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的历史――从两周贵族到汉魏文人，李春青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所谓“趣味范式”是指不同历史时段在特定阶层所彰显出的具有普遍性的趣味。文学史与精神史之关系研究的最大难题在于如何解释文学的感性形式与精神的观念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往研究方式的重心在于发掘文学作品或文学理论中的思想观念与思想史相比照，显然，这种方式可以揭示观念系统在文学中的呈现，却不能够对文学的感性形式及与感性形式有关的理论话语之所以得以形成的精神史原因给出有力的解释，亦无法对文学如何参与精神史的形成做出充分的论述。事实上，解决上述难题的关键在于必须确立一个与文学生产主体精神世界的感性和观念同时相关的范畴，如此才有可能对感性与观念的关系做出系统的描述。而趣味作为一种精神旨趣，是“包含着政治、道德、宗教等观念的意识形态、文化习俗以及审美意识的感性呈现，是情感、兴趣、爱好的综合性体现”（第3页），恰是对上述难题具有强大解释效力的范畴。其实，紧接着狄尔泰，德国文学史家许京即已对趣味史对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做了充分的论述。1913年，在《文学史与趣味史：试论一个新的问题》一文中，许京提出趣味史与文学史之关系研究的三大课题，其一是“民众中不同的人在某个时期阅读什么作品？为何阅读这些作品？”其二是“考察某种趣味得以盛行的推动力量”。其三是“洞察趣味对文学创作本身所产生的影响”。[3]若以这三个课题来衡量，《趣味的历史》一书可以说是以第三个课题（许京称之为“最有益于文学史研究的任务”）为中心，并以第
一、第二个课题为辅翼，在揭示两周汉魏文学生产主体趣味范式演变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段的文学现象与文论话语的发展逻辑做出了极富理论穿透力的解释。
一直以来，中国文学史与文论史书写的典型模式是在历史时段的框架中填充以选定的作家和文本。这种书写模式的长处是便于材料铺排，但其不足在于只能在时间的维度上描述文学史和文论史的发生经过，却不能解释文学史和文论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而对其发展逻辑得以形成的原因的解释就更是束手无策。《趣味的历史》将文学生产主体精神旨趣演变的内在逻辑作为研究的重心，于是，在趣味这一范畴的统摄下，文学和文论作为精神现象如何从古代知识阶层主体精神中流衍而出，并反过来参与了古代知识阶层主体精神的建构，都在逻辑层面得到深入的解释。布迪厄早就指出“趣味发挥着‘阶级’的诸种标志的功能”[4]，这就意味着在趣味的背后乃是主体的身份，主体的身份既构建了相应的趣味，同时这种趣味亦参与了主体身份的塑造和强化。因此，从文学生产主体身份的演变入手描述趣味史的发展可以说是必然的选择，这也正是李先生所选择的路径。李先生认为周汉时期文学生产主体身份经过了以下的演变历程，首先是西周时期的贵族，紧接着是春秋战国西汉时期的士大夫，再次是东汉魏晋时期的文人。与此相应，周汉时期主导的文学趣味也经历了由贵族趣味到士大夫趣味再到文人趣味的演变过程。文学生产主体的身份从贵族到士大夫再到文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此消彼兴的转换，而是一个复杂的流衍过程。先秦时期以诸子为代表的士大夫原是沦为庶民的衰落贵族，他们虽然已丧失了世卿世禄的尊贵地位而只能依靠知识或其他才能参与社会事务，但终不免还遗存有一定程度的贵族精神;而文人身份更是从士大夫身份中产生的，常与士大夫身份共存于文学生产主体中，不是对后者的替代。由于身份是这样一个复杂的流衍过程，所以在身份的支配下而产生的趣味范式也就是同样的流衍过程。《趣味的历史》所勾勒的三种文学趣味是承续、对立而又互补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直线演进模式。显然，李先生对周汉文学趣味演进的复杂过程所做的高度概括和精细描述将对我们深刻理解这一时段文学生产主体的精神世界及其文本表征提供很有助益的启发。
至于对文人身份和文人趣味的产生及其与士大夫精神世界和汉魏文学之关系的讨论，则是本书的重点内容，作者花了一半以上的篇幅研究了与此相关的众多问题。作者认为“文人”是在士大夫阶层中一部分人产生的一种新的身份，产生的年代大致在东汉时期，在汉末魏初正式形成。文人身份之所以得以在此时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东汉中后期政治黑暗导致士大夫在仕进之途中屡屡受挫，而此时经学也渐趋玄怪化和琐碎化，致使一部分仕途受挫的士人走向著述和文艺，寻找一块安顿个人精神的土壤。在这个过程中追寻个人的“闲情逸致”遂成为部分士大夫的群体选择，于是便开出了一种在后世影响深远的“文人趣味”。在作者看来这是汉末魏初文学突然繁荣的真正原因。作者将“闲情逸致”成为公共选择作为“文人趣味”产生的标志，说：“‘闲情逸致’标志着‘文人’对‘士大夫’身份的疏离和超越，是古代知识阶层在体制之外寻找到一种自我确证、自我实现的方式。”（第277页）这可以说是对古典文学中载道与言志两大宗之间的关系做了根本的揭示，同时也揭示了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精神结构的另一面。
以上的评介只触及《趣味的历史》一书的枝干，至于其中的繁花茂叶可称赏者亦是不少。当然，这部著作也有让人稍觉遗憾之处，比如作者在论述三种趣味范式的特征时，很少采用直观的物质材料，鄙意以为如能借鉴一些考古人类学和艺术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似乎可更完美一些。总体来看，李先生这部著作围绕着周汉时期知识阶层趣味的演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并做出了详细而精到的解答，不过要论其最重要的价值，恐怕还是在于拈出“趣味范式”这一范畴，为古典文学与精神史之关系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尽管李先生自己并未用到精神史这个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