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讲述1949年后我国如何将《西洋近代史》转化为《世界近代史》。1978年后又如何发展学科理念，在诸多研究领域有新的突破。
关键词 世界近代史，“西洋史”，西方史学史
中图分类号 K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5）22-0067-06
世界近代史是一门断代史学科，是世界通史的一部分。它的萌生与发展是与世界通史学科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西洋通史》曾是《世界通史》教学与研究的开始。《西洋近代史》即讲述文艺复兴后的欧美史，也就成为中国世界近代史学科的萌生。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学领域开始居于指导地位，《西洋史》名称被抛弃，正式有了《世界近代史》的名称。该学科也伴随新中国的发展而逐渐成长起来。
一、1949～1978年间的学科状况
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联史学家着手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探索世界史问题。从1934年起，苏联的大中学校都设置了世界近代史课程，并编写教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要建设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世界近代史》，借鉴苏联经验和成果则是一条捷径，加之当时中国奉行“一边倒”外交政策，就更加重了“学苏联”的氛围。
还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学者就已着手翻译苏联的世界史著作。1949～1950年出版的几种著作对开创中国世界近代史教研工作帮助很大，例如鲍爵姆金主编的《世界外交史》（叶文雄等译），其中3、4、5部分讲近代史，颇有参考价值。又如古柏尔主编的《殖民地、保护国新历史》（吴清友译）上卷，讲述1789～1918年的内容，这是在《西洋史》中很少见到的。50年代中后期由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10卷）和各种断代史、国别史著作被大量翻译，这就更丰富了对苏联世界近代史学科的学习内容。例如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的《近代史教程》（5卷）、叶菲莫夫的《近代世界史教程》上下册、波尔什涅夫等所著《新编近代史》（第1卷）等。来华讲学的苏联学者的讲义也被译出，例如尼基甫洛夫的《世界通史讲义》（3卷）、科切托夫的《东南亚及远东各国近代现代史讲义》（3卷）等，这些著作对中国近代史的创建是有积极贡献的，但也带来史学领域中教条主义的消极影响。
中国史学家在译介和采用苏联世界史著作的同时，也着手编创有自己特色的世界近代史教研读物，这项工作首先是从改写中学的世界史课本入手。1951年1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初级中学外国历史课本》（1949年版），共有六章：
第一章，古代的文明世界；
第二章，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世界；
第三章，十七、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第四章，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发展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勃兴；
第五章，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与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胜利；
第六章，法西斯主义带来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样的体系反映了“厚今薄古”、突出人民革命的特点，也规定了世界近代史在整个世界史教学中占有的地位。①1951年，林举岱先生将原有的《西洋近代史纲》改写为《世界近代史纲》，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供高中外国史教学之用。
高等院校的世界近代史教学起初均由各校教师自行处置。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世界史教研室于1953年在《新建设》第7～9期上发表的《世界近代史与现代史提纲》颇有影响。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组织了编写该课教学大纲的工作，对统一和提高各文科院校的世界近代史教研起了指导作用。1958年，多所院校自编世界近代史讲义，并注重要有中国特色。20世纪60年代初，《光明日报》等报刊组织开展了关于世界史学科体系问题的讨论。不少历史学家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长期以来流行的“欧洲中心论”进行批判。例如，吴于廑著文《时代和世界历史――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揭示了“欧洲中心论”的本质，是“用欧洲的价值观念衡量世界”。他主张，“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无疑必须体现世界的观点”。①周谷城在《史学上的全局观念》《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等文中批判了西方史观，但他认为在文化的发展传播方面，世界近代史时期“欧洲的中心作用”不应全然否定。②1962年，史学家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共4册，其中《近代史》两册，占一半篇幅，这套书不仅代表了中国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的新水平、新理念，对于世界近代史学科来说，它也是代表作。它的编写宗旨、分期体系和对诸多历史问题的评述，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综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世界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有如下一些新的特点：
其一，重视人民革命运动在历史上的作用，特别是将国际工人运动写入世界近代史之中，从英国宪章运动到第一、第二国际建立，这在过去的《西洋史》中是罕见的，为此编译了文献资料，此外还围绕纪念巴黎公社等项活动发表有大量著述。③
其二，为了突破“西欧中心论”，重视研究亚非拉历史，特别是亚非拉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史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1958～1961年，南开大学世界史教研室的老师们集体编写了六本有关亚非拉的书。季羡林先生对印度，纳忠先生对埃及，李春辉先生对拉美的著述，杨人■在北大开讲《非洲史》。上述著述和教学都颇有水平，诸多学者克服资料缺乏、可供借鉴成果很少的困难，对亚非拉近代史的研究做出了贡献。④
其三，开始将中国写入世界近代史，并重视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前言中就指出：“本书力图通过东方和西方各国历史事件、人物和制度，阐明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和基本规律”，又声称要“论述各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从1951年，起人民出版社出版《美国侵华史料》，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的问世是这一新动态的起始。
其四，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史有新的解读。例如黄绍湘对美国史，林举岱、刘祚昌、蒋孟引等对英国史，王荣堂、张芝联、刘宗绪等对法国史的解读都有新意。“文革”后期出版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简明扼要，对读者了解西方世界也颇有裨益。⑤ 二、1978年以来中国学界
对世界近代史体系的新思考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许多中国学者有机会出国留学、访问，许多国外同行也能来华讲学。中国史学界也开始拨乱反正，史学家们也开始冲破了长期束缚自身思想的教条主义说教，走出误区，突破禁区，广开思路，大胆探索。
在世界近代史学界首先考虑的是走出“五段论”模式重构世界近代史体系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世界史体系承袭苏联史学界“五段论”（即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作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而不敢突破，并相应地作出历史分期：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为世界古代史（或称上古）时期，封建社会为世界中世纪史（或称中古）时期，资本主义社会为世界近代史时期，共产主义（含社会主义）社会为现当代史时期。“五段论”的划分法还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主线，以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为界标。这种指导思想的绝对化导致史学家思维模式的定向化和研究方法的僵化。
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荣渠和其他教授在探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和世界历史的演讲过程时发现“五段论”的提法，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罗荣渠认为：
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这个序列是各种生产方式演进的“逻辑公式”，它们之间具有“一个产生一个”的历史必然性；更没有说每个民族都按这个序列循序上升。①
袁林先生指出，这种“五段论”有两个逻辑缺陷：其一，违反了概念划分中每一次划分应当使用同一个划分标准的原则；其二，违反了概念划分中各子项必须穷尽母项的规则，误将各社会形态间的对立（反对）关系视为矛盾关系，忽视了他们之间中间类型或过渡时期的存在。②
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从1978年起就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观，提出世界史不仅要讲述社会的纵向发展而且还有考虑从分散到整体的横向发展。根据此思路，刘祚昌、王觉非主编六卷本《世界史・近代史卷》在1992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以1500年至1900年为期，讲述这一时期世界历史演进、嬗变的整个过程，这是中国世界近代史体系构架的一个创新。该体系从宏观的视角考察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是如何打破隔绝状态，最后形成一个互相倚仗、互相影响的整体。该体系把这一过程分为四步：
第一步是地理大发现打破了世界彼此隔绝的状态，实现了彼此之间的直接接触；第二步是由于西欧国家的海外扩张和海外殖民地的建立，到1760年前后欧洲与这些殖民地之间已形成密切的经济关系，世界各地区间联系进一步加强；第三步是由于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至1850～1870年间，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世界各地区之间的联系继续加强；第四步是1871年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形成，导致列强瓜分世界的狂潮，资本主义势力伸到世界各个角落，到19世纪末，世界已形成为一个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整体。
刘宗绪在1986年主编的《世界近代史》教材致力于走出史学研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而代之以生产力发展为主线构建世界近代史的新体系。1991年，他再次主编出版《世界近代史》，将其理论系统地贯彻于新的教材体系中。该书以生产力发展为标准，以工业化为主线，以社会经济史为重点，来编排章节纲目。他界定：
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确立、发展和基本定型时期的历史。正是在近代时期，资本主义制度逐步取代封建制度，又经过自身的发展，终于形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整个世界就是在这个体系之下连成一气，并且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基本定型之时，也就是世界近代史结束的标志。
他的新版《世界近代史》将400余年近代世界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时代（16世纪到19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商品货币经济在一切领域中猛烈冲击着封建的自然经济所有制。领主和农民出卖土地增多，散布在城市和农村的手工工场，破坏传统的宗法制度，显示出巨大的威力。但是，手工工场的生产能力还不足以改造整个社会，更谈不上改造全世界。第二阶段：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工业资本主义（19世纪初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率先开始，法、美、德、俄等国相继展开并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确立起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初步形成。资本主义呈现稳定和发展。第三阶段：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继续征服世界等方面，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以科学为基础的追求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经济模式和垄断组织的出现，表明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已基本定型。
以往的《世界近代史》体系是以1871年为界划分为两大段，理论根据是列宁在1915年所著《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说：“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这是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是它获得完全胜利的时代。这是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此后“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转变为反动的甚至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的时代。”①
斯大林进一步发挥了资本主义衰亡论。1934年8月9日，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诺夫在《关于“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中肯定地说：“我们认为把近代史分为三部分，是适当的。”即：第一部分，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以前，是资本主义在先进国家里胜利和确立的时期；第二部分，从1870年普法战争和随后的巴黎公社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帝国主义大战的结束；第三部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目前（1934年）的时期，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战后帝国主义时期，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时期。②斯大林的话被当做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经典反复引用，苏联多次重编世界近代史教材，开端时间虽有变化，但时段分期没有变。我国陆续编撰出版的世界近代史教材也基本遵照这一基调，即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由产生、发展走向死亡”或“衰亡”“衰落”的历史。上限是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下限是1917年十月革命。其间，以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资本主义上升发展时期，后一时期使资本主义衰亡开始的时期，资产阶级变成反动的阶级。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史学工作者对“衰亡论”提出了质疑，大家根据历史事实，发表研究成果，还原历史真实。笔者曾撰文指出：
纵观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继续不断发展和繁荣的时期，是加速工业化、现代化、“不发达走向发达”的百年，“是帝国主义的百年”。在这100余年里，经历了两次大的科学技术革命。有科学技术所引起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资本主义世界至今仍然呈现出生气勃勃的局面。③
针对“垄断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断，不少学者认为，垄断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体现了优胜劣汰、以先进改造落后的进步趋向。企业大了，不仅资金充实，更利于技术改造，而且在管理上也会更讲究科学，超大型企业更有条件设立自己的科研机构和信息网络。进入20世纪以后，资本主义仍在继续发展，自我调整，纠正和克服着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弊端，显示它新的活力。故而应该否定“衰亡论”。
通史的综合必须建立在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充分研究基础上。没有这些研究，作为综合学科的世界近代史是不可能有新的水平，为此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学者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涌现不少佳作，为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完善创造了条件。④
三、1978年以来对世界近代史
诸多课题的新探讨
改革开放以前，在历史研究中，往往对革命给以极大关注和重视，充分肯定其历史作用，而对改革则将其作为革命的对立面贬低其地位和作用。在世界近代史教科书中，英法美革命、巴黎公社、俄国革命等，均作为重大事件来描述和评介，而对很多改革事件或不作反映，或轻描淡写地将其作为革命的辅助手段或革命的副产品提及，甚至冠以“欺骗”“政治花样”等字眼来进行批判否定。1962年出版的4卷本《世界通史》近代部分，提到的俄国彼得一世改革、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英国1832年国会改革、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和日本明治维新等，均未有充分的积极评介。
纵观人类社会的变迁不外乎两种形式：剧变和渐变。革命是社会的剧变，改革是社会的渐变。革命和改革虽然形式不同，但都是对社会实行改造，推动社会前进的社会运动。
有的学者们通过史实研究将世界近代史的改革归纳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促进型”，如彼得一世改革等，具有促进资本主义因素产生和发展的功能；第二类是“过渡型”，如俄国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使封建统治阶级本身逐步资本主义化，向资本主义过渡；第三类是“自救型”，如日本明治维新是封建统治阶级自身的自救；第四类是“完善型”，这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进行过的改革，调整和缓社会矛盾，废除封建残余，完善资本主义制度。①
为了给改革运动正名，学者们指出它有四大作用：第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对落后的国家，通过改革克服落后状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第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从而增强了抵御外侮的力量；第三，在封建制度出现危机，而资产阶级力量较为软弱的国家，改革促进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逐渐转化；第四，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了的国家，通过改革，进一步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确立开辟了道路。②
还有学者明确指出：改革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基本形式之一，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自我完善的主要方式，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自我调节和应变能力的体现，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重要手段。③甚至认为改革有胜过革命的优点，它能避免革命带来的破坏和动乱，能保持社会的和平安定局面，而这种局面是经济发展和文化昌盛的必要条件。④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改革”和“革命”一样，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方式。于是改革的通史、改革断代史、改革专题史、国别改革史便越来越多了。⑤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为现代化而启动，所以现代化便成为世界近代史的热门话题。现代化即工业化贯穿近代史全过程。现代化的准备大体上是在16世纪；现代化的起源大体上从17世纪到19世纪初；现代化的发展大体为19世纪初至1900年；从1900年开始，现代化向全球扩张。20世纪80年代，罗荣渠先生首开先河，把现代化作为世界近现代史上的一个新研究项目进行倡导，得到普遍响应。他的著作《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⑥从宏观史视角把现代化作为全球性大转变过程进行整体性研究。他强调以生产力为社会发展的中轴，运用跨学科的社会科学方法进行探讨，颇有指导意义。北京大学等单位成立了现代化研究中心。钱乘旦在推出其力作《走向现代国家之路》（1987年）后，又主编10卷本的《世界现代化历程》。⑦李安山主编的《非洲梦：探索现代化之路》⑧对近代非洲的一些现代化初试进行了概述，虽属草创之作，但却填补了空白。
现代化带来城市化的发展，世界近代的城市化问题也随之成为大家关注的热门课题。1991年9月初，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在南开大学举办了该课题的研讨会，并将数十位学者成果汇集成书。⑨该书对世界各国近代城市化的起源、进程、道路和特点进行了较系统的阐述。之后涌现了大量相关著述。⑩
改革开放前，在世界近代史中重视政治史，忽视文化史是较普遍现象。世界近代史教材的后半部分，几乎完全没有文化史方面的内容。为改变此状况，河南大学历史系较早地进行《世界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①周谷城、田汝康主编的《世界文化丛书》也陆续出版。接着汝信主编的12卷本《世界文明大系》于1999～2002年先后出版，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客观论述世界各主要文明的跨学科成果。为适应各级教学的需要，各种文化史大量涌现，开创了一个新局面。②
文化问题是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形成和民族国家的出现成为近代历史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学者们将此作为世界近代史研究的另一新课题是可以理解的。1979年，阮西湖、李毅夫等著《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开启了改革开放后研究民族主义的先河。1996年，程人乾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近代以来的世界民族主义》，认为民族主义是影响世界近代历史进程的最为活跃、最为持久的因素之一。有关著述相继涌现。③作为跨国际人群的妇女儿童史也开始受到重视。④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环境史的研究异军突起，史学界备受瞩目，该问题从近代开始，成为世界近代史研究的新课题。⑤
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历史研究中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在以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简单化和绝对化倾向比较严重。如拉法叶特是法国革命中的重要人物，但因为他出身于贵族，对他的评价便是简单地加以否定，而事实是他从1789年大革命爆发到1830年7月革命胜利，在40余年中，始终如一地坚决反对封建专制君主制，他是著名的《人权宣言》的起草人，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是当之无愧的。“绝对化”是不看人物所处的复杂历史环境，对其作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如谈到俾斯麦，就说他“是普鲁士容克贵族最反动的政治家”，他致力于德意志的文治武功和为求社会稳定而采取的社会保险政策，统统都是反动的。改革开放之初，世界近代史学界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由朱庭光主编的《外国历史名人传》是一部包含有7个分册的大型工具性人物传记著作，其中近代部分所述历史人物230余人。他们不再是干瘪苍白的逝者，而是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寓褒贬于叙事之中，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在这以后，陆续出版的各种历史人物传记，都尽力做到实事求是，誉人不增其美，对反面人物，亦不刻意歪曲、丑化。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