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域下西方语言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1 语言学发展至今，是多学科交互发展使人们对语言及其本质取得深入认识的结果。最近三十年，在全球方兴未艾的认知语言学就是借助现代认知科学知识，把人类极其复杂的大脑机制与语言联系起来，从生物学角度让我们了解了传统单一专门知识已远远不够解释复杂的语言现象。随之而来的是乔姆斯基生成学派与莱考夫新锐理论学说之间的一场“语言学战争”。以莱考夫为代表的认知语言学派坚持认为他们在哲学观、方法论和认识论上与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观存在差异甚至对立。莱考夫说，乔姆斯基的理论不属于认知语言学，尽管他自己以及其他人这样认为。他近年来不断向生成学派发起攻击，意在发动一场对乔姆斯基革命的革命。国内外乔姆斯基的支持者则认为乔姆斯基是当之无愧的、公认的第一代认知革命的领袖人物。从乔姆斯基的唯理主义和先天语言能力构成的语言理论体系到对斯金纳等人的行为主义语言理论批评，乔姆斯基建立了心理主义语言学，导致了语言学界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又最终导致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革命。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从句法结构的分析深入到对心理理论和心智的分析，再到对人类认知的分析，这一发展路线也是认知科学的发展路线。语言学界的争论一时很难盖棺定论，但争论必定推动学科的前行，也昭示着语言学研究的转折点已经到来。因为一切知识都注定会发生变化，语言学也不例外。这些变化被科学家们称为“范式转变”。 2 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西方语言学大致可分成四个阶段：传统语言学、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乔姆斯基生成语法语言学和莱考夫认知语言学。
传统语言学是指从古希腊、罗马到20世纪初，语言学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西方学术文化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可以溯源到希腊文化。古希腊一批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把语言问题当做哲学问题的一部分看待，从哲学角度分析语言现象，常常争论语言与客观世界的关系问题。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的对话录《克拉底洛篇》记录了一场发生在哲学家苏格拉底周围关于名称与事物的关系的争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事物的名称是根据事物的性质被赋予的呢，还是根据协商而定的?《克拉底洛篇》的直接影响是引起了词源探索。“按本质”还是“按规定”的争论就是想知道词的来源在哪里。当时人们认为，想要找到把词语及其对象联结起来的纽带就必须追溯词语的起源，发现每个词的真正最初的形式[4](P17)。这就使词源学成了语言研究的中心。 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在研究逻辑范畴的过程中依据逻辑原理确立了传统语法的范畴体系。德谟克利特从逻辑原理出发对语句进行分析，区分出两种形式的语言表达式——主词和谓词。柏拉图也从逻辑角度对语言表达形式作了分析，区分了语句的两个基本要素：名词和动词。柏拉图对句子及其成分的分析成为语法分析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发展了柏拉图已提出的范畴，把词分为三类：名词、动词和连接词。他另外还提出了格的概念，把名词和动词的所有与基本形式不同的词形变化都叫格的变化。由此可见,古希腊哲学家对语言的研究主要是语法范畴及其精确化和系统化。 希腊的统治中心在公元前4世纪转移到马其顿。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凭借军事力量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埃及的亚历山大城逐渐成为了地中海沿岸的商业和文化中心。城内规模巨大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吸引了大批学者研究希腊古代文献，注释和考证荷马史诗等典籍。这就必然遇到大量的语言问题，迫使学者们从语言角度去研究这些问题，因此语文学应运而生了。学者们所进行的语文学工作提出了语言研究的新角度和新方向。以往的语言研究主要是哲学家们从哲学逻辑等角度进行的，目的是分析思维形式，现在则主要是由语文学家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来考察，意欲寻求对语言、文字本身的理解。 中世纪的语言研究在经院哲学的推动下得以发展,此时语言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受基督教的巨大影响。基督教从其诞生时起，就被认为有可能成为世界宗教，因为基督教和非基督教之间的接触，从一开始就涉及实用的语言研究。而且在历史过程中，这种接触对语言科学的发展和成长起了很大作用。在经院哲学的繁荣时期，即中世纪的后期，主要是13、14世纪，经院派关于语言研究的结果形成了一个思辨语法派，即哲学语法。它的产生和发展跟当时经院哲学中的唯实论与唯名论的争论密切相关。唯实论者认为词是思维的表达，在词和思维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系。唯名论者认为词并非事物，只是事物的名称、符号，是通过协商而确定的。经院语法学家在哲学立场上站在唯实论一边。他们不研究任何具体语言，而是从哲学视角研究语言的一般特点，对16、17世纪的唯理语法学派产生了明显影响。唯理语法学家竭力证明在拉丁语中存在着适合全人类语言的语法公式。但同时期存在的经验语法学家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点，否认拉丁语公式对建立各民族语法有普遍指导意义。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展开了人类知识起源的讨论，并特别就语言的起源和普遍语言问题进行了辩论，其中实际上涉及对语言符号、符号的任意特征以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的阐述，这些语言理论的基本问题对普通语言学的产生起到了推动作用。17世纪前后，人们对语言的起源和关系的认识，停留在近似、类似的概念，人们着眼于词汇的收集、罗列和对比。这段时间语言材料的收集和整理，为19世纪语言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整个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几乎是西方语言学的主流，它得益于前几个世纪人们对语言标本的大量搜集积累和梵语的被发现以及自然科学领域研究方法向语言研究方法的输入。1870年左右一般被称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前期，此时的语言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是语言的亲属关系得到了普遍确认，二是比较方法得到了改进和广泛运用，三是语言学与语文学的 分化日益明显，语言学开始取得独立地位。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后期，亦即19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青年语法学派(也称“新语法学派”、“莱比锡语言学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与以往比较语言学家的根本分歧在于对语言本质和语言发展过程性质的认识。他们强调现代语言和方言的重要性，力求尽量精确地观察历史发展中的语言事实，坚持在分析语言现象时不超过已证实的材料范围，拒绝对史前时期的无文字记载的语言状况提出任何假设。因此，青年语法学派对语言演变过程性质的认识改变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向，使之走上了趋于科学的轨道。 西方语言学的发展在20世纪初出现了重大的转折。历史比较语言学不再是主流，青年语法学派也不断受到猛烈批判，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以结构研究为特征的索绪尔语言学新时期。1916年,瑞士学者费尔迪南，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它的问世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始，语言学从此被确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索绪尔也因此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当代许多不同的语言学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索绪尔的影响。索绪尔理论包含了现代语言学的核心内容，因此被视为现代语言学的基石，就连欧美两个研究倾向很不相同的学派理论也都来源于索绪尔。以美国为例，当时以鲍尔斯为首的美国语言学家在印第安语的研究中形成了描写方法的专门化，并与人类学建立了相互关系。在人类学家借用语言学家提出的语言证据从事人类学研究时，语言学家也认识到了语言与使用者的意识、社会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人类学知识是深刻理解语言现象不可或缺的知识。事实上，那时的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大多同时是人类学家，如鲍尔斯、萨丕尔、沃尔夫等。因为从一开始，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家就发现印第安人的文化形式、风俗习惯、宗教观念与欧洲人的民族文化、习俗等迥然不同，他们的语言结构也很独特，由此他们认为语言、文化与思维的形式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直接的联系。关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研究，以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最具影响力。 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语言学界，与萨丕尔同样具有影响力的还有布龙菲尔德。在美国语言学史上，人们常把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称为“布龙菲尔德时代”。布龙菲尔德完全同意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的严格区分，这跟当时美国语言学的实际任务即研究美洲印第安语有关。他还在对语言形式作比较严格的分析过程中提出了不少新概念和新方法，如不能单说的粘着形式、可以单说的自由形式、直接成分及直接成分分析法等。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转换生成语法”取代了以布龙菲尔德为代表的描写语言学派，成为美国语言学的主流，由此在语言学领域里引起了一场深刻的“乔姆斯基革命”，继而发展为现代欧美语言学中最有影响的一个理论。从早期的转换生成理论基本内容与描写语言学理论比较来看，乔姆斯基确实进行了一场彻底的革命。他对语言学最有创见的而且也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贡献是，他把可供选择的语法描写体系的性质加以形式化时所用的那种数学的严密性和精确性。乔姆斯基在后期对其理论的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逐渐强调生成语法的心理学和哲学含义，强调生成语法对探索人类心理的结构和素质有重要意义。认为语言学研究成果的主要价值在于解释人的认知过程，主张把语言学视为心理学，甚至视作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分支。乔姆斯基对人类语言能力的研究引起了哲学家、心理学家、生物学家的关注。但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乔姆斯基的影响逐渐减弱，在欧美语言学中已不再占主导地位。随之而来的是一场被叫做“乔姆斯基革命的革命”的认知语言学的孕育、成熟和确立。 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实质是人类进行信息加工的过程。认识语言学已在范畴化、概念隐喻、转喻、拟象性、语法化等方面卓有建树，并因其上述独特性而正在成为当前语言研究的新路标。综上所述，西方语言学迄今为止已经走过了从哲学思辨到多学科交融再到运用科学这样一条发展之路。 3 从以上历史脉络可以说语言学经历了哲学范式、社会学范式、心理学范式到生物学范式的转变。语言学研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研究内容，受科学发展的时代局限性影响，研究范式也相应不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不断思考的语言问题越来越多地触及其它学科；另一方面，其它学科的发展亦帮助人们更科学地认识语言。语言学与其它学科的相互依存性，科学知识的更新换代是语言研究范式转变的根本原因。 索绪尔与乔姆斯基的不同在于他从社会学角度看待语言。索绪尔所处的时代正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如日中天的时代，而索绪尔没有拘泥于语言学的某一具体门类或领域，着力于思考语言研究中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他关于“语言”与“言语”的概念及其语言符号系统理论是基于对新语法学派“个人心理主义”语言观的批评。同时，他主张在区分语言的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时把共时研究放在首位，也是对新语法学派只重历史研究的反思。更重要的是其语言学说的产生与当时社会科学的思潮有紧密联系，尤其深受法国社会科学家迪尔凯姆的社会学影响，形成了他独特的语言学说的认识论。索绪尔关于语言与言语、符号与符号系统、共时与历时、静态与动态、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等一系列语言学概念与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索绪尔之前的语言学是依附性大于独立性，之后的语言学则成为独立学科。现代语言学中的许多概念、术语源于索绪尔，后又被移植运用到其它学科，显现语言学与其它学科的交融性。
在所有学科中，语言与哲学的关系自古以来最为密切。一是因为二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是很多语言理论以哲学假设为思想基础，至今依然如此。但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语言问题超出了哲学的范围，渐渐地与其它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挂起了钩。 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理论虽然以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但其对人类心智在语言能力中的作用把语言研究引向了心理的乃至认知的方向，使语言学研究向心理学范式转化。乔氏理论的提出一是受语言学家洪堡侍“有限手段无限应用”思想的影响，认为语言也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系统，语言的这种创造性在于语言的生成性。二是受笛卡尔有关“固有思想”或“固有结陶”的影响，提出了“语言能力天赋论”一一人生来就有掌握语言知识的固有结构，人类获得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内在决定”被“外部环境”激发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他以心理语言学为基础，反过来又推动了心理语言学的发展。他深刻批判了盛行一时的行为主义，打破了行为主义理论的思想禁锢，研究言语活动的内部过程和机制，影响着人们用新的观点重新考察心理语言学中的一系列问题。另外埃米尔‘波斯特的形式语言数学理论也对乔姆斯基有所影响，使语言学从此带有了自然科学的研究特点。 作为认知语言学的领军人物，莱考夫之前也致力于生成理论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他接触到认知科学领域的其它研究成果，如神经生理学对颜色的研究、原型理论、范畴理论，加上Talmy对空间关系概念的研究，使他开始了与认知科学和神经生物科学相结合的新的语言研究。当今认知语言学在哲学假设、研究对象、语言概念、研究方法等都与之前的语言学研究不同，无论它是否算得上一场新的革命,但它已经使语言学研究范式转向了认知神经科学范式，并且正以其崭新的范式、理论体系和研究成果丰富和支持着一门以智能系统为研究对象的认知科学的发展。目前，莱考夫不只是单方面研究语言，还和其它认知学者利用语言实验室和计算机科学实验室探索语言奥秘。过去十年来，莱考夫和Fcldman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计算机科学研究所一直从事神经语言理论研究。这是语言学与其它科学相互依存、融合的一个佐证。 纵观语言学历史，很多在语言学领域有所建树的大家并非是纯粹的语言研究者。马琳诺夫斯基是作为人类学家在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进行研究过程中提出“语境”概念的。鲍尔斯作为美国描写主义的创始人，他并没有接受过语言学方面的专门训练。乔姆斯基除了在语言方面对世界做出了贡献，还在政治、宗教等方面享誉全球。当今很有影响力的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他的著作涉及的领域更多。他的认知语言学是一门涵盖了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神经科学、脑科学、计算机信息科学、生物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但同时认知语言科学的多学科交叉并不是上述学科知识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更深层次上的实验操作及理论推断的融合。认知语言学是当下的宠儿，但它绝不是我们认识人类语言的终点。今后随着人们对宇宙和人自身的更深了解，语言学必定还会迎来新范式的转变。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生物属性最终会使语言研究和主流的自然科学逐步融合。由此来看，语言学研究与其多学科交叉的性质决定了拥有宽广的知识面是未来语言研究者必备的素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