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陆扬先生曾在一次讲座中旧题新论，探讨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受到重创却何以得以长久延续。他指出，安史之乱后数十年间，唐廷经历了漫长的调适期，其中包含多次转折和多项变革，但调适趋向在德宗朝逐渐明晰，到宪宗朝末年基本落定。中晚唐虽然延续藩镇林立的局面，但宣宗和懿宗时代，几乎所有藩镇都是文官节度使，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官，而是一个唐朝中央系统培养出来的清要官员。这一看法实已提到陆扬新著《清流文化与唐帝国》一书的两个关键词：中央与文官，二者尽非泛泛而论，皆有具体所指。
中央指安史之乱后逐渐重构起来的制度化皇权运作模式，这一模式不仅使得中央行政运作更灵活，还衍生出无形而巨大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势力，成为维系唐廷权威及唐廷与地方关系平衡的关键因素。实现这一结果的行为主体便是文官，特指那些代表朝廷或各级行政系统起草政治文书的官员，这些人的出现不限于中晚唐，却在这一时期形成一个独特的精英群体，即本书所谓的清流群体。作者强调，清流成员有着复杂的社会网络和多重身份，通过相似的经历而产生同样的经验，从而构成相应的价值取向和群体意识。这一群体自我生产的重要机制是科举，身份认同的核心媒介是写作；透过科举与写作，清流群体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化潜流，最终在众流激荡的中晚唐世界冲出峡口，酿成巨潮。
若以中央和文官两个关键词看，本书主体内容即可分而观之。前者由上篇前三篇专题论文集中阐释，中央具体指第一篇《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论题中的元和政治格局，这一点在第三篇《九世纪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领袖以梁守谦和刘弘规为例》中得到进一步说明，元和新政元和的新中枢格局元和时代内廷新格局元和新格局元和新中枢体制等措辞稍异、内涵一致的表述反复出现。元和新型政治体制的确立与宪宗本人的个性及其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就性格来看，宪宗是个个性极强而极有主见的君主，他從一开始就有重新建立新政治规范的意愿，也就是对节度使的任命必须有绝对控制权；就时段而论，此前代宗、德宗两朝一系列区域危机几度给朝廷造成极大威胁，但同时也消耗了动乱发动者本身的力量，为德宗朝累积财政和军事力量带来空间，继而成为宪宗朝提振皇权、施行新政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元和中枢新体制具有两大特色，一是内外廷机构处于平行发展和合作的状态，两者不断根据实际行政需要来界定各自权威的界限，居于这两个系统之上的宪宗是最后的仲裁者；二是宪宗确立起真正以翰林学士为储相的无形制度，并从他亲自选拔的翰林学士中产生主持大政方针的宰相，辅之以元老重臣。这一观察实修正了传统关于中晚唐内外廷剑拔弩张，且外廷士大夫往往处于附庸的刻板印象。
宪宗及其同道得以确立这一新体制，是一系列历史契机、政治谋划和军事实践相配合的结果。元和初年先后发生的西川刘辟和浙西李锜两起事件就是典型案例。宪宗登基和西川实权人物韦皋的去世几近同时发生，成为刘辟事件得以萌发的契机。作者对这一事件的相关记载做了层层解构，继而从刘辟和宪宗两个视角进行重构，让局外者清的读者得见当局者迷的复杂面相。当元和元年（八○六）三月三日刘辟在西川北池与众僚属游宴时，似乎对十多日之后宪宗措辞严厉地将他称为逆贼的诏书毫无预感。这一强烈的戏剧性对照源于，在刘辟看来，自己有充分理由和条件接替韦皋成为新一任西川王，起初似乎也得到了中央认可。而刚登基的宪宗，却已决心彻底铲除刘辟从而改变贞元以来的积习，建立新的政治价值观和运作规则。当收复东川后他意识到实行这一计划的时机已然成熟，便果断对刘辟事件进行公开定性，并佐以积极军事行动，强势确立中央对西川的支配权。李锜事件紧随其后，具体过程和条件与刘辟事件稍有不同，但事件逻辑和轮廓几近一致。结合李肇、柳宗元等同时期士人文章反映出来的关于若干当事者的暧昧态度，我们可以看出，与其说刘辟和李锜因叛乱而被剿灭，毋宁说，他们全无意识却恰巧成为宪宗登基之后借势作法剧目中的配角。无论是刘辟试图实践贞元以来藩镇擅权的惯有模式，还是李锜欲演绎韩滉故事，都说明他们没有及时领会宪宗布新革旧的思路，而如本书所全景展呈的，新的政治规范便在这种带有误解的双方政治周旋中得以确立。
元和政局的核心在于皇权制度化和象征性的重建，在这一重建过程中，宦官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典型例子是元和时代相当低调却至关重要的两位，梁守谦和刘弘规，二人履历和作用由几份石刻材料留存，本书做了充分讨论。梁守谦和刘弘规都是第一代入宫的宦官，以良胄入侍，充白身内养源于德宗欲改革内廷、建立内廷新秩序的政治意图和时代背景，这些进入内廷的宦官受到皇帝直接支配，穿梭在皇帝与翰林学士、外廷大臣、藩将节帅之间，在宪宗朝成为元和新政的协调者。无论是李吉甫与梁守谦之间，还是李德裕与刘弘规之间，都显示出宦官与宰臣之间密切配合而非对立冲突的关系，由此二人成为平淮西、定淄青这元和中兴两大核心事件的中流砥柱。本书进一步强调，宦官在元和时代官僚化的发展趋势，并非仅仅是各统治集团之间权力消长的结果，而是体现了宪宗力图推行元和新政的具体实践。
借刘辟和李锜事件宪宗成功重建中央对藩镇的绝对权威，迫使藩镇接受唐廷主导的游戏新规则；梁守谦和刘弘规的作为则反映了宪宗重塑皇权权威的具体手段。了然圣意且能力出众的宦官，成为这一规则付诸实践的具体代言人和执行者。在钩沉故实的背后，本书还格外强调舆论这一曾切实存在于历史现场，如今却消失于文本记载的无形力量。
作者提到，只消体会韩愈作于元和二年的《元和圣德诗》的高涨情绪，就可以意识到，不用等到元和中后期平定淮西和淄青，宪宗中兴之主的名声在其登位之初已深入人心。实现这一点，除了基于平定叛乱的战绩，更得益于宪宗出现的政治舆论之势，对地方实权派人物心理上造成重压，比起军事胜利，这一心理因素才是元和中兴的首要贡献。在分析梁守谦和刘弘规的历史作用时，本书同样注意这层无形的因素。无论是以未曾为将相撰碑自诩的李德裕为梁守谦亲撰《神道碑》这一行为，还是《梁守谦墓志》直接将志主称为统握大柄的内相，都反映出这些宦官在朝廷官僚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这些无形的资本终转化为政治实力，成为重构元和新格局的重要动力。
无论是宪宗的势还是梁守谦的威，很大程度上源于各类文本的生产与传播，而这些文本的制造者便源于本书另一关键词文官，或曰草臣词臣。
本书下篇《唐代的清流文化一个现象的概述》将这些官僚视作一个群体进行概观，并试图通过分析八世纪后期到十世纪间书写中记录的唐五代政治精英的生涯轨迹及其成功资源，来找寻塑造晚唐五代政治文化及其代言人的种种无形力量（213页）。作者重新检讨了张九龄反对牛仙客拜相一事和唐末白马驿事件，长久以来左右对这两个历史现象认知的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科举与门第对立的思路，本书则有不同看法。作者认为，张九龄对牛仙客的排斥与拒绝，并非基于门第出身，而是基于某种特殊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来自出色的文学才能、进士及第的资格和长久践台阁，掌纶诰的经历，在他（张九龄）心目中，这种凭借文学累历清贯的经历足以抵消地域、门第乃至制度意义上的官阶带来的身份优势，他（张九龄）不仅强调文学这一素质的重要，还强调这一素质需要和特定的资历相结合才能得到体现，这种资历在中晚唐以进士词科的成功和任官的清显最为关键，形成一种新的判定精英的核心标准，实质上取代了原来以郡望或官品等为主的评判标准（223页）。这一观念凭借科举词科，又形成了制造新成员的机制。那么，作为清流文化更新与延续保障机制的进士科的意义便可以进行再评估，一定程度上而言，这一制度在中晚唐不仅是为政府选举人才，甚至可说创建了一个新的特权集团，以文作为身份判定的重要标准也相应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而这一发展趋势与武后到玄宗时期君主独裁体制的强化相同步，且未因安史之乱而中断，反倒自八世纪后期开始，和唐帝国的统治策略、皇帝的政治角色、官僚体系的权力分配等日益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具有文化霸权性质的主流观念，受到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人士的认同。随着这一观念的流布，除河北以外的绝大多数藩镇已逐渐为朝廷直接委派的文官节度使或观察使所支配，这些高级文官很多属于清流文化的代表。即便是德宗朝起自立倾向日益鲜明的河北地区，唐末也逐渐呈现文治化氛围，反映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清流文化无远弗届的辐射力。
本书运用清流文化这一工具概念，通过《上官婉儿和她的制作者》《论唐五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词臣与词臣家族以新出石刻资料为例》《论冯道的生涯兼谈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边缘与核心》三篇文章，便串联起一条后上官婉儿时代与冯道的历史世界的通贯线索，有效弥合了通常印象中的安史之乱前后乃至五代、宋初之间的断裂，冲击了已近乎刻板化的唐宋变革论范式。
但也略有遗憾的是，对清流文化（文官）进行通贯性考察的同时，皇权重振（中央）的问题则聚焦于八世纪末、九世纪上半叶德宪两朝，两者在时段上稍有出入。在清流文化脉络里作者给予上官婉儿以特别关照和重新定位，提到在构建唐代政治中的斯文传统过程里，曾经有过一个上官婉儿的时代（282页），作者也时或强调德宪两朝是清流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但论及这一阶段时还是聚焦于权力结构重组与政治更新，谈及元和中兴，作者提到元和既是宪宗的时代，也可以不夸张地说是李吉甫的时代（58页）。事实上，与李吉甫年纪相仿佛、同样活跃于德宪两朝且长期执掌科场牛耳的权德舆，或许恰可被视为此际清流文化的绝佳代言人，典型文本就是权德舆为德宗初年的诏诰手笔陆贽文集撰写的序文。这篇名为《唐赠兵部尚书宣公陆贽翰苑集序》（见《权德舆诗文集》卷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八年版）起笔写道尝观贾谊书，观其经制人文，铺陈帝业，术亦至矣，之后特别提及陆贽代德宗起草《罪己诏》一事，并强调诏书始下，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议者以德宗克平寇乱，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盖亦资文德腹心之助焉，在具体表彰陆贽的文章时，序文强调他能搉古扬今，雄文藻思，敷之为文诰，伸之为典谟，有《制诰集》十卷，公之为文，润色之余，论思献纳，军国利害，巨细必陈，而重新校勘编撰陆贽文章，目的则在于俾后之君子，览公制作，效之为文，为臣事君之道。这里权德舆不仅极力渲染陆贽制诰之于皇权宣威甚至超乎武力的重要价值，还具体强调了这些文的体式、特色及其楷模價值。身为三次知贡举、门生多达数十人的科场领袖，权德舆如此态度与行为所发生的社会影响力不言而喻，无疑大力助推了贞元、元和时代清流文化的发展。有趣的是，权德舆谥曰文，且其父权皋与李吉甫父李栖筠同于天宝七载（七四八）进士及第，《李栖筠文集》序文便出自权德舆之手。
透过本书分析，我们确实可以感受到，安史之乱后唐廷有意采取的文致太平，正名百职，以沉机销急变，以尺牍柔犷俗（权德舆语）的策略，不过对这一策略的实效性也需保持审慎。文所营造的毕竟只是一种象征性权威，在具备相当实力提振皇权的宪宗时代，以文为圭臬的清流群体得以制造出强大的舆论潮流加持这一中兴势头，但当中央和地方实力权重发生变化时，这一群体不免沦为皇权的附庸，仅以颂扬想象中的皇权为务。中晚唐藩镇文官化的发展过程看起来是唐廷对地方秩序的重建，但细究来看真正建立起来的，只是地方官的任命权，此举导致地方实权的转移，日益增强的在地化力量及相应产生的离心力最终成为唐朝趋于瓦解的动因之一（详参李碧妍： 《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一五年版）。这也是何以唐末出现一个吊诡的现象，即尽管九世纪唐廷对帝国的实际控制力在减弱，以大明宫为中心的文化想象却反而呈现上升的趋势。这一现象曾为详细考察过唐朝科举礼仪的妹尾达彦先生所特别指出：到唐末，及第礼仪从五月延长到六月，成为花费很大、持续数月的节日活动，而且这一礼仪有个特点，即在政治极度混乱的唐代末期，反而更加完备，越是这样的时代，科举越必须每年定期举行，及第礼仪的形式也就更完善，也更有必要举办得华丽了。唐末科举，与其说是通过补充新官僚来强化官僚制度，不如说是成了一种维持国都象征性中心的礼仪，并作为统合长安城市民众的节日活动而发挥着作用。（妹尾达彦：《唐长安城的礼仪空间以皇帝礼仪的舞台为中心》，黄正建译，收入沟口雄三、小岛毅编《中国的思维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490页）
无论是宪宗的势还是梁守谦的威，很大程度上源于各类文本的生产与传播，而这些文本的制造者便源于本书另一关键词文官，或曰草臣词臣。
本书下篇《唐代的清流文化一个现象的概述》将这些官僚视作一个群体进行概观，并试图通过分析八世纪后期到十世纪间书写中记录的唐五代政治精英的生涯轨迹及其成功资源，来找寻塑造晚唐五代政治文化及其代言人的种种无形力量（213页）。作者重新检讨了张九龄反对牛仙客拜相一事和唐末白马驿事件，长久以来左右对这两个历史现象认知的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科举与门第对立的思路，本书则有不同看法。作者认为，张九龄对牛仙客的排斥与拒绝，并非基于门第出身，而是基于某种特殊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来自出色的文学才能、进士及第的资格和长久践台阁，掌纶诰的经历，在他（张九龄）心目中，这种凭借文学累历清贯的经历足以抵消地域、门第乃至制度意义上的官阶带来的身份优势，他（张九龄）不仅强调文学这一素质的重要，还强调这一素质需要和特定的资历相结合才能得到体现，这种资历在中晚唐以进士词科的成功和任官的清显最为关键，形成一种新的判定精英的核心标准，实质上取代了原来以郡望或官品等为主的评判标准（223页）。这一观念凭借科举词科，又形成了制造新成员的机制。那么，作为清流文化更新与延续保障机制的进士科的意义便可以进行再评估，一定程度上而言，这一制度在中晚唐不仅是为政府选举人才，甚至可说创建了一个新的特权集团，以文作为身份判定的重要标准也相应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而这一发展趋势与武后到玄宗时期君主独裁体制的强化相同步，且未因安史之乱而中断，反倒自八世纪后期开始，和唐帝国的统治策略、皇帝的政治角色、官僚体系的权力分配等日益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具有文化霸权性质的主流观念，受到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人士的认同。随着这一观念的流布，除河北以外的绝大多数藩镇已逐渐为朝廷直接委派的文官节度使或观察使所支配，这些高级文官很多属于清流文化的代表。即便是德宗朝起自立倾向日益鲜明的河北地区，唐末也逐渐呈现文治化氛围，反映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清流文化无远弗届的辐射力。
本书运用清流文化这一工具概念，通过《上官婉儿和她的制作者》《论唐五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词臣与词臣家族以新出石刻资料为例》《论冯道的生涯兼谈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边缘与核心》三篇文章，便串联起一条后上官婉儿时代与冯道的历史世界的通贯线索，有效弥合了通常印象中的安史之乱前后乃至五代、宋初之间的断裂，冲击了已近乎刻板化的唐宋变革论范式。
但也略有遗憾的是，对清流文化（文官）进行通贯性考察的同时，皇权重振（中央）的问题则聚焦于八世纪末、九世纪上半叶德宪两朝，两者在时段上稍有出入。在清流文化脉络里作者给予上官婉儿以特别关照和重新定位，提到在构建唐代政治中的斯文传统过程里，曾经有过一个上官婉儿的时代（282页），作者也时或强调德宪两朝是清流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但论及这一阶段时还是聚焦于权力结构重组与政治更新，谈及元和中兴，作者提到元和既是宪宗的时代，也可以不夸张地说是李吉甫的时代（58页）。事实上，与李吉甫年纪相仿佛、同样活跃于德宪两朝且长期执掌科场牛耳的权德舆，或许恰可被视为此际清流文化的绝佳代言人，典型文本就是权德舆为德宗初年的诏诰手笔陆贽文集撰写的序文。这篇名为《唐赠兵部尚书宣公陆贽翰苑集序》（见《权德舆诗文集》卷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八年版）起笔写道尝观贾谊书，观其经制人文，铺陈帝业，术亦至矣，之后特别提及陆贽代德宗起草《罪己诏》一事，并强调诏书始下，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议者以德宗克平寇乱，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盖亦资文德腹心之助焉，在具体表彰陆贽的文章时，序文强调他能搉古扬今，雄文藻思，敷之为文诰，伸之为典谟，有《制诰集》十卷，公之为文，润色之余，论思献纳，军国利害，巨细必陈，而重新校勘编撰陆贽文章，目的则在于俾后之君子，览公制作，效之为文，为臣事君之道。这里权德舆不仅极力渲染陆贽制诰之于皇权宣威甚至超乎武力的重要价值，还具体强调了这些文的体式、特色及其楷模價值。身为三次知贡举、门生多达数十人的科场领袖，权德舆如此态度与行为所发生的社会影响力不言而喻，无疑大力助推了贞元、元和时代清流文化的发展。有趣的是，权德舆谥曰文，且其父权皋与李吉甫父李栖筠同于天宝七载（七四八）进士及第，《李栖筠文集》序文便出自权德舆之手。
透过本书分析，我们确实可以感受到，安史之乱后唐廷有意采取的文致太平，正名百职，以沉机销急变，以尺牍柔犷俗（权德舆语）的策略，不过对这一策略的实效性也需保持审慎。文所营造的毕竟只是一种象征性权威，在具备相当实力提振皇权的宪宗时代，以文为圭臬的清流群体得以制造出强大的舆论潮流加持这一中兴势头，但当中央和地方实力权重发生变化时，这一群体不免沦为皇权的附庸，仅以颂扬想象中的皇权为务。中晚唐藩镇文官化的发展过程看起来是唐廷对地方秩序的重建，但细究来看真正建立起来的，只是地方官的任命权，此举导致地方实权的转移，日益增强的在地化力量及相应产生的离心力最终成为唐朝趋于瓦解的动因之一（详参李碧妍： 《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一五年版）。这也是何以唐末出现一个吊诡的现象，即尽管九世纪唐廷对帝国的实际控制力在减弱，以大明宫为中心的文化想象却反而呈现上升的趋势。这一现象曾为详细考察过唐朝科举礼仪的妹尾达彦先生所特别指出：到唐末，及第礼仪从五月延长到六月，成为花费很大、持续数月的节日活动，而且这一礼仪有个特点，即在政治极度混乱的唐代末期，反而更加完备，越是这样的时代，科举越必须每年定期举行，及第礼仪的形式也就更完善，也更有必要举办得华丽了。唐末科举，与其说是通过补充新官僚来强化官僚制度，不如说是成了一种维持国都象征性中心的礼仪，并作为统合长安城市民众的节日活动而发挥着作用。（妹尾达彦：《唐长安城的礼仪空间以皇帝礼仪的舞台为中心》，黄正建译，收入沟口雄三、小岛毅编《中国的思维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4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