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岁月流逝，人们经常回拿那些故事背景设在未来的小说出来品头论足，看看其中描写的“未来”是否已经成为现实。新千年到来以后，我们随处都能听到人们失望地抱怨“飞行汽车怎么还没发明出来？”人们普遍感到，当代的科学技术没能兑现20世纪早期科幻小说中给出的美丽承诺。
但是，科幻小说并不肩负预测未来的使命，而更多的是在探讨未来的可能性。未来之所以对作家们充满吸引力，正是因为它不可预知，“你想把它写成什么样都可以，不会有当地人出来反驳你。”著名小说家、诗人厄修拉・K・勒吉恩说，“未来就是这样一个安全无菌的实验室，可以随便试验各种想法。它是我们思考现实的一种方式。”
在进入这个思想实验室的作家中，有些人是想试着探讨真实的未来，看看当前的社会趋势和最新的科技发展会把我们带往何方。比如威廉・吉布森（他发明了“赛博空间”，从此就跟这个词绑在一起了），他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一批小说描述了未来的超连接世界，其日常生活中充满了黑客、赛博战争和激烈的真人秀节目，既耸人听闻又影响深远。对其他作家来说，未来则主要是一个隐喻。勒吉恩1969年的小说《黑暗的左手》中就描述了一个遥远的世界，其居民是经过基因改造的双性人。作为思想试验，这部小说是在讨论，一旦没有了性别，社会将会变得如何不同。
科幻光谱的范围就有这么广，从这头的“真实未来”到那头的“完全空想”。因此，科幻与科学的关系也是既互惠又争吵不休。部分作家会仔细地检讨物理学和计算机领域的最新进展，其他人则会空想出一些“无可能性”的技术，有的用来设置剧情（比如勒吉恩的超光速通讯设备“安赛波”），有的则用来作社会评论，比如H・G・威尔斯就用时光机器把读者带到遥远的未来，见证人类这一物种的不幸命运。
有些时候，正是那些看上去怪怪的想法最终却成为了现实――部分是因为科幻小说能在通晓相关技术知识的读者心中点燃想象力的火种。儒勒・凡尔纳曾在1865年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中设想过光驱动飞船，而现在世界各地的技术专家们都在积极研制用于太空探索的太阳帆。
西雅图的“激光动力”科技公司的天体物理学家朱迪・卡尔对激光、太空电梯和太阳能帆进行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用研究。他愉快地承认了科幻对他的生活和事业的影响。“我会搞天体物理学是因为我对宇宙大尺度方程感兴趣，”他说，“但我会去念麻省理工，就是因为罗伯特・海因莱因的小说《有梦就去闯》的主角念的是麻省理工。”卡尔在科幻迷圈子里很活跃，“有些从事最前沿科学研究工作的人都混科幻圈子。”
微软、谷歌、苹果等公司都资助过科幻作家的讲座，让他们和雇员对话，还让开发者和研究单位与他们进行私下会见。最能体现当今技术与科幻的紧密关系的也许是所谓的“设计幻想”――科技公司出钱请人想新的点子。有些公司会请作家来针对其潜在的适销产品写幻想小说。
“我很喜欢设计幻想和原型幻想，”小说家科利・多克托罗说。迪士尼和乐购都是他的客户，“有公司做这种事――找人写个故事来讨论某项技术的潜在影响，以决定某项技术是否值得采用――没什么奇怪的。这就像建筑师在打造建筑物的虚拟效果图一样。”多克托罗曾做过软件行业，对两边的开发流程都有了解。“我参与的工程师讨论会中曾讨论过某产品使用起来会怎么样，而科幻正是一种很好的实验方法。”
20世纪早些时候，美国科幻曾倾向于表现未来的光明面，展示“科学发展改善世界”的景象。到了世纪中期，人们经历了可怕的大战还目睹了原子弹的诞生，科幻小说就变样了――故事越来越黑暗，科学也不再每次都扮演英雄的角色。
很多时候，反乌托邦和乌托邦之间的界限似乎在于作者本人是否期待明天会更好。举例来说，罗宾逊就一直在探讨宏大严肃且颇具反乌托邦潜力的主题，包括核战争、生态灾难和气候变化。但他并没有向绝望低头，而是在经过研究后借助复杂而现实的科学细节来给出解决方案。谈到自己的作品时，他说，“你当然应该说它是乌托邦的。” 尼尔・斯蒂芬森写出过《走出围墙》、《瑞密德》和其他一批主题广泛的小说，他说他已经受够了反乌托邦题材了。他向作家们发出过公开呼吁，希望大家能行动起来，在作品中描写更多的乐观而可实现的未来世界。斯蒂芬森是未来主义者，还是个技术顾问，他想通过具备现实可操作性的“大概念”来启发年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帮助后者解决那些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问题。“像金・斯坦利・罗宾逊、格里高利・本福德和吉姆・本福德这样的作家都已经举起了乐观主义的火炬。”斯蒂芬森说。他认同说吉布森开创的赛博朋克流派“为科幻作出了巨大贡献，打开了新领域的大门”，但他补充说，赛博朋克同时也在大众媒体中造成了意外的后果。“现在你去找个电影导演聊聊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似乎都陷在了30几岁时的思维框架中，好像世界上没有比《银翼杀手》更酷的东西。我们现在急需走出这种状态。”
2012年，斯蒂芬森与亚利桑那大学的科学与想象力中心（CSI）合作打造了“象形文字项目”，“向作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工程师提供一个互相合作的空间，让大家一起打造充满雄心与创造力的近未来。”该项目的第一个成果是一部叫《象形文字：关于更好未来的故事与蓝图》的文集，新老作家都有贡献作品。CSI的主管艾德・芬恩说，该项目鼓励这些作家“走出自己的安全领域”。对读者来说也一样，芬恩希望，《象形文字》的核心读者最好是那些从未思考过作家们提出的问题的人们。“我希望他们能亲自置身于这些未来世界。”他说。
文集中的这些小说探讨了许多巨大而复杂的问题。斯蒂芬森在故事中建造了一座高达15英里、直达平流层的钢铁巨塔，可以减少发射宇宙飞船所需的燃料；玛德琳・阿什比则把博弈机制应用到美国的移民问题中；科利・多克托罗则用3D打印技术在月球上打造建筑物。
但这类设想也遇到了潜在的挑战：并非所有问题都有可行的解决方案。而作家们所做的也无非是讲故事而已。“以前，技术乐观派人士认为廉价核能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现在他们则觉得无限计算能力是灵丹妙药，”科幻作家姜峰楠曾在《软件体的生命周期》中探索过智能的本质，他就表示，“相比于幻想大规模工程，虚构一堆特别厉害的计算机并没那么具有启发性。计算机领域的成就总是比较抽象，也比较没劲。”
在麻省理工的医学实验室里，讲师索菲亚・布鲁克纳和丹・诺威惊讶地发现，很多新入学的学生从来都没看过科幻。“我猜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是最好的学校里出来的尖子生，一直被教育说科幻只是儿童文学而已，读它们是浪费时间，”诺威说，“他们一直在努力打拼才能到这儿来，除了学校要求的之外根本没时间读任何东西。”
2013年秋天，布鲁克纳和诺威开了一门叫“从科学幻想到科学制造”的课程，教学大纲中全是科幻故事、小说、电影、视频甚至游戏。学生们要制造出他们在小说后设计一些实际可用的产品，并把它们与相应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有一个作品是受到了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的启发，学生们制造了一个装置，通过电极和无线技术，使用户仅通过做手势即可刺激另一个距离较远的用户的肌肉，使其做出同样的手势。做出这东西的青年工程师们认为，该模型可以被投入到现实应用中，比如理疗师就可以用它来帮助中风病人恢复肢体功能。同时诺威也说，在课堂上出现过关于这一装置的伦理问题的深入讨论。在吉布森的小说中，这项技术被用来在性方面剥削人们，使之沦为远程操作下的“肉体傀儡”。
布鲁克纳感叹道，那些从事新兴技术的研究者们经常对科幻世界一窍不通。“比如说新兴的生物科技和基因工程领域，像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样的作家都刻画过以这类技术为核心的反乌托邦世界，”她说，“几十年来，作家们都探索过这些主题，而且深度惊人。而且我觉得，阅读他们的作品和阅读相关的研究论文同样重要。”
最好的科幻作品能激发我们思维的弹性，不只能启发我们，而且还能推动我们去思考自身行为的复杂后果。塞穆尔・R・德拉尼是当今科幻界最杰出而广博的作家之一，他认为科幻是人们面对未来日渐激烈的冲击时采取的一种应对措施。“借助想象力，科幻让我们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世界，训练我们在面对现实世界中不断发生的改变――有些触目惊心，有些让人目瞪口呆――时还能保持思考。有了科幻，我们在面对未来的到来时便不必震惊到目瞪口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