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思想家一直以来非常关注“何为人性？”这个问题。“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是孔子最先提出的，告子说“性无善恶”，孟子则提出“性善”，荀子提了“性恶”。虽然思想家的人性观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但都是为了对人的本质的探究，以及在现实生活中引导人向善，使社会安定、人们生活和谐。孟子“性善论”对人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提出性善论
孟子的性善论既有充分的思想渊源，又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从社会条件来看，孟子所处的时期还是和孔子有所差别的。春秋末期，孔子所处时代属于社会变革的过渡时期，人们认为应该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形成新的礼、乐制度以及新的社会秩序。战国中期，由于阶级斗争与社会矛盾的复杂化，不同层次和不同人的思想品德都充分暴露了，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些混乱。于是促使思想家去探索人性，人性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一背景，对于新的人性问题的提出提供了现实条件。使得孟子对人性问题的探讨更加深入。
从内容上看，孟子人性善的思想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孔子关于人性问题说的并不多，只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主张：“仁者，爱人。”而且“仁爱”之人还能在道德实践中体现“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实的利益和人性的本质“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人后天受的教育、教化水平，以及人格修养方式等都有所关联。通过和别的思想家的辩论，孟子发展和丰富了对人本性上的认识，使自己的性善论已经成为先秦时期的理论的代表。
二、人性本善
孟子的“性善”中的“性”指人不同于动物的东西，是人的本质。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四心”又称“四端”，“四端”发展成为了仁义礼智“四德”。所以说，仁义礼智是人生而具有的东西，也是性善的主要内容。孟子是以心善言性善，徐复观说：“因心善是‘天之所与我者’，所以心善即是性善；而孟子便专从心的作用来指证性善。”仁义礼智四端皆由心来，所以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故有之也。”
首先，孟子认为人人都有恻隐之心，是对他人的一种同情和不忍之心。仁的萌芽即是恻隐之心，做人的最起码原则也是仁，他说：“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仁对于人的生死存亡乃至国家社稷的安危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仁是人最基本的属性，是性善的最基本内容。其次，羞恶之心是义的萌芽，孟子认为人都有知荣辱的羞恶廉耻之心。羞恶之心发展的结果是义，是为人处世应遵循的原则，指导人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再次，孟子认为，为人要有恭敬之心，待人接物都要“以礼存心”、“以礼敬人”。不但自己对别人要以礼相待，他也希望别人对自己以礼相待。最后，智是是非之心发展的结果。判断善恶对错的基础是是非之心，智也是人判断是非的能力。
孟子思想中，四端和四德都不是平行的。恻隐之心是四端之首，也是四端的根本；仁是四德之首，也是四德的根本。“四德”以仁为主，有仁之人必能孝敬其父母，有义之人必能忠其君从其兄。而礼是实施仁义的节文，即怎样孝于亲忠于君的具体细则，智则是对于仁和义的了解与自觉。孟子认为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主张仁政的统治者都是根据自己的不忍人之心推己及人的结果，因此，仁政也是源于性善论。
三、如何实现向善？――存心养性
善端的发展就是减少来自外界的影响，因此需要存心、养性。存心即是存养这些善端；养性则是使这些善端不断发展完善。通过这种方式，使善端不断地扩充、推广，就成为仁、义、礼、智这“四德”，“四德”进行最完美的发展完善，就可以成为圣人、君子，并实现了“尽心”、“知性”、“知天”、“事天”的神境。所以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要不断修养，自强不息。
心之善只是“端”，只是“几希”，孟子认为，面对外界纷扰的欲望和念想，其根本的任务就是“求放心”。仁、义、礼、智是天赋予人的“天爵”和“良贵”，但并不是人先天具有良心就可以安枕无忧，因为环境的洗染和欲望的诱惑，人随时可能丧失自己的良心。这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人应当时刻警醒自己，保护好善心。一旦失去，要及时找回来。
孟子认为，要做到求其心、存其心、养其心，就要节欲寡欲。道德在心，欲望在身。心与身是对立的，追求欲望不符合人的本性。欲望过多会侵害心中的道德。欲望越多，道德的空间就越小，所以必须不断把欲望排除出去，这样才能充分地保有良心。
孟子指出要真正做到“寡欲”，就必须“养吾浩然之气”，充分体会心中的“善端”，并使之充分扩充，发展壮大。孟子的“养气”实际上是一种人格培养的方法，它使得人们的某种意志信念高度集中，然后让其充实完满，贯注全身。然而，培养“浩然之气”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它需要天长日久的积累，不是产生于一朝一夕。
四、孟子性善论的历史评价
孟子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性善论，虽然他的论证过程也具有合理性，但仍有让人怀疑的地方，同时也提供了方法论依据以及丰富的思想资源，让后人们去更好的研究人性问题。因此，他的“性善论”在伦理学史、中国哲学史上的意义是不可怀疑的。
第一， 孟子有了一种很大的进步就是用社会属性来界定人的本质。例如，他与告子的辩论中，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有没有仁义等道德的问题，有之，即是“人”；无之，则是“非人”。表明孟子将人视为社会的人。
第二， 孟子以“仁”为性善论的基础，肯定了人们在道德实践和道德修养中的重要性。为了保持“善”的性质，需要人们自觉地修养和提升人格。在理想人格的养成中，孟子对人的道德自觉、主观能动性、道德理性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而这正是我们现代社会道德教育中需要汲取的有益思想。道德品质的养成应该重视培养受教育者的内心自觉，而不能只靠外在的灌输与规定。
第三，孟子为了解决人性问题，让人们看到了人性中的美好的一面， 而且也为大多数人努力向善提供了理论依据。“人皆可以为尧舜”使人们觉得缩小了“圣人”与普通人之间的道德距离，让普通人也可以很快了解人格修养的路径与奋斗的目标。尽管这一高度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但“高山仰止， 虽不能至， 心向往之”。
当然，由于时代以及阶级局限性，孟子的性善论对于善、恶观念形成的社会依据、对于论证方法的科学性、对于伦理与政治结合等还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怀疑的。然而这不会影响我们再次对“性善”思想认识。性善论对于人的发展与自我完善的作用的认识，对于行为道德修养对人的本质发展以及客观环境制约与影响人的本质发展都有极其深刻的认识。这些深刻、合理的认识使得后世对“人性”问题的探讨有着相当重要的借鉴作用。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2]郭齐勇 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2
[3]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下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8
[4]徐复观 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1.9
[5]黄俊杰 中国孟学诠释史论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9
