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岁末的时候，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转发着“打工诗人”许立志的遗作。这些人当中不少是城市白领或中产阶层的文化精英。在诗歌委顿的消费时代，即使这样波澜不惊的纪念和共鸣也令人惊讶。是什么让人们接纳他的叙述――一种谶语般昭示着夭亡的诗歌语言？我猜想，是对某种经验的认同。那是一种强行的a入或撕开，使人正视在摩天写字楼与许立志的流水线之间存在的某种隐蔽的联系。
学者吕途的新作《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以下简称《文化》）是她在这一问题上发表的第二本著作。“新工人”并不是吕途发明，但将这一称谓推入讨论空间，她在前些年出版的《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一书功不可没。纵然“新工人”的命名、内涵、意义甚至有无都存在广泛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对“农民工”这一城市中心主义所生产的标签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新工人”撕碎了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虚假掩饰，将进城务工人员的经验作为质疑当代中国主流话语的支点，终于将暧昧飘忽的身份政治问题逼入死角。由是观之，吕途的研究所引发的效应不是茶杯中的风暴，相反，它抓住了相关议题当中最为要紧的环节。
熟悉吕途前作的读者大都对《文化》一书抱有期待。在《迷失与崛起》一书后半段的道德反思与话语批判当中，吕途已经暗示出对“新工人”及其困局的思考，单纯在政治经济学上揭示其结构性位置并不足以使之丰满成为一种反
思资本逻辑的路径。新工人群体在价值观上的缴械、在自我表述方面的失语，反过来进一步固化了他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弱势地位。但囿于篇幅，这种文化上的审视在前作中未能展开，而《文化》一书就是这一讨论的深化。
全书分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做什么样的人”以及“新工人文化的实践”四部分。不用赘述其各自内容，读者也应当能够看出各部分的侧重及其联系。吕途借鉴了国外劳工研究中打破“劳动/生活”界限的策略，展现工作经验对日常生活的挤压，她借用雷蒙・威廉斯的“情感结构”来证明我们可以从新工人的生命史叙述当中概括出一种松散的、结构性的文化语境。接下来，对工人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则针对的是行动者在相似结构之下各自不同的选择。我们于其中既可以目睹堕落，也能够发现坚守，这也呼应了《迷失与崛起》中对新工人在当代命运的总体判断。第四部分的材料来自吕途多年来参与新工人文化社团活动的实践经验，她试图以此回答某些提问，并对未来的行动方向提出建议。
这四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是由吕途本人兼具思考者和行动者双重身份所决定的。如若思索仅是为了满足进一步理论游戏的需要，或记录仅仅被视为是行动策略的参考，那么它们的意义都会有所折扣。《文化》一书既呈现了经验材料中的复杂性，又没有因复杂而否定制定阶段性行动纲领的意义。也正是“解决问题”的紧迫性，促使读者不能将他人的经验当作一种纯粹的、只需远距离审视的对象，而必须把阅读带入与本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背景当中。《文化》在当下新工人问题的讨论中具备“跨界”的可能，是一个非常开放且动态的文本。
吕途坦陈她的研究方法当中重要的一环是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所谓“生命历史”。在具体的操作中，她通过大量访谈材料的分析来说明新工人群体在当下中国社会生活中所呈现出的复杂状态。如果我们承认做传销、买宝马、建新房那样的财富梦想以及吃喝嫖赌之类的恶习就是讨论问题的起点，那么就应意识到“新工人”这一命名本身并不能天然地占据道德上的豁免权。与中国其他群体、阶层相类似，新工人的观念意识和生活实践都为资本逻辑严格束缚。眼下，“礼失求诸野”只是一厢情愿的方法论迷梦，新工人群体是当之无愧的“草根”，但他们并不像某些民粹主义者们所期望的那样自发地生成一种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价值体系。相反，在朦胧的抵抗意识之上仍旧是强烈的依附性。吕途因此为少数新工人文化建设先行者行动合法性做出了最为有力的辩护：没有自觉自愿的干预和领导，我们无法奢望新工人群体能够独立地把握自己的文化命运。
即便《文化》一书并不是大规模普查结果的梳理，但作者对个案持续性的观察、记录与追问异常丰满地展现了个体命运怎样为资本逻辑裹挟并在其中挣扎沉浮。吕途的研究或可解释许立志诗歌何以能引起社会各群体的广泛共鸣。那些起早贪黑的都市白领或许在绝对的劳动强度上无法与富士康工人相提并论，但就其所面对的迷茫、困顿和主体性丧失而言，二者并无本质差异。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笼罩全球的背景下，“新工人”其实是社会各阶层成员生存经验的“最大公约数”。各行各业都有“××劳工”样式的自嘲，差异只是在于人们是否将自身境遇追溯到资本逻辑对“人”的剥夺。就这一点而言，新工人文化命运这一议题应当有更广泛的参与。在眼下改革逐步升级、转型的背景下，它涉及社会建设中一系列敏感但无可回避的问题。
“新工人”问题是当代中国的“大哉问”，它本应由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们共同研究并做出解答。我们不可能苛求吕途凭借一己之力（尽管她得到了大量组织和个人的支持）去做到尽善尽美。下面谈的一些反思，并不是否定其研究的价值，而是希望进一步完善对问题的分析、理解。
首先，从前一本著作开始，我就发现吕途对新工人问题的思考是“非历史的”（ahistorical）。具体说来，就是对“新工人”之所以为“新”的历史背景缺乏足够的阐述。按照通常理解，新的社会变革当中的进城务工群体是与“旧”产业工人相对照。这不仅是时间顺序的接替，还包含着观念意识上的否定。在贾樟柯的电影中，小镇青年的出走与反抗总是指向以父权形态存在的老一辈单位工人。新工人群体在形成的过程中包含着对集体化时代产业工人文化的否定（可参照王晓明教授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与后者相比它们对资本逻辑的认同也更强。
吕途耳闻一位流水线工人声称自己的梦想是买宝马轿车的时候，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我认为仅仅将这一点归因为资本逻辑对个体的捆绑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资本的力量并不是玄妙的洗脑术，它只有嵌入特定的历史语境才能够运转。20世纪末数百万下岗工人的生命叙事和今日富士康生产线上日夜劳作的青年男女之间有什么样历史性的血缘关系？而我们若要彻底理解新工人的现实处境，是否应该包括对历史问题的重新讨论？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在时间线上延展新工人问题的思路，使其与长时段的政治经济变革产生对话。非此，则关于新工人的文化讨论就难免陷入一种杂糅愤怒与无奈的喃喃自语，更不利于将对问题的思考带入对具体行动的指导之中。 其次，在吕途对新工人思想意识的反思中，最为重要的前提之一是否定“返乡”迷思。“回不去的故乡”是她在这一问题上一以贯之的判断。也正因此，“攒钱买房”或落叶归根之类的憧憬在吕途看来只是一种阿Q式的自我麻醉，她以德国土耳其裔劳工移民的历史为佐证来说明脱离乡土的过程是不可逆的剥离。尤其是当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在异乡出生之后，现实生活与返乡憧憬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会使得那些将毕生劳动所得投资于故乡的人陷入无以名状的撕扯之中。吕途一方面为那些在流水线上辛苦劳作，积攒现金回家盖起空荡荡房子的工人感到惋惜，另一方面又对既得利益群体继续制造此类海市蜃楼从而维持城乡不平等权力结构而展开批评。进一步说，吕途对新工人文化建设、权益保障的行动畅想，也是立足于对返乡之路的基本否定。
现实的生活经验使我们难以从根本上得出比吕途更为乐观的结论，那些矗立在旷野中常年无人居住的乡间民居是当代中国最使人感到无奈的景观坐标之一。但我认为这一判断当中可能隐藏着某种不自觉的城市中心论，它封闭了对新工人前途命运的部分讨论空间，甚至有可能附和“城市生活优于乡村”之类的价值排序。
如果我们承认返乡是一种不可能，那就默认新工人的未来命运完全系于城市权益是否向外来者开放。鉴于这一群体目前主要分布于少数一线城市，那么上述方案就可进一步约等于大都市资源分配格局的重新调整。这就等于在解答问题的讨论中彻底排除了“农村”所应占有的位置，而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一种更加隐蔽的城市中心论。
“新农村”是否只是政府的项目、工程？未必。许多“三农”研究学者都曾经提出应当重视甚至保护乡村生活的独特价值。抛开其中那些不切实际的田园诗想象不谈，立足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我们的确应当重视乡村生活形态及其所负载的价值体系对机械发展观的批判与挑战。城市不可能盲目扩张，城市资源也不可能取之不尽，仅依赖城市自身开放来解决新工人的文化建设是否会引发其他的连带反应是我们现阶段所无法预知的。数十年几代人的迁徙和漂泊固然是一种创伤，但也在客观上造就了一批具有开阔视野、熟练技术和基本经济头脑的新公民。“新工人”能否转化成“新农民”并进而建设“新农村”？过早地将这个问题否定有可能造成更大的遮蔽。
文化意义上的“农村”想象并不是仅有田园诗和都市附庸这两种选项。在当代史的特定时期，我们曾经试图用集体劳作、基础设施完善、小工业和科教文卫资源的倾斜调配来建设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农村生活。它的最新版本是近年来受到热议的“新型城镇化”。“新农村”不应该仅仅是政府术语，它也同样可以成为关于新工人前途命运的一个备选项。如果我们能将目前空耗在城市分工体系中的大量人力、智力资源通过合理渠道和配套软硬件支持部分引流回到乡村，那么对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建设的意义将是难以估量的。简言之，既然“新工人”脱胎于“旧农民”，就不必着急斩断其在文化上的根脉。乡土生活的价值也可以有2.0版本的升级换代。
最后一点同样事关研究视野。吕途并不仅仅是一个记录者，她同样试图用理论去解释自己所看到的现象。于是我们可以读到汤普森、葛兰西、弗洛姆、弗莱雷。但让我稍感意外的是，对这项研究而言可能更具指导意义的一些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却似乎从未被纳入讨论当中。除了偶然提及一些国外参访的经验之外，吕途对从全球图景中理解中国新工人群体这一路径甚少涉及。没有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没有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调整，我们难以想象中国新工人能以如此庞大的规模和力量深度影响中国乃至整个世界。
尽管我在此前也曾强调过中国新工人形成及其命运与本国历史的特殊轨迹关联密切，但这不是说中国工人群体的生产、生活、文化自外于全球劳工阶层。吕途对德国土耳其裔打工者的描述就证明了这一点。民族国家边界和文化形态的差异都没能抹杀劳工阶层各自之间在生存状态上的相似性。比较研究之所以重要，并不是为了追求“与世界接轨”的效果，而是因为共时性宽度的拉开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新工人相关讨论的深度得到延展。我个人的意见认为，与其引用弗洛姆泛化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不如横向比较一下中国与东欧、北美以及后殖民时代非洲各国工人群体在文化生产上有何异同。既然承认新自由主义是影响中国新工人命运的重要力量，那就不能不对其在全球的散播、影响进行梳理。当然，这样一种视野的拓宽显然是吕途和她的团队无法独立完成的。因此，新工人问题的讨论需要更多力量的自觉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