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诞生之日起，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其鲜明的政治性和巨大的颠覆性挑战着文学经典:在文学批评领域确立了性别范畴，在批评方法上实现了从语言模式向话语模式的范式转变，批评重心强调从文本细读模式向读者反映理论的范式转型，在批评特征上完成了从同一性逻辑向差异性逻辑的范式嬗变。不仅促进了自身的理论建设，也预示了文学理论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性别范畴;话语模式;范式;嬗变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繁荣是女权运动从政治领域萌发并向文化和文学领域不断深化而结出的硕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先驱们从女权主义立场出发，重新审视文学传统、文学史和文学作品，挑战以父权中心偏见为根基的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Fhallogicentrism)。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与嬗变后，女性解放运动实践升华至女性研究理论，再反过来指导女性运动实践，逐步实现了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的共生、共栖，迅速完成了科学化和体制化进程。作为文学批评研究共同体在特定时期内广泛接受和遵守的理念系统，并由此形成独特研究传统、理论立场、学术目标、分析方法和术语体系等的文学批评范式，其转向和嬗变揭示着哲学观点、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革命性变迁过程，蕴含着基本价值观和世界观，从根本上决定了认知取向和实践态度。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式在历经质疑与挑战、创新与突破后，实现了在文学批评中确立性别范畴、在方法论上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变，研究重心从强调文本到关注读者的转型，以及研究逻辑从同一性向差异性的变迁，彰显出女性主义在批评理论上的进取心和生产力，论证了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从强调普适性价值、强调文学审美功能的现代范式嬗变到更倾向差异性价值观、挖掘文学政治性的后现代范式的趋势。
一、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溯源:性别范畴的确立
种族、性别、阶级，一直都是西方文学理论重点强调的三大重要差异范畴。作为最具历史溯源的差异事实，性别研究的历史伴随整个人类文明史，但长久以来人们对性别差异的意识通常是片面的、印象的、经验式的，并在生物本质主义的掩映下忽略了理论思考维度。女性主义的文化宗旨就是对传统的性别意识进行清理，揭示其文化塑造的秘诀，在重新认识差异的基础上，建立祛除父法魔力和权力之争的性别意识。［1］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蓬勃发展态势不仅对父权制文化进行了猛烈抨击，还在突破理论话语层面进行了大量尝试，将性别范畴提升到理论高度，改变了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界的边缘地位，并使之进入到理论话语核心，成为当代西方理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和批评界中引入并确立性别范畴是一项兼具颠覆性与建构性的双重任务。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Showalter)作为业界翘楚，将被尘封和遗忘的女性作家重新引入人们的视线。她在奠定自己“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具影响力的美国评论家”地位的著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ALiteratureofTheirOwn:BritishWomenNovelistsfromBrontetoLessing，1977)中首次提出“女作家批评”(gynocriticism)［2］这一重要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学说，不仅梳理了英国女性文学传统，还创建了分析女性文学的批评框架。肖瓦尔特对奥斯汀、勃朗特、艾略特和沃尔夫等的作品重新进行梳理和解读，对文本疏离性进行研究，对他者和边缘视角给予关注。肖瓦尔特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填平这些文学里程碑之间的空隙和断裂，让人们懂得女性是如何在经受偏见、遭受压抑的情况下开始写作的，并以此了解女性文学传统得以存在和延续的根由。第一个系统地将两性关系与男权社会结构联系起来进行论述并认定性别与种族、阶层和阶级一样具有“政治属性”［3］的凯特米利特(KateMillet)在《性政治》(SexualPolitics)中对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Freud)、亨利米勒(HenryMiller)及D．H．劳伦斯等带来性解放的男性理论家和作家进行抨击，通过深刻剖析文学大师的性描写来揭示性问题的政治内涵，暴露出充满臆断的文学作品中的本质内容:性是权力话语的一维，彰显着父权制社会的强势支配观念。这也与后来福柯提出的权力话语理论中“真理由控制话语的人掌握”［4］不谋而合。米利特不仅抨击社会上一贯把顺从、被动视为女性与生俱来特征的观点，更率先引入女性阅读的视角，号召用女性主义观点重新审视和思考男女角色的文本形象，激发女性从被动温顺型读者到主动批判型读者的意识转变，对传统的文学标准进行质疑，建立更多元化的全新文学史格局。法国女性主义理论的建树和英美女性主义文学的繁盛使得性别范畴终于凸显于文学领域，并上升到理论层面。此后无论是支持抑或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进行质疑，都已无法撼动性别意识在文学批评领域分野中占据一壁江山的事实。性别作为不同文化、不同文本、不同人群所面临的共同境遇，可以为文学、文化跨界体验提供媒介，使得散乱于不同时空、不同种族的各种思潮得以穿越彼此的疆土，在同一种规则下整合流变。女性主义意义上的性别范畴进入文学批评理论后，拓展出更加广泛的学术空间:文学标准的探讨、男性作家女性作家的比较研究、读者的性别角色、文体的确认与发展、文学史的编纂与出版等。性别范畴的确立不但是女性主义研究的文化归宿，也在方法论上具有现实意义。虽然性别范畴最初产生于女性主义土壤，但在不断发展与理论衍化中升高到批评方法和理论视域，在文学经验和文化生存中进行跨界阐释时开辟了更加广泛包容的空间。
二、批评方法论:语言模式向话语模式的范式转变
20世纪初，语言学全面征服了文学研究各领域。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拉康的符号学作为基本研究方法，注重考察语言的基本规则，侧重概括并分析各种抽象文本和文学语言规则系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得益于西方社会运动和后结构主义的发展，因此深受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和社会历史批评三大批评方法的影响，历经理论建设和实践分析，将其扩展为文学与理论的渊源，从语言、意识、世界三个维度探讨性别范畴的历史与现状。曾经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度忽视理论溯源和建构，因此一直沦落为边缘性话语，无法介入主流理论话语。与法国女性主义理论研究极有渊源的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将符号学理论加以整合，引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领域，并系统地在批评方法上驳斥了拉康的符号分析学。在个体认知过程中的符号阶段和象征阶段，拉康侧重的是语言习得和心理生成等形而上学普遍规律，而克里斯蒂娃驳斥了父法权威在象征、文化领域的精英主义论调，致力于分析男女主体性生成的不同，在意指实践过程强调本初原始驱动力的流动性和丰富性。克里斯蒂娃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优化还体现于在当时盛行的理论中打开了缺口，引入社会历史维度，关注社会与历史并不是独立于文本之外的独立因素，它们本身就是文本整体的一个组成因素，成功地在文本符号研究中引入历时因素。显然，克里斯蒂娃的意义产生理论注重强调自我与他人之间、内部与外部之间、话语与社会历史之间对话的重要性，修正了主体在一切话语结构中的统治地位。［5］在对文本语言进行文化分析和心理分析方面，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秉承“女性是文化建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并坚信写作可以颠覆叙述的既有传统:女性写作凭借身体与社会的和谐创造诗歌，破坏并重写她所洞察的社会实践［6］。西苏更关注思想范畴中对性的抑制与曲解，深信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一直管控着叙述语言的结构并形成哲学思想的主流话语。她一方面抨击父权的主宰地位和对女性创造力的贬低，一方面提倡女性语言、女性写作，鼓励女性文本破除父权权威的固定思维模式。西苏试图展现另外一种女性秩序的景象，通过对女性身体的描述，批判拉康对女性的忽视，她相信女性身体的节奏和情感为推翻父亲之名(name－of－the－father)的主宰提供了一种可能。［7］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对女性权力的呼吁和强调发展到对父权秩序的社会历史性批判，再进一步进化为改变理论话语模式，在抨击传统理论的同时深刻反省自身的理论建设，在各种文化之间漫步中完善自身的理论素养，在文学和理论之间纳入个体的生存经验及文化感悟，改变了理论话语过于阳春白雪而逐步脱离文学文本的趋势，探寻能够彼此沟通、理解的话语，从而改变了整个批评局面和理论生态。
三、批评重心:文本细读模式向读者反映理论的范式转型
西方文论的发展在20世纪前半叶借助文本的权力将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在意义生成中的互文性推向一个高峰，形成了阐释观念中的文本崇拜。到了20世纪下半期，读者批评理论开始盛行，读者作为批评理论的阐释主体一举崛起为意义生成中最受关注的环节。驱逐作者带来两种新的可能，一是作品自身被凸现为文学意义和解释为一根源;二是如果质疑作品自身的意义根源性的话，那么复数的读者就作为文学研究意义产生的主体被彰显出来。［8］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和繁荣也历经了西方文论从作品到文本，再从强调作者到关注读者的重心转移，完成了从文本细读模式向读者反映理论的范式转型。已经进入中心话语的女性主义批评以性别问题为基本出发点，对文本中父权逻辑的批判、对女性读者主体性建构的要求促成了文学体验的越界感，消除了文本与读者之间原本架构的藩篱，激发了文学作品的丰富性、自由度和灵活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曾经聚焦的焦点主要在隐喻意象、对文学经典的戏拟以及文本叙事的侧重点。文学作品中女性的卑贱、被动、癫狂等文本意象在女性主义批评者看来无疑是父权逻辑加注于女性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双重压迫，因此女性主义批评致力于建立女性主义的价值取向，号召读者留意批评视线在文本中形成的盲点，在阅读中体味父权语境。在写作过程中，女性主义批评通过女性第一人称叙事，从结构、语言、意象等不同方面为文本细读赋予不同的意义，批判了菲勒斯独白式男性中心文本策略，恢复真实的女性文学经验。在阅读理论中，女性主义批评主要针对传统的男性经典文本，在建构新秩序的尝试中力争建立读者的女性主体地位。对于女性文本的阅读，则以建立不同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女性主义诗学审美为目标，致力于从阅读现象到读者共同体、从阅读范式到读者女性主体地位、从接受美学到读者反映理论的转变。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重心的转移其实正是性别范畴运用与批评理论的结果，为文学文本多元意义的阐释和合法化带来了前提，不仅在不同话语类型的文本之间建立了关联，也在文本和读者之间生成了意义。从一元到多元，从客观到主客观互动，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从闭合到开发，动摇了线性的现代范式，催生了非线性的后现代范式［9］。同时，作者和读者身份的不断转换，使得女性主义阅读在文学经验、生存体验、美学审美和文化融合之间达成了互动。
四、批评特征:同一性逻辑向差异性逻辑的范式嬗变
作为现代西方文明根基的启蒙运动在思想上强调的基本观念是理性崇拜，这种相信理性是普遍适用的普适主义在文学价值上逐渐发展成一种同一性思维的极端模式，典型特征是以价值观的统一性为诉求，以消除差异和矛盾为手段，申述一元文化价值观的权威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历来是在对传统理论表达方式的抨击中倾注对经典和权威的深刻反省，力图改变理论话语中对父权秩序极度推崇的父权意识形态，在消除逻辑和术语中积淀的父权逻辑的同时采用差异性逻辑，挑战理论文体的传统话语方式。女性第一人称作为话语主体是伍尔夫作品的一大特色，她常以隐喻代替概念，以虚构来取代逻辑述说女性的文学体验。朱丽叶米切尔(JulietMitchell)关注男女不平等的经济原因，认为女性受压迫和被剥削是从生产、生育、性行为和儿童社会化这四个领域来实现的。［10］从“去中心化”理念的解构到后殖民主义对文化身份观的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在用差异性逻辑来对文学研究进行新的思考。也正是女性主义在文学界的异军突起，使得性别、认同、他者、生态、族群等差异性概念在文学理论界流行起来，批评界也越来越关注少数族裔如何去获得及表征自身的文化权益。女性与生俱来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孕育出女性主义的跨学科性特征，使得女性主义的发展与其他学科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对话交流机制。女性主义批评家朱丽叶米歇尔等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阶级和性别、社会差异和社会意识形态、话语与主体性等进步观念引入文学批评理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关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模式中揭示性征同性别身份认同之间内在联系的内容，发展出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语言的解析借鉴德里达、拉康及福柯的批评语言，发展出后结构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叙事学克服了叙事学崇尚形式、疏离文本的缺陷，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话语研究提供科学客观的理论体系，避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色彩和主观性;关注种族问题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女性主义同后殖民话语结合后形成的新流派;不再局限于两性问题及眼前利益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还将视野延伸到生态领域，发展出生态女性主义。女性主义从最初只关注文学批评的实践到关注差异性逻辑的转变，不仅扩宽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向度，也使得自身发展获得多重理论支撑，在与不同研究方法多维度的结合后其气势、规模和发展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女性主义培养出的学者和专家已经遍布人文学科各个领域。
五、结语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本质上说是对整个西方文明的一种拷问与思索，以更开放、更冷静的思路，挑战世纪之交的平等观念，追求与传统习俗向左的个性自由，［11］在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拆解中确立了性别范畴;对建立在等级制度基础上的本质主义的批判，对他者和边缘视角怎样介入主流社会的关注，在方法论上实现了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变;对文本疏离性的研究使得研究重心从强调文本转型到关注读者;多个领域的越界体验促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形式主义批评范式向更具综合性的文化批评范式转变。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式嬗变的研究在更宽泛、更多元地重新认识女性文学的特质、梳理女性文学传统、彰显女性书写者主体地位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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