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子看来，要跟古人交朋友，“颂其诗，读其书”是一个重要的途径。而要真正理解其诗文表达的思想，则需要了解作者的创作动机；要了解作者的创作动机，则必须了解作者及其作品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即“论世”。“论世”是“知人”的一个前提。“人”为主观因素，“世”为客观因素，二者相互依存。《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恒、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意识到，文本的产生只能阐释其所处的当时时代的精神。
唐代诗风鼎盛，诗人层出不穷。白居易写出了“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诗句，但他也发出了“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的靡靡之音，只因前者他正处在贬谪期间，故他泛舟时都会感触颇深，将自己的情感注入诗中，后者则是他已年届老耄，意志已经消沉，开始享受余生浮艳了。诗仙李白则不同，无论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还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无论处于心怀抱负，一心走干谒之路的青春期，还是看透官场，失意而走的中年期，他始终诗风豪迈，这与他早年家境殷实有关。诗人王维，早年豪迈洒脱，意气风发，“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他有如此豪气的诗语，只因当时唐朝正是昌盛繁荣之时。安史之乱始，王维不幸落入叛军手中。生还之后，悟透人生，看清一切，“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诗人的心已随风凋零。由此可以看出，时代的风云变化对不同的作者影响各不相同。作者当时心境的不同，创作出来的作品也不相同。“世”与“人”的双重作用，使他们在艺术道路上获得的成果也会各有不同。
关于“意”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的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首次提出了“以意为主”：“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工巧图绩，竞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自此，“以意为主”时常出现在一些诗文评论家的笔下。例如晚唐杜牧在《答庄充书》中提到：“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苟意不先立，止以文采、辞句、绕前捧后……”［1］杜牧认为天下一切文章皆是以“意”为主导的，如果作者的“意”不明了，即使用再多的辞藻铺垫也不足以烘托出文章的真正主旨。宋朝的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提到：“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为卫”［2］。陈师道也同样肯定了“意”在诗文中的重要地位。刘攽在《中山诗话》中也提到“诗以意为主，文言词次之，或意深义高……自可掩口，宁可效之邪？”［2］除此之外，对“以意为主”进行深度阐释与发挥的还有吴可、谢榛、吴乔等著名文人。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意”在古代诗论中是处于统帅地位的，诗文中所有字词句及辞藻修饰都是围绕其展开，“意”始终贯穿于诗文的始终，是文学的真正灵魂，而且“意”所表达的恰恰是作者自身心灵的写照。
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了一个观点：整个艺术过程是由四大要素构成的，即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他认为这四个要素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其实从源起而言，孟子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提出远远早于“四要素说”。对应起来看，即“人”———作者，“世”———世界，“意”———欣赏者，“志”———文本。艾布拉姆斯的观点是将这四个要素全部放在同一个维度进行分析。“批评家倾向于从其中一种成份中不仅引出他用来解释判断作品价值的一些主要标准，而且引出他用来解释、区别和分析艺术作品的主要范畴……其中三类主要通过作品同世界、听众或艺术家的关系来解释艺术作品，第四类在理解作品时孤立地考虑作品本身，把它看成一个独立存在的整体，其意义和价值决定于作品本身而不涉及作品本身以外。”［3］批评家以其中一个要素为主导，引出他所理解并作为判断标准的一些东西，然后由一到三，分别从剩下的三个要素对作品进行区别、分析与解释，从而达到对作者作品的一种理解；而后再从整体上统一四个要素的内容，对其进行独立性的分析与把握。
孟子的“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则是从两个不同的维度出发进行诠释。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很容易出现一种情况，即：由于将“人”和“世”隐藏很深，在阅读过程中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便自动将其忽略掉，而只是单纯从自身出发给予理解。但是，想要真正理解一部作品，就必须将“人”“世”与“意”“志”四者结合起来，既让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又不偏离作者的创作意图与原意。如姚斯所言：“在这个作者、作品和大众的三角形中，大众并不是被动的部分，并不仅仅作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变化的经验视野。在阅读过程中，永远不停地发生着从简单接受到批评的理解，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接受，从认识的审美标准到超越以往的新的生产的转换。”［4］一部文学作品如果没有读者，那么它的存在是不被认可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一部作品只有被大众所欣赏所接受，它才能够得以传承，不停地从简单的阅读接受到复杂的批评理解，它才能够超越时间的局限。
诗人白居易留下了众多传世佳作，最著名的当数《长恨歌》，其中诗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结连理枝”，至今仍被恋人间用来表达坚贞不渝的爱情。这首诗从浅显的角度来看，是描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绵绵不绝的爱情，但如果通过“论世”，透过“意”来看待“志”，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看法。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确实可博人同情，如果他们都是普通人的话；但是，他们不是普通人，拿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作为爱情的牺牲品，人们显然是不会赞成的。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怀念自己家乡为主的“寻根文学”，但是在他天马行空的思想与文笔之间，一般读者是很难领略其中深意的。他最著名的代表作“红高粱系列”，记叙的是在家乡高密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和父辈们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从文学文本自身来看，这一系列作品中所描述的违背现世道德规范的爱情是不可理喻的，无法无天的。但如果运用孟子“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文学批评方法来对作品进行解读，就会发现作品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本正是透过这种野性对爱的追求，反射出作者对现代社会生命苍白的一种感慨。在文学领域，因为有美的存在，才有鉴赏美的可能。
在文学鉴赏活动中，我们不仅要借鉴西方的文学理论观点，更要注重挖掘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观点。孟子作为百家争鸣时期的一个大家，作为孔子儒家思想的传人，他的思想是理性思辩与儒学中庸相结合的。他“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的观点，无疑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粹所在。我们要把它作为打开文学作品堂奥的一把钥匙，认真学习领悟，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全面地看待美学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