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发行之后
经过十余个春秋的探索和汗水的浇灌，《文明史演化的逻辑》已经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该书作为一本涉及研究范式和学科整合的著作，映射着我的学术探索历程和求学轨迹。
1987年，我开始读萨缪尔森著的《经济学》，知道了同时以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书籍，因为考察角度和研究方法的差异，其演绎得出的观点和结论与马克思《资本论》一系的《政治经济学》有很大的差异，当时就产生了一个问号：这是为什么？原因在那里？
当时的背景是国内改革开放后，产生了投资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就此，学术界展开了一次不小的关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讨论。此时我作为一名学生，耳濡目染地也感受到了这些学术界荡起的涟漪，引发了我对经济学更浓厚的兴趣，但是我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答。
89年秋，我离开了学校，带着问号到一家银行上班。其后，随着读书量和读书面的扩展，以及银行业务的熟悉，逐渐了解了经济结构中微观结构的一些情况，如工商企业、家庭和银行的实际情况。
在这种背景下，我开始有了将自己有限的知识储备和所接触的经济、金融业务进行衔接研究的冲动，并于90年秋发表了一篇有关储蓄和国民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论文。
但是我的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解答。在工作之余，我阅读了更多的学术著作和报刊文献。学术界学派纷呈，观点各异，使我感到无所适从，不知真理谁主。此时的我真象一个蒙童，总是在问自己，既然学者们所研究的对象是一个既定的经济问题，为什么他们的观点和结论那么的不同，甚至相反呢？
此时，我国学术界兴起了一轮学术著作的整理、翻译和出版潮流，并大体上沿着两个方向展开。其一是西方学术著作的翻译、整理和出版（包括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整理和出版）。其二是传统典籍文献的整理、译注和出版。我作为一个嗜书的蒙童，也搜集阅读了其中的一部分。
在传统文献的阅读中，我也遇到了与解读和比较经济学文献相同的问题，就是不同的译注者给出的释意差别很大，常常使我无法鉴别和比较。这就使我开始读经济学时的疑问，又多了一个可以放置的地方。
在其后的几年里，我一方面继续阅读经济学的著作，另一方面也注意搜集与阅读一些传统的经典文献，同时写一些三、五千字的经济类小论文。
在这段时间内，随着传统经典文献阅读量的累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经典文献注释的差异，可能源自于文字的沿革和释意的变化。我感到，要解决在经典文献阅读方面的困惑，文字沿革和释意方面的探讨应该是一个可行途径。
于是，我的读书结构有了变化，我开始阅读文字学方面的著作。在文字学著作的阅读过程中，我吸取了阅读经济学著作和传统经典文献时的教训，直接从文字起源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文字结构的取象和文字字意之间的关系入手，以免再陷入文字学著作注译的纠葛中。这一过程持续了五年，其间再结合经典文献的重新解读，偶有心得，并开始感到我最初读经济学时产生的疑问，其问题的症结可能就在此处（对于考察的问题而言，在假定条件下的问题界定和问题的现实之间存在距离）。由此故，我的案头开始出现了西方哲学和史学之类的书籍。
到了97年秋，我的探索历程已经走过了十个春秋，我想已经到了解答我的问号的时候了。于是我回到了学校，到原陕西财经学院（现已与西安交通大学合并），师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金融理论家江其务教授，从事有关《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主题的研究，以揭示研究范式的方法论问题和文明起源及其相关问题。
我感觉找到了一个可以衔接不同文明体系，并纵贯五千年文明史的联结点，以解答我的问题。于是我写了一个有关《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主题的提纲送给江其务教授审查。两周后，江其务教授将我找去，问了我的想法，肯定了提纲的立论和主题，并提醒我这是一个大问题，驾御起来可能很困难，要慢慢地做。而我的蒙童气就在这里，以为问题的联结点找到了，主题和提纲拟就了，写作是相对容易的事。
开笔以后，江其务教授的提醒就成了一个我必须面对的问题，首先任何一个核心的概念都必须能够和该书主体涉及的三大文明体系（华夏文明、古希伯来文明、古希腊文明）相衔接，并且要具有其五千年文明史演化、发展和沿革历程中的概念属性与概念内涵的一致性。其次，既然《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涉及的是一个横跨文明体系，纵贯文明史的问题，其表述就要涉及大量的文献考证和引证。
对于第一个问题，由于自己已经有了从源头上做文字学的经历，文明史的考察和研究也从这一角度切入，从引起文明体系间差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入手分析，划分了《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涉及的三大文明体系的世界观的属性及取向，并归纳相应的方法论演绎差异的根源，借用并修正了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概念，对《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涉及的主体进行分析、归纳和整理，从而导入能够衔接不同文明体系纵贯五千年文明史的核心概念的界定。这一问题虽然开始时也有一些困难，但整个工作做起来还比较顺利。
第二个问题做起来确实吃尽了苦头。首先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涉及的三大文明体系的演化、发展和沿革中，形成的典籍文献浩如烟海，要从中挑选能够代表文明史演化、发展和沿革历程，具有路径设定意义的文献，在有限的时间内不是穷个人的精力能够做到的。其次，文明史演化初始阶段形成的文献，要么残缺不全，要么历经历代学者的注译，其精意也往往无处寻觅。再次，具有文明史演化路径意义的文献，也往往由于年代久远并经过语言文字的变革，其原意的回复和还原也是一个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的主题来说，每一个都是致命的，但是既然选择了这个题目，我并不愿就此放弃。
我相信一定能够找到可行的办法。一是选择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相关译文文献，作为研究古犹太文明和古希腊文明的参考文献，缩小文献检索和考证的范围。二是对于注译者可能误解和曲解的文献，采取从其文明起源的演化路径倒推的办法，进行一定程度的还原和回复。三是对于因语言文字变革而引起的文献解读问题，则利用语言文字的语源学和文字学进行核心概念的还原与回复，以解决核心概念的障碍所形成的文献解读困难（华夏文明文明的文字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造字理念导向下，使文字具有其表述的概念和逻辑属性，东汉许慎作《说文解字》曾经尝试说明这一问题，但是这在其后的学术研究中被历代的学者所忽视。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中相关论述）。
既然是一个权宜的做法，相关的问题仍然存在，并且《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一旦出版，相关问题还留给了读者。其一，文献的取舍可能使《文明史演化的逻辑》在行文上缺少相关的更为严密的史证。其二，有些文献经过数次转译，其语意可能存在歧意。其三，以华夏文明的文字属性展开相关概念的界定，并类推于其他文明在逻辑上缺少一些内在的完整性。对于一个涉及文明史解读、衔接和评价及其具有广泛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的问题，《文明史演化的逻辑》内在的缺陷给出说明，这是我对自己和对读者应尽的责任。
前面已经叙述了我写《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的缘起、写作过程中遇到的已经解决和尚未解决的问题，下面我再说明一下《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的主旨。
在人类文明史的演化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并且有许多文明类型在现实的世界中仍然存在和继续着，影响着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应该怎样认识和看待这些问题，给出正确的认识和评价，这不但是涉及到社会个体的社会行为和社会价值观评价（传统的习俗、习惯、祭" 祀、禁忌及其宗教信仰），而且是一个涉及到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国家大计（社会的框架设计和制度建设）。
从人类文明史的演化、发展和沿革路径考察，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产生不同的类型，其根源在于对应文明的先族们设定了不同的世界观或者选择了不同的世界观取向[1]。在人类文明史的演化、发展和沿革中，除了近现代学术概念范畴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文明类型分别外，其世界观设定取向不同所形成的方法论演绎的差异，产生了另外一类的文明类型的差异。如同是唯物论的世界观，古希腊文明从世界观设定的微观结构（构成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质料、原子）入手，设定其方法论演绎的路径，就产生了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古希腊文明类型。而对于华夏文明唯物论的世界观设定而言，选择了“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方法论演绎路径，从而形成了在人类文明史上有别于同属唯物论范畴的古希腊文明的文明类型。对于唯心论范畴的文明类型而言，如同是唯心论的世界观设定，古犹太文明选择了与上帝之间的契约式的方法论演绎路径，与佛教选择的自醒、顿悟式的方法论演绎路径不同，各自构成了自身的文明类型。
在人类文明史的演化、发展和沿革中，不同文明类型的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在文明史的演化、发展和沿革过程中，演化和形成了对应的社会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评价体系，并衍生出了对应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制度基础和对待自然的态度与方法（这样就形成了哲学、社会学、宗教、民俗学、法学、政治学等基础学科的整合基础）。
在人类文明史的经济属性问题上，人类生物和本能属性的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直接和间接地来源于自然环境的生长和贮藏，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流转、分割与配置[2]是具有制度属性的。
从这个意义上考察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就从根源上找到了人类文明的制度与经济关系（从这一思路向下梳理就构建了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等基础学科整合的基础）。《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的主旨在理论上以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为基础破题，依据和根源正在于此。
在人类文明史的演化、发展和沿革中，文明的演化、发展总是对应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分化，而人类生物和本能属性的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则产生了对应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流转、分割与配置问题。物质生活资料生产能力的提高需要相应的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的分化给予支持，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的分化又需要相应的制度支持，来保证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流转、分割与配置的进行和延续。在人类文明史的演化、发展和沿革中，这一关系伴随了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演化和发展历程。
但是在人类文明史的演化、发展和沿革中，制度的设定、推行、维持和校正会产生相应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分割与配置，并且存在着与此相关的道德风险与内部人控制及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决定了相应的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的存在，产生了人类文明的社会经济供给和制度成本均衡问题。
在人类文明史的演化、发展和沿革中，不同文明的世界观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产生了不同的文明类型，演化、衍生了相应的制度属性、制度形式和制度结构及其内在的社会经济供给和制度成本的均衡机制(这一逻辑关系的存在为整个社会学科领域的学科整合设定了路径)。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的相关研究和逻辑展开中发现了这一机制，并将其作为该书立论的基础和逻辑展开的一条主线。
政府作为制度概念内涵的制度体制（这也是《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中使用的一个用法，详见该书第二章：制度的分类与制度安排），在文明史的演化中以社会权力主导的形式存在，从而影响了人类的社会行为和生活的各个层面，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意义，并在一定程度上规定和影响了文明史演进的程度与方向，所以该书的最后一章在：“制度演化的选择——政府和国家”这一标题下，将该书研究和演绎的相关结论与启示进行了归结。
前文交代了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一书中涉及的研究范式问题，在这一研究范式的框架内，该书涉及了不同文明研究范式的比较问题（古希腊哲学、犹太—基督宗教、道），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的构造，并形成了方法论范式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前文已经交代了《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的写作缘起于我在学校学习时的疑问。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渐次阅读，该疑问的解答最终成了该书的形式。我不是一个专业的学者，也没有奢望这一疑问的解答会有什么社会意义和价值。如果该书蕴涵了这些，这是一个社会的认定和评价问题，不是我能够主观认定和评价强加于社会的。
我的疑问解答成《文明史演化的逻辑》这个样子，如果说有什么心得和体会的话，那就是一个文明如果能够延续数千年而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那么这个文明一定在其世界观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的基础上，构建了完整的社会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评价体系，并相应地构建了制度成本与社会经济供给的均衡机制，形成了其内在的文明演化、发展模式。如果用其他文明的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的研究范式对其进行剖析和评价，会存在评价和认定的误区。这就好比如用中医的方法来评价西医与用西医的方法评价中医（理论基础构建的范式不同），具有同样的不妥当之处一样。
于是部分论文的题目和提纲有了大体的眉目，如《理论中的现实和现实中的理论——中西文明的方法论述评》、《书与“書”字的结构及其相应的哲学问题》、《当前理论研究范式及其存在问题——兼证券市场研究的若干述评》、《制度、经济和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货币的属性、功能和社会经济意义的范式研究》、《经济发展和经济均衡的范式研究》、《制度与经济关系中的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加强文明史范式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国家的崛起需要构筑与西方世界对话的平台》、《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复兴与华夏文明的崛起》等。这些论文将从各自不同的主题扩展《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涉及的命题，从而使《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所表达的主旨更明确。至2002年6月前四篇已经完成，和《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一书相关的方法论方面专门研究已经展开。
目前，纯粹研究范式范畴的研究已经告一段落，展开应用理论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理论准备已初步具备。因此和社会现实衔接，探讨更具有社会实践价值的专题研究已经具备了条件。如：《货币的属性、功能和社会经济意义的范式研究》、《经济发展和经济均衡的范式研究》、《制度与经济关系中的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加强文明史范式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国家的崛起需要构筑与西方世界对话的平台》、《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复兴与华夏文明的崛起》等。
在下一步将要展开的工作中，《货币的属性、功能和社会经济意义的范式研究》、《经济发展和经济均衡的范式研究》、《制度与经济关系中的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利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构建的研究范式平台，解读和修正经济、金融和制度与经济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缺陷，寻找相关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难以衔接原因，探讨当前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经济、金融和制度与经济关系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政策性修正的建议。
对于下一步将要展开研究的《加强文明史范式研究的理论" 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国家的崛起需要构筑与西方世界对话的平台》、《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复兴与华夏文明的崛起》等命题而言，仍将利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提供的研究范式平台，在探讨和还原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构建华夏文明传统的评价机制，以及华夏文明和西方文明的评价机制，探索不同文明（文明构建的基本范式）间研究和分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方式方法存在差异的原因，并从中构建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机制和平台。
《文明史演化的逻辑》已经出版了。由于在书中运用了一种新的问题切入视角，将哲学范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扩展为世界观的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从而较好的解决了文明类型的划分问题，为不同文明间的制度与经济关系研究提供了分析角度。
同时，由于《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是在世界观的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这一基本概念下构造的体系，在逻辑框架内走了学科整合而不是学科分割的路子，所以这一逻辑思路的演绎涉及到了学科分割前提下的研究问题视角介入问题，因此书中蕴含了有关学科研究的方法论。
解读《文明史演化的逻辑》，可以从该书的逻辑框架内发现：其一，发掘并利用了汉字在起源中就蕴含的哲学范畴的概念和逻辑属性，并在此基础上部分的还原了华夏文明的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这将对于华夏文明史、思想史和华夏文明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研究范式复原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整理、比较古希腊文明、古希伯来文明和华夏文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三大文明文明史的解读和比较提供了分析介入的视角，并为当前我国构造与西方世界对话平台提供理论基础。
其三，从世界观设定及取向构造制度的概念，划分制度的属性、进行制度细分、分析制度结构间的内在关系和一般特征，从而整合了制度、法律和政府概念，厘清了三个概念范畴间的关系。
其四，将近现代经济学科领域研究对象的商品扩展为社会经济构成的物质生活资料，使这一学科领域的研究能够衔接人类文明史演化的一切社会形态（以商品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科领域仅适用于商品交换关系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其五，在本书界定的制度和社会经济供给的概念框架内，分析了制度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在制度与经济关系分析中发现了决定人类文明史演化发展状态和水平的制度成本和社会经济供给的均衡问题。一个文明、国家、地区或社区制度系统设定的制度成本和其对应的社会经济供给水平的均衡，决定了相应文明、国家、地区或社区演化程度和方向。
对于文明演化载体的政府而言，这一制度与经济关系研究的意义在于：“在人类文明史中，政府对本民族传统和其他文明的思想文化资源的配置和取舍（形成交易费用）、制度设定与制度供给的道德风险和内部人控制所形成的制度成本，和政府制度供给所覆盖的地理空间内所形成的相应社会经济供给均衡的调整和影响，构成了一个既定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府能否稳定延续的最基本的约束条件。这是本书的一个基本结论。” [3]
加入WTO，我国面临着制度体系的再造和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如何审视和剖析这一任务，处理和解决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的制度与经济关系研究提供了一种问题分析和介入的视角。
其六，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构造的平台和方法论框架内，借助一些古文字上古语义的复原，重新解读了部分先秦时期的经济思想史。
注释：
[1] 这是笔者使用的一个提法，目前学术界尚无此用法。学术界常用的哲学范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表述，不能在一个逻辑框架下解释文明史演化中文明差异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将世界观和方法论扩展为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见《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第一章。
[2] 物资生活资料的生产、流转、分割与配置是界定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使用的社会经济供给范畴中的用法，和近现代经济学意义的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使用范畴不一致。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的逻辑框架内，社会经济的物资生活资料所指的是能够满足人的生物属性（衣、食、住、行、娱乐）需求的实物范畴的概念，这一实物范畴概念所涵盖的具体对应物的载体，不但包涵了近现代经济学意义的商品，还包括了在其生产过程中被生产者自身消费的部分和实物的租与赋税部分（没有进入商业交换的过程，即从属于非商品的范畴部分）。这一部分在人类文明史的演化中，在社会经济供给没有实现完全的社会化之前（在现代的世界里，多数国家和地区仍没有达到这一前提限定的条件），在人类文明史的演化、发展和沿革中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这一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的逻辑框架内，使用社会经济供给这一概念，代替近现代经济学进行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的商品概念，并且与此相对应，将商品概念属性下的商品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商品生产与流转过程，修正成为社会经济的物资生活资料的生产、流转、分割与配置，以实现《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框架体系内的概念衔接，及其与社会经济行为的衔接。
[3] 见《文明史的演化逻辑·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