出国留学过，或是后期在国外生活都无法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对她们的影响。 二、深深的传统印记——古典诗词的影响 对于熟读中国传统诗歌的五四女作家而言，中国古代诗词中那种凄婉哀怨的情感描写和花前月下的爱情描写与打打杀杀的江湖小说相比应该更能打动她们的心扉，不然也不会在多数女作家的传记中看到她们阅读《红楼梦》《西厢记》等描写爱情的小说并对之记忆犹新的记载，她们爱读这些小说或爱好李易安的诗歌，都是女性情感倾向性的最好证明。中国古代的妇女所读的诗书不过是《四书》《五经》，还有一些诗词，而最能打动女子心思的必然是那些描写情爱的诗歌，古代女子基本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她们关注的对象本身就很少，男性在她们少有的关注对象中占了很大部分，出嫁前是以男性为想象对象的伤春悲秋，出嫁后则往往是少妇等待的愁怨。这些写情爱的诗歌就成为她们释放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情感的最好的方式。在一代代诗歌阅读中，古代女子的情感记忆也在历史中延续着，伤春悲秋，感怀伤逝成为了女子表达自身情感悲剧的一个重要方式。这种记忆也随着母亲的乳汁流淌入五四女作家的血液，融进她们的精神世界，成为她们创作的感情基础和模仿对象。在这一点上五四女作家与中国传统女子一样，她们向往爱情，渴望爱情，又由衷地对男性和家庭有着一种恐惧，因为中国传统小说中所描写的爱情多数不是等待就是离弃，从《霍小玉传》到《莺莺传》再到《红楼梦》中那些身世凄惨的小姐丫鬟们，似乎每一个流传下来的故事都在诉说着女性对爱情的执著及她们悲惨的结局，在这种语境中长大的女性势必会对爱情有期待又有恐惧，也必然会受到中国古典诗词意境和中国爱情小说模式的影响。 谈情说爱在古代视为文化的禁区。是闺房文化的一部分，具有隐秘性。而后花园中皎洁的月色、晴朗的夜空、飘香的桂树则为佳人提供了一个与自然相接的表 达感情的最好场所，在这里她们可以暂时摆脱闺房的束缚。正如杜丽娘所言“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传统的闺房文化把正值青春的少女们困在深宅大院中，终日以女红为业，与寂寞相伴，观察外界的视角则狭窄到那雕花的窗户所呈现的庭院，待到亲身与这自在的花园相接时才会发出“原来姹紫嫣红开遍”的赞叹，并慨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于是有了众多对后花同美景的描写，“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玉宇无尘，银河泻影，月色横空，花阴满庭”。自然界的“风景这边独好”更能唤起男女青年潜藏的爱恋之情，“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所营造的幽静环境更是不可多得的佳处，这种对自然的热爱使五四女作家也爱描写美丽的后花园春景，只是将这私密的后花同搬到了公wWw.LWlm.com共的公园中，“两旁是望不透的树林，路上尽是树荫，走进去觉得非常凉爽，树上的鸟像是被行人惊动了，唧唧喳喳地在那里飞鸣”。鸟儿“唧唧喳喳”的“飞鸣”让漫步其间的少女听来是如此的好听，真是“生生燕语明如剪，呖呖莺歌溜的圆”，“暖风薰着花的馥郁与草的青味”这浓郁的花香可是那“荼蘼花”让人“醉软”。 公园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属于大众所有，但还是为爱恋着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与“后花园”一样幽闭的二人世界，其在文学作品中的位置与后花园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仅让女性在闲暇有了亲近自然的机会，还给她们提供了一个与男性自在相处的环境。《牡丹亭》《西厢记》中的后花园都为“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少女提供了一个自由选择夫婿的良辰佳处，演绎了一幕幕动人心弦的古代爱情故事。被现代话语置换后的“后花同”——公园，也为众多的五四追求恋爱自由的女性提供了与莺莺一样的环境，爱恋就是从这良辰美景中开始。在“人丛里”会偶遇“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并南此开始一段凄美悲伤的现代爱情故事，这个由公同相遇开始的爱情故事与“后花同”中的故事一样令人洒泪。沉樱《时间与空间》中更是将两人置于“花阴满地”的公同，让他们在极短的时间里于漫步的石阶上产生了流连的感情。即使是倡导恋爱哲学的张女士在“铺着月色的”公园中也不免心情烦乱，难道真是“大概是月淡风清，有什么感触了吧!”现代的公园就这样被置换成了古代佳人相许的“后花园”。那些所谓的现代女性在游园后也往往与杜丽娘一样陷入“寝食悠悠”、“睡起无滋味，茶饭怎生咽”的相思中，沁珠在公同偶遇伍念秋，便“颊上浮着两朵红云，眼睛里放m柔媚含情的光彩，鲜红的嘴唇是上浮着甜蜜的笑容”，“这正是少女钟情时的表现”；奉行“恋爱哲学”的张女士也在公园相聚后如“吃着珍贵的食物”一般“仔细地回忆着”男士的“一举一动”，觉得他的“每一句谈话都似乎是含着深意的”；而芳影更是在游同后“整天都觉得心口满满的，行也不安，坐又不宁”，男性把女性带到这与自然相接的地方，虽然公园不像后花同具有绝对的私密性，但在作家的笔下公园一直为情人们提供相对的私密空间，“和别的有人的地方也像是完全隔远了似的，听不见一点声音”，使他们“和别的人们隔开来包围在另一个境界里了”。这种二人世界为男性提供了一个与女性谈天说地，充分展现自我的空间，在这里女性所有的拘束都被春风吹散了，于是觉得在“自由的环境中”就要有感情“爆发”，就不该“淡泊地相处”，自然而然地就“陷入”男性的“圈套里了”，在这“另一个境界里”也想演绎现代的莺莺们的故事。 五四女作家选择了公同而不是书房琴室这些也可以单独相处，并更能突出现代女性现代性的场所作为情侣们相遇相爱的地方，说明她们在潜思维中还是认同女性本身的不自由不解放的，即使是现代的女性能与男性较自由交往，不用像莺莺一样发出“恨天、天不与人行方便，好着我难消遣”的慨叹的情况下，还是需要一个无外人打扰的环境，提供给她们真正属于自我的感情空间，于是莺莺与张生的约会场景被搬到了现代，也同样为现代的女性服务。 在倡导现代文明，提倡男女平等，自由恋爱的五四，女作家在表现女性情感方面仍旧是传统的，作晶中的女主角作为独立的个体将自己的幸福与不幸完全寄托在男性身上。得到男性的垂青则娇羞脸红，秀贞见到青年“一招呼”，就“低着头红了脸”，她那娇羞之态，与李清照见赵明诚“和羞走，倚门回望，却把青梅嗅”的少女怀春却不忍表达及内敛偷喜的心情是如此相似。揣着这份春愁，素璞在“有点闷人”的“天气”和“金银藤的温香”中“陶醉和疲软”，“恍惚间”，“自己的右手，也被纯士紧紧地握住”，她感到“全身就像被浸在酒坛里，软瘫瘫动弹不得”，待到惊醒才发现是南柯一梦，便“怅然地坐了起来”，“闷闷地回想梦里的情景”；此情此景与在“荼藤外炯丝醉软”的后花园慨叹“没乱里春情难遣”并并梦会柳梦梅，在母亲的呼唤中苏醒的杜丽娘是如此相似，同样的天气，同样的春梦，同样的惊醒，同样的回味，这或许更可以说明传统诗词小说对作家内在气质思想的潜在影响。“我”回忆与青霭在“月瘦如眉”、“星光历乱”的夜里“相搀扶着”“踏碎了柏子，惊醒了宿鸦”的场景，与那张桥红“还忆浴罢描眉，梦回携手，踏碎花问月”的追忆是一样的美好，当“我”慨叹这“历乱的星光，沉寂的夜景”不是和“那夜的景色一般吗?”却发出了“浸道胸前怀豆蔻，今日总成虚设”的悲叹，试问此时那让“我”牵肠挂肚的青霭“寒门旅邸，荧荧与谁闲说”这份相思、这份感念与古代女子别后独坐小楼，顾影欲绝确有几分相似。这种少女的春愁思念是一代代人的情感传递下来的，古代女子现代女性都是一样的期待男性的爱恋，期待“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渴望“身无彩风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因为“人生的乐趣，就是情”，“情是滋润草木的甘露”，少女就像这春花般灿烂，她们需要“甘露”“用青汁来灌溉”，因为在这“荆棘塞路，豺虎咆哮的山谷”，“只有你是可依托的，你真爱我，能救我。” 三、无奈的回归——女性解放的不可能性 爱情作为五四女作家创作的重要部分，从相恋的场所，到爱恋过程的心态变化，再到婚后的情感波折，都有传统诗词、小说的影子在其中。女主人公往往是爱花之人，但她们选择表达心意的花，却多数不是西方爱情的代表——玫瑰，而是中国传统的海棠之类。因为海棠花一般在暮春时节开放，所以在古代被认为是一年花季的终结，对于感伤青春易老如花谢的女子，用此花喻心情再好不过了，于是我们在古诗词中常看到海棠花的身影将女子自比海棠，把怕青春一去不返的忧愁娓娓道来。凌叔华的小说《茶会以后》中两姐妹望着那昨天还是“醉红欲滴”、“很是娇媚”今天却“已褪红零粉，蕊也不复鲜黄，叶也不复碧 绿”的海棠花“出神”，她们的神情与李清照“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悲叹都是因为“长记海棠开后，正伤春时节”。春季一去不返。零落萧条的秋季让多情的女子又陷入悲秋的哀叹中，在这“只wWw.LWlm.com有墙荫蟋蟀”、“凄切的悲鸣”的秋季听见“悲雁怆厉地叫了两声”，便慨叹孤雁“是怎样单寒可怜”；由此又联想到孤雁“还有我这样一个乖运的少女为它叹息”，而我呢，谁又来安慰我呢?于是发出“谁来慰我冷寂”的悲问，秋季蟋蟀的悲鸣是“萧瑟西风，啼蛰满院”的现代书写，那声“谁来慰我冷寂”的空间则与林黛玉“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的悲泣一样令人动容。 五四女作家笔下人物凄婉哀叹的性格是承接中国传统女性内敛、自怜、苦闷性格的，女性不仅在家庭中受到古代私塾文化的教育熏陶，就是在新式校园也逃不出那搁缚她们思想的牢笼。新式校同本身作为一个传播西方文化，塑造新女性独立自主意识的场所，在五四女作家的笔下却与那个让杜丽娘质疑躲避的闺塾同构了。她们在学校看的是《汉书·艺文志》，是《唐诗》，是《十三经》，上课时即使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也“课堂里零零落落，只有三四个人上堂”，还“有的在看小说，有的在写情书，几个怔怔地望着窗外垂柳出神”，从神游状态回到课堂又觉得“先生的声音太细弱了，好像一只苍蝇在嘤嘤地叫”，暗想“这还是当今第一流的名教授呢!”下课“除理讲义，抄笔录和记日记外，就是作简章和写信”，因此感慨“学校里的生活很平淡。”学校给她们传播的不是新文化新知识，还是君臣父子的那一套，五四女作家不自觉地对学校教育的否定，不仅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对这种学校教育对社会改革进步到底能产生多少影响的质疑，庐隐在《海滨故人》中就认为在偌大的校园中只有露莎等五人“是很有抱负的人，和那醉生梦死的不同。”于是她们“能比一切同学亲热”而在“一切同学的中间，筑起了高垒来隔绝了”。她们五人所谓的抱负从小说中看就是自由恋爱，反抗归顺家庭的“醉生梦死”似的生活。同样受新式教育的学生中难道仅有这几位真正接受了五四解放的新思想，其他人都还是处于蒙昧中吗?学校教育的局限性与当时的思想解放的热潮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与对学校教育的否定相对的是对男性的依恋，女性几乎都需要男性主人公的教育与启蒙，她们所学到的西方现代文化、西方思想解放、西方的语言等都不是通过学校，而是通过男性的二次传播。素璞靠纯士进行两洋近代史和文学作品的学习，纯士“伟大的灵光”“启迪了”素璞的“愚昧”，让她发现自己以前“似乎已习惯了我束缚的生活，我不回忆什么，也不梦想什么，只是安静地让命运宰割”，让她认识了自己生活的“错误之点”，“强有力地告诉”她“命运是我们手中的泥，由我们自己创造什么便是什么”，并成为素璞脱离“满脑子都是封建余毒”的丈夫的助推器。绮霞也被辅仁当“小妹妹一样”“不惮劳烦的指示辅导”，甚至“卓群与她的婚事，他也曾帮过不少的忙。”当看到绮霞为家庭放弃自己的理想时辅仁“诚恳的说”“你实在把家庭看得太覆了”，并慨叹“为了这‘开门七件事’，从古到今，不知毁掉多少有天才的女子了!”在批评中绮霞认识到了自己原来的“不好”，并认为“有人管管”自己“也许好一些”，于是绮霞又拉起了五六个月都想不起来的琴，并最终为了理想离开家庭出国学习去了。女性的不自觉和不自知是无法否认的，当女性没有意识到这种命运悲剧时她们或许可以平静地生活，但接受了新思想的男性无法容忍这种事发生，没有倾诉帮助的对象，他们的抱负无处传播，于是他们给女性讲解西力自由恋爱思想，批评她们的愚昧，给她们送去了在学校中学不到的西方文化新风，让她们在自己创建的“恋爱学校”中学习，等到她们恋爱了就“快速毕业”了，男性作为启蒙者的崇高姿态由此也就树立了起来。这些天真的女性就跟着她们反抗“父”的家，共同创造“新”的家，在期待中同居或是结婚，等到发现个体自由并没有得到，还陷入了新的困境后才慨叹“真的苦趣还一点没尝到呢!”。虽然怀着“谁不是梦想着实现个如意的世界”的期待中生活，但最终才发现“什么解放，什么奋斗，好像恋爱自由，便是唯一目的，结婚以后，便什么理想也没有了”，她们接受了自由恋爱，但进入家庭就意味着必须承担起家的责任，于是她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因为她们是“有家有务的女子，为了丈夫，为了自己都应当把全部精力都用在那上头才对的，不能用在那上头，就是不安本分了”。她们因为爱男性就应该“为了他牺牲一切”。为了“满足自己的嗜好，便不顾他家庭的幸福如何，这无论怎样巧辩，也不能辞自私与不忠于为他牺牲的名义呵!”女性在被启蒙后，带有对男性深深的依赖，甚至可以为他们牺牲自己的理想以成全新家庭的“幸福”，她们的这种献身精神又自然地回归到了中国传统女性家庭为重的老路，她们脱去了新女性结婚披着的“薄如蝉翼的白纱”，也就还原成了传统的“粉白黛绿，珠翠缤纷”的“太太”，此时的新女性可以说从内到外都成了传统的承载者，自觉认同了她们妻与母的身份归属。即使还有女性想要抵抗这种自然归属，也无法找到出路。只能发出“游戏人间也未尝不是上策”的逃避现实的慨叹。
五四女作家是喝着传统文化母亲“忧郁的乳汁”长大的一代，母体的特性自然而然地移植于她们的精神肉体中，她们必然对传统文化有更多wWw.LWlm.com的认同和体悟，并将这种体认不自觉地带入了她们的文学创作中，使她们的作品呈现出诗词白话化的倾向，但也增加了她们作品的韵味。而“爱情是女性的天然本性，这是一种性别心理学现象”，她们作品对于女性命运的描写更从女性角度写出了女性解放的不可能性，自古女性就慨叹“落红满地无人扫”，悲哀“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就有着丰富的情感和执著的对幸福的追求向往，而这种追求本身又永久地带有感伤和忧惧，所以女性作家的作品多带有悲哀的情绪，古代女作家诗词如此，五四女作家作品亦是如此。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就说：“‘爱’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因而与涕泪，惨愁，与孤寂相糅合，而女性遮掩的结果，在一切中国诗中，掺进了凄婉悲忧的调子。”这种情绪化的书写一片式正体现了女性情绪化的性格特点，如果这种性格不改变，那么女性解放就只能是男性思想的附庸，就如同叔本华所说“女人从本性上来说意味着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